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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提出这一计划，正是此时实际控制中共中央的李立三错误向着最为极端的方向发展之时，某种程度上，这本身就是为着减消李立三的错误而提出的。因此，在被狂热中的中共中央冷藏了近一个月后，随着进攻长沙的失败及李立三总暴动方针的破产，尤其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开始得到更多重视。首先是关于建立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得到落实。6、7月间，共产国际数次要求中共中央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加强红军”，[6]但正沉浸在革命高潮美好想象中的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无暇顾及。周恩来同年底谈道，这时的中共中央“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并不放在党的工作之第一位……同时反对我在国际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的意见，认为是右倾，保守观念。六月间，国际来电提出建立苏区的中央政府，也未被重视”。[7]8月底，李立三的狂热渐现退潮之势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成立苏区中央局的建议。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同时，周恩来“在政治局提出自己前往苏区的建议”，由于大家都认为“他在政治局里简直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不可替代的人物”，[8]这一提议未能通过，但体现了此时中共中央开始高度重视苏区建设。接着，中共中央初步明确了中央根据地的范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区的工作计划中谈道：“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粤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9]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10]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中央苏区这一概念。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文件中提到的赣南和闽粤赣（即闽西）两块根据地实际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1931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据地”[11]的提法，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中出现“朱［德］—毛［泽东］的中央（苏）区”[12]这一概念，中央苏区的地位已经初步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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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及赣西南苏区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然和这里卓有成效的苏区建设密不可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军政领导人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持续壮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关注不断加强，这里作为全国苏维埃中心的地位也更加巩固。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此，赣南、闽西作为中央苏区的地位终于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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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日益重视根据地建设，一大批军政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更是人员流向的重点。1930年9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向中央苏区派出67人，其中57人到达。[13]苏区中央局也正式在中央苏区开始运行。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1932年下半年，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鉴于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建议将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14]11月，王明致信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式提出“将中央迁往中央苏区”。[15]年底，共产国际决定：“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从上海迁往苏区。”[16]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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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一时间使这里人才济济，并使苏区原有的组织体系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朱德等苏区创建者予以高度评价，指示“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行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17]中共中央则强调：“我们坚主采取一切方法，根据党的路线，缩小争论；无严重破坏纪律之事，则绝不应采取任何组织结论。”[18]而像周恩来这样的新领导人对毛泽东也相当尊重，1932年6月，他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19]但是一批党内现有地位高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到来，使毛泽东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成为苏区事实上的掌控者，而越来越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边缘位置。尤其当中共中央把毛泽东视作右倾方针的代表时，不仅是他本人，他的工作作风、思想方式、应对办法都遭到质疑，与其有关的一批富有实际经验的苏区原有干部也被冷落甚而被斗争，这对苏区长远建设、发展并不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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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运行真是十分复杂，正因为毛泽东、朱德等的出色表现，使赣南、闽西苏区成为中共活动的中心，而这种中心的到来，却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权威。对于毛泽东而言，确实难免会有情何以堪的感觉。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共中央就是摘桃派，中共中央实际上的接管中央苏区，首先是由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所决定，在这方面，个人或团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其次，各个苏区的发展固然包含着领导人的天才创造，但毕竟是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之下，与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不能分开；另外，中共中央到来前，中央苏区在肃AB团等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领导威信其实已经受到影响，黄克诚回忆其与红军干部何笃才间的一段经历，颇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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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待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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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中央与老干部之间的冲突外，中共中央到来后，即就活跃于第一线的领导人而言，当时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远未形成，领导者之间、前方与后方之间的掣肘现象常有发生。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就抱怨：“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21]即使是被认为同处留苏阵营的张闻天和博古，暗中也不是没有相互角力，张闻天后来曾谈到他和博古此一时期的分歧，认为：“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22]广昌战役后，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也有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23]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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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这些问题还不明显，而且苏区正处于其发展的高峰期。1933年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首次在红军中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也不吝美言，赞誉其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25]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在江西处于守势，红军乘机在赣中、赣东北一带积极活动，扩大苏区范围，中央苏区疆域进一步扩大，跨有闽赣两省数十个县。到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苏区在江西达到极盛，除占据赣南一半以上地域外，北延到南城、黎川地区，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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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苏区的不断壮大，人才空前集聚并拥有了中共中央机关的中央苏区领导层当然不是毫无作为。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中曾写道：“事实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本身是一个发展的东西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错误之中把自己坚强起来，我们更应该坚持这种服从真理追求真理的正确态度。”[26]这一判断在苏区时期其实同样适应。也就是说，虽然毛泽东在苏区发展壮大中表现的卓越才能超乎于包括博古在内的中共中央许多人之上，但不能认为苏区建设就一定会由于毛泽东地位的变化而升降。中共中央进入苏区后取得了一些值得列举的政绩：1933年，在连续两年歉收后，中央苏区迎来了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产量接近革命前的水平，毛泽东1933年对才溪乡的调查展示的虽是比较好的状况，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27]虽然收成的好坏和自然气候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土地明确归农户所有等一系列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措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同时，中共中央在经济、劳动等政策上也作出了一系列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军队和地方的正规化建设由于中共中央的到来都有了长足的进展。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对军队基本战斗技能培训明显加强，红军将领深切感受到：“射击技能之不够在过去成为部队普遍的现象，而这次战斗中射击技能之进步并成绩确有不可抹煞之事实。”[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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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到来后，随着大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准人员的陆续进入，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空前发达。