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19738
失败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与中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的描述相比，对于中共历史上这样一次重要的失败经历，具体的研究和阐述不是很多，有许多问题我们尚不能得其详，简单的原则论述和具体的历史运行脉络也常常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而当我们重复当年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以“左”的错误为这次失败定性时，往往忽视了其中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
1706719739
1706719740
其实，翻开中共壮丽历史的长卷，在欣赏波澜壮阔的胜利画面之余，偶尔体味一下这一段别样的经历，也许可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果考虑到成败、祸福之变，谁又能说，这样的失败就完全没有意义呢？！就整个苏维埃运动而言，后人（虽然是外国人）曾有过中肯的评断：“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是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组织和动员苏区居民的各种方式的尝试和失败的考验，使得中共到30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这（加上其他条件）也成为抗日战争年代里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较快增长和发展的基础。”[1]这样的说法放到第五次反“围剿”的这一时段中，也并非就没有针对性。苏维埃运动是中共革命过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中共革命本身就是一个从不可能到可能的创造奇迹的过程，因此所谓的超越阶段之类的说法更多只具有逻辑上的意义。作为中共首次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苏维埃革命基本奠定了中共武装革命的思想和逻辑基础，建立了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个中央政权，通过对苏区的独立控制，显现出中共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事实上，虽然具体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此后续有调整，但中共革命的几个重要原则诸如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土地革命、社会再造等，在这一时期已经牢固确立，由苏维埃革命开始，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
1706719741
1706719742
苏维埃革命高歌猛进的初期阶段，中共把革命的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数年后几十万人的武装即矗然挺立，缔造出国共合作共同北伐后的又一个传奇。中共在这其中表现出的让人感觉无穷无尽的能量，不仅当年的对手为之震惊，即连多年后的览史者，也很难不为之倾倒。不过，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极限，中共在多种境遇下实现的超常发展，到这时，似乎终于到了该停歇一下的时候了。从历史的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无论和共产革命中的前人或者后人相比，他们改变了的或者可以改变的东西实属有限，在滚滚的历史大潮面前，他们难以担当引领潮流的重任，更多时候乃是随波逐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航向。后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许多问题，既不一定是他们的造作，也不一定为他们所独有。对此，毛泽东曾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中肯谈道：
1706719743
1706719744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2]
1706719745
1706719746
毛泽东的评判，主要是从中共内部着眼，而邓小平则从国共相争的大背景，透视过当年“围剿”与反“围剿”成败得失的幕后玄机：
1706719747
1706719748
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3]
1706719749
1706719750
中共两位超重量级人物的论断，客观、公正、独具慧眼，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多样性认识的范本。
1706719751
1706719752
如果不是过分执著于结果的话，面对1933～1934年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程，冷静地想一想，中共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军志在必得、几倾全力的进攻下，竟然能够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够令人惊叹的。何况，无论是事后诸葛的我辈，还是当年那些参与创造历史的人们，只要不是抱有“革命高潮”的狂热，对于此时国际国内背景下，红军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江南的可能命运，应该都或多或少会有不那么乐观的预判。中共和红军的成长，如毛泽东当年论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统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仔细排列一下当时各苏区的名称，诸如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陕、川陕等，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这些苏区都位于数省交界的边区，都利用着南京政府控制软弱的条件，力量、地域的因素在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绝对不能低估。然而，这一切，到1930年代中期，已在悄悄发生着变化。随着地方实力派挑战的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中共可以利用的地方因素明显弱化，回旋空间被大大压缩。当国民党军大军压境、全力挤迫、志在必得时，成长中的中共最好的命运大概也就只能是顺利摆脱，韬光养晦，以求东山再起了。
1706719753
1706719754
这是一个中共成长壮大的时代，但远不是中共掌握政权的时代，超常的能量，也无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发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泽东、朱德发挥自己的天才剑走偏锋（比如在军事上的天才创造、对力量的精准把握）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中共的西走川陕，或许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剑走偏锋。
1706719755
1706719756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平心静气，不抱成见，尽可能避开历史进程中现实需要带来的政治口水，更多通过当年的而不是后来的，描述性的而不是价值评判的历史资料，回首这一段曾经不那么愿意直面的历史。历史展现虽然不会像文学作品那样罗曼蒂克、激动人心，但却可能更有益于后人了解历史的本然进程，以从中汲取养分、获得智慧。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面对着他们自己的问题，别人很难越俎代庖，因此，作为一个以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为聚焦点的研究，本书或许承担不起总结经验的责任，也未必真的能够提供若干教训，更多的只是想呈现一种面对历史的方式，即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尽管，原初的历史是如此复杂，复杂得也许会让人感觉混乱，但光怪陆离既然提供给了世界，应该也就预备给了历史。
1706719757
1706719758
平心而论，即便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也未必能洞察秋毫，何况那已经永远逝去的人和事，因此，原初的历史和我们的认知之间，恐怕总是会存在距离，所谓历史的弹性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吧。在无限丰富的可能面前，历史研究者没有理由不谨慎和谦卑以对。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放弃对历史本真的探求，在不确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确定的唯一，是历史研究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否则，我们因何而存？！
1706719759
1706719760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0～21页。
1706719761
1706719762
[2] 毛泽东：《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38～939页。
1706719763
1706719764
[3] 邓小平：《跃进中原的政治形势与今后的政治策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97页。邓小平接下来还谈道：“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
