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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抱有诸多的疑问和困惑，各种复杂的心情与纠结，但这些照片是给不了我任何答案的。然而，不知为什么，只要翻一翻它们，或者对着这些缺边少角的旧照看上那么一小会儿，就会有一种平静倏然浸染我的全身，使我没找到答案却像已经有了答案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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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里对那场战争的仇恨，似乎不再凶猛地加码和延续。反而，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和认识，更让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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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就是老照片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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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我已故的妻子和那位日本名门望族的后代——西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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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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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女士2011年去世，享年96岁，终生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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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生前，我们之间像家人一样。在日本这样的国家，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家庭和曾经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的后代能够像家人一样交往，也是非常罕见的。原因在下一节慢慢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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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一家是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争的一个商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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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兄弟姊妹四人，她排行老大，下面有二妹、三妹和一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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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她们的父亲曾经在大连开商行做贸易，全家都跟着父亲一起居住在大连。西田女士和二妹终生未嫁，只有三妹结婚成家，三妹的丈夫当时是供职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一名医生。西田太太告诉我们，三妹的丈夫虽是医生却酷爱摄影，去各地巡回医疗时总带着相机，这些照片大部分就是她当医生的三妹夫亲自拍摄的，好像当时她三妹夫还是“满铁”大连本部某摄影协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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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太好了！”“大连真的是很好！”“我忘不了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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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年过九旬的西田女士每次聊天时的口头禅。我有时故意追问她：大连什么地方好？她说最难忘的是她中学时代在大连参加的那次游泳夏令营，有一次竟然游了一万米。“大广场”（现中山广场）、“星ヶ浦公園”（现星海公园）、“镜池”（现明泽公园）、“满铁大连医院”（现大连中山附属医院）等地方的名称她都能脱口而出，当时我却不知道她说的都是哪里，后来我上网找出大连地名新旧对照，才知道西田女士说的那些地方现在的名称。西田女士一家当时住在明泽湖附近的高级住宅区中，她父亲的商行就在大连宾馆附近的商业楼内，商行的生意好像是经营美国、日本和“满洲”之间的物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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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二年，贸易中断，生意萧条，西田一家举家迁回日本。靠当时她父亲的贸易公司与“日本邮船”之间的私人关系，西田一家在大连所有的家当被完整地打包后免费运回了日本（每次西田女士讲到这里，总要重复几次“免费”这个词，证明当时他们与日本邮船这一最大船运公司的关系不一般）。的确，前几年去西田家做客时，看到仍然还在使用的餐桌、茶具、托盘、橱柜……包括佛具等几乎都是完完整整地从大连运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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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照片影集，就是其中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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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些照片拍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然后1942年随家当被运回了日本，在西田家一直珍藏了六十四年后的2006年，又重见天日。我和妻子作为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西田女士的这份跨世纪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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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和西田女士的缘分又是如何结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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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田女士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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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裹挟在赴日留学的浪潮里，我实现了留学日本的梦想。第二年，妻子作为陪读，也来到了日本。第三年，扔在姥姥身边一年多的女儿也拿到了来日本居住的签证，一家三口终于在日本崎玉县一所仅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的老式住宅里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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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多的女儿刚来日本时经常感冒，而且一感冒就发烧。有时候从一般药店买点感冒退烧药就能好，可有一次连着烧了三天，只好抱着孩子去了附近的儿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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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来到日本后第一次去医院，第一次跟一个日本医生用日语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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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医生给女儿量完体温后，看着体温计对我说：“哦，体温是九度五。”我当时愣了一下，心想怎么才“九度五”？！紧跟着用极其正规的日语向医生确认：“先生，刚才在家里量的是三十九度五。”“三十”这个词还故意用重音强调了一下。医生迟疑了一下，抿嘴笑着说：“啊，是吗，知道了！”医生迟疑的表情好像是在反问我：难道我说得不对吗？我也反应了过来，原来日本的医生报体温是不加前面的“三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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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二十多年的日本生活里，不管孩子还是自己，去其他医院看病时只要让我报体温，我就故意扔掉前面的“三十”，语气坚定娴熟地报上“八度六”或“九度三”什么的。在我的潜意识里，觉得那样报体温，医生不会觉察出我是外国人，让他们觉得我更像个老练的患者，这样会对我好点（这完全是在自己国家养成的一种讨好医生的心理）。每次这样报体温，总仿佛能挽回我第一次纠正那位小儿科医生所留下的尴尬似的。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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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儿科医院。女儿需要打针（后来才知道，在日本很少需要打针和打吊瓶，因为那次孩子的感冒已经引起了肺炎）。然而，就在给孩子打针的环节，我又出了个小状况。为了表示我积极配合，并证明我能听明白医生的日语描述，在护士准备针头和药物的空当，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把孩子的裤子褪下，朝着医生的方向，让孩子撅起露出的半个屁股，意思是：先生，请！医生这次真的愣住了，一副茫然的表情。握着针头的手停在了空中至少有五秒钟。一旁的护士看明白了，赶紧过来解围说：“啊，还是往这里打吧。”说着帮我把孩子的裤子提起，把左侧的胳膊从袖筒里褪了出来。哦，我明白了，日本注射时不打在屁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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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诊室，去前台领药结账。前台的人给我介绍所有药物的服用方法，我全听明白了，只等付钱。可前台的人紧接着说：“今天就这样了，请保重。”我赶紧示意我的手是已经放在拉开拉锁的钱包上的，我还没有付药费呢。前台的人告诉我说：“先生交待了，不收药费。”我立刻明确地把钱包往前又推近了一点，表明我是准备好付药费的，心想诊室里多余的举动已经丢了不少面子，药费可不能再欠了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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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需要，先生已经交待过了。”前台又说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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