各种杂志、报纸纷纷创刊，反映着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舆论批评的气氛尚较活跃，并由此给后人留下了更完整、全面认识中央苏区的珍贵史料。在肃反问题上，虽然肃反扩大化趋势仍不能克服，但富田事变前后的严重肃反错误已被纠正，党内的所谓“残酷斗争”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组织上的措施明显比此前谨慎，即使是被集中批判的对象罗明，也没有遭受肉体上的摧残。大批干部的到来也使监督体系和民主决策有了一定的发展。军队正规化建设正在加强，干部的使用更程序化，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体制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这些，代表着苏维埃政权军事、政治上不断发展的现实和趋势，中共中央作为工作的主持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应完全抹杀。所以，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指出：“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29]这一说法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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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和毛泽东时代注重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在实践中艰辛探索从而迅速使苏区获得发展壮大相比，毛泽东逐渐淡出决策层后，中央苏区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曾谈道：“在1927～1935年而特别是1931～1935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而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30]他所作的更具体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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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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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些问题，既有苏区本身的原因，也有中共中央指导的失误，既可看作探索中的失误，也不能忽视理论指导和实践上的欠缺。毕竟，经过国民党方面的数次破获和打击后，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十分年轻的领导群体，两位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张闻天分别只有24岁、31岁。即使考虑到中共是一个年轻的政党，秦、张两人的年龄和经历仍然显得太过单薄，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完成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以他个人的政治沉浮作为苏区政策变化的时点，这应属客观的实事求是态度。事实上，面对当时民族危机和政治生存的复杂局势，中共党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足为奇，而在克服这些问题的道路上，也凝聚着许许多多中共党人的心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虽然远在数千里外的莫斯科，但他当时的动向仍值得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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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2.新形势与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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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日本资产阶级报纸关于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的传言”通过决定：“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明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进行谈判。”[32]共产国际专门就此一问题作出决定，粗粗看，似只是对既有方针的继续，细细观察，却可发现其背景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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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远东乃至世界格局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就苏俄而言，日本的威胁已经十分现实，尽力防止其北进成为苏俄重要战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苏俄极力防止刺激日本，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与广田见面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实行严格的和平与和平关系的政策。它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33]因此，此时中共方面和蒋介石的任何接触，都有可能导致日本作出国共在苏俄指导下携手抗日的判断，对日苏关系稳定显然不利，这是苏俄方面极力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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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俄不愿公开刺激日本，但面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又不能不慎谋应对之策。中苏两国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开始明显表现出接近势头。1931年7月初万宝山事件刚发生时，苏俄即通过莫德惠向南京政府提议恢复邦交，表示：“现今日本觊觎满蒙，国境方面中日紧张。当此时机，中国政府何不重订对苏对日政策，采对俄亲善方针而使本国能专心对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国之对日实力必占优势，而造福于今日之中国。”[34]对此，南京政府虽屡经讨论，终以双方意识形态差异，拒绝苏方提议，断言：“苏俄对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国。苏俄狡猾，断无轻弃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对莫代表所转告之各种建议，我绝不许可，并应予以反驳。”[35]9月底，为应对九一八事变成立的国民党中央特种外交委员会讨论了对苏复交问题，在此问题上开始采取弹性态度，强调：“对俄复交事可进行但不必立刻实行，以保留与欧美交涉之作用并为有条件之交涉。”[36]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与苏俄进行复交的秘密谈判。12月12日，中苏双方互换照会，宣布自即日起，中苏两国正式恢复正常的外交与领事关系。不久，南京政府任命颜惠庆为驻苏大使，苏俄政府派遣鲍格莫洛夫为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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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对南京政府态度的变化，不可能不导致其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调整。虽然出于对日本反应的顾虑，这种调整进行得小心谨慎，而且在南京政府坚持武力“剿共”的前提下，中共与南京方面的武力对抗之路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微调的迹象其实已经在逐渐显露，1931年11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1945年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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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1935年期间……我逐渐对一些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起了些思想上的变化，因而在有些政策问题方面，与当时当权的其它教条主义同志有些原则的分歧，例如在政治上——在1932年春不同意临时中央对上海十九路军抗战是反动性战争的估计，不同意他们反对“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同年冬，代中央写了提议在满洲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满洲党的信；在1932年～1933年长期向米夫说服和斗争的结果，通过国际致电中央提议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并写了经济政策一文；1934年底在新条件与新策略等文中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代中央起草八一宣言及写《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等。在组织上——不同意临时中央在白区乱用“右倾机会主义”大帽子，乱打党和团的许多地方组织和干部；不同意临时中央在苏区反“罗明路线”，反毛主席及其它同志的斗争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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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当时，王明正处于被痛打的落水狗地位，他的这些表态没有得到多少重视。撇开王明这段话自我表功的成分，可以看出，王明实际上道出了苏俄和共产国际新形势下调整中国革命政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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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2次全会上，王明发言提到了民族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但论者一般以为这还只是此前中共已经提出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翻版。不过，到1933年1月，随着他先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及《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及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的发表、发出，表明王明的思想确实已在发生不应忽略的变化。前一宣言表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以保卫国家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38]这一表态区别于此前中共“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政策，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后一指示信则明确提出：“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信中强调在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时应高度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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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澈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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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王明发表《东三省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一文，重复了指示信的基本内容，同时批评：“中国共产党底东三省组织，犯了许多策略上的错误。东三省组织不懂得和不善于实行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策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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