1706719765
1706719766
1706719767
1706719768
1706719770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一 中央苏区的炼成
1706719771
1706719773
1.中央苏区的成长
1706719774
1706719775
1930年代，中央苏区成为全国各苏区中的“中央”，绝非浪得虚名。由于朱毛红军在赣南一带的出色表现，早在1930年前后，这里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讨论的重心。1930年7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共中央，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问题作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强调：“完全掌握农民武装斗争的一切形式，尤其是直接着手组建惟一能保证我们巩固胜利的正规部队，只有在牢牢占领并保持具有巩固和进一步扩大苏维埃政权的足够政治经济前提的根据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同时指出：“我们越是迅速地具有这样的根据地，越是迅速到把武装斗争从各种独特的游击战变为正规军作战形式，我们就越能迅速地保证从组织上掌握农民革命运动，就越能迅速地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1]根据这一判断，8月8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
1706719776
1706719777
必须选择和开辟能保证组建和加强这种军队的根据地。对根据地的基本要求是：相当程度是农民运动，从容组建的可能性，获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证今后能夺取一个有足够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发展前景。目前显然赣南、闽南、粤东北地区首先能够成为这样的根据地。[2]
1706719778
1706719779
这里提到的三个地区此时只有赣南地区已经有大规模的红军活动，而先后在这一地区活动过的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正是中共武装的精英。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判断，在所有红军部队中，“朱德和毛泽东的军以及处在他们影响下的两个军（第3军和第12军）是最好的。彭德怀的军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两个军（第8军和第16军），与他们差别不大”。[3]中共中央也明确肯定：“四军是中国红军主力的主力”。[4]显然，已有根据地基础，又拥有优良红军和坚强领导人的赣南更有可能满足共产国际建立中心根据地的要求。不过考虑到自己远在千里之外，毕竟对当地情况不太熟悉，共产国际并不想在这样的具体问题上遽下定论，在有关电报后面不忘补充说：“更详细地核实这一情况只能在当地进行”。[5]这是1927年莫斯科在中国遭遇挫败后，指导方式开始调整的一个例证。
1706719780
1706719781
共产国际提出这一计划，正是此时实际控制中共中央的李立三错误向着最为极端的方向发展之时，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为着减消李立三的错误而提出的。因此，在被狂热中的中共中央冷藏了近一个月后，随着进攻长沙的失败及李立三总暴动方针的破产，尤其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开始得到更多重视。首先是关于建立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得到落实。6、7月间，共产国际数次要求中共中央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加强红军”，[6]但正沉浸在革命高潮美好想象中的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无暇顾及。周恩来同年底谈道，这时的中共中央“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并不放在党的工作之第一位……同时反对我在国际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意见，认为是右倾，保守观念。六月间，国际来电提出建立苏区的中央政府，也未被重视”。[7]8月底，李立三的狂热渐现退潮之势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成立苏区中央局的建议。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同时，周恩来“在政治局提出自己前往苏区的建议”，由于大家都认为“他在政治局里简直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不可替代的人物”，[8]这一提议未能通过，但体现了此时中共中央开始高度重视苏区建设。接着，中共中央初步明确了中央根据地的范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区的工作计划中谈道：“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9]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10]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中央苏区这一概念。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文件中提到的赣南和闽粤赣（即闽西）两块根据地实际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1931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据地”[11]的提法，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中出现“朱［德］—毛［泽东］的中央（苏）区”[12]这一概念，中央苏区的地位已经初步奠定。
1706719782
1706719783
赣南及赣西南苏区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然和这里卓有成效的苏区建设密不可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军政领导人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持续壮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关注不断加强，这里作为全国苏维埃中心的地位也更加巩固。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此，赣南、闽西作为中央苏区的地位终于实至名归。
1706719784
1706719785
随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日益重视根据地建设，一大批军政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更是人员流向的重点。1930年9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向中央苏区派出67人，其中57人到达。[13]苏区中央局也正式在中央苏区开始运行。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1932年下半年，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鉴于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建议将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14]11月，王明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式提出“将中央迁往中央苏区”。[15]年底，共产国际决定：“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从上海迁往苏区。”[16]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
1706719786
1706719787
大批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一时间使这里人才济济，并使苏区原有的组织体系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朱德等苏区创建者予以高度评价，指示“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行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17]中共中央则强调：“我们坚主采取一切方法，根据党的路线，缩小争论；无严重破坏纪律之事，则绝不应采取任何组织结论。”[18]而像周恩来这样的新领导人对毛泽东也相当尊重，1932年6月，他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19]但是一批党内现有地位高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到来，使毛泽东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成为苏区事实上的掌控者，而越来越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边缘位置。尤其当中共中央把毛泽东视作右倾方针的代表时，不仅是他本人，他的工作作风、思想方式、应对办法都遭到质疑，与其有关的一批富有实际经验的苏区原有干部也被冷落甚而被斗争，这对苏区长远建设、发展并不有利。
[
上一页 ]
[ :1.70671973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