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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调查材料看，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最多的超过60%，最少的仅6.3%，规模较大、较具代表性的两个调查中，福建66县不到20%，江西28村则为30.4%。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抗战前地主占地包括公田在内为28.72%，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为一般乡”。[69]表3中的南康樟木乡所在的潭口区是南康“主要封建堡垒之一”，“樟木乡新田村尤为全区突出之封建堡垒”，[70]但其地主、富农占地只有24.7%。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基本是以30%为中轴。相对而言，占人口40%左右的贫雇农占地数据比较一致，多在20%左右。将上述数据和前述多种调查综合看，闽、赣两省农村以自耕农为主的构架可以成立，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并没有得到证实。[71]甚至还有一些无地主村：福建崇安“阶级划分亦不甚显著”，“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土地改革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72]江西瑞金象湖镇黄埠头“八百口人，没有地主，有两家富农”。[73]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唯一超过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20%～30%，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别。[74]所以，严格说，这一统计应有一定水分。事实上，土地改革前江西有关专业部门的调查结论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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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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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省范围来说明，估计地主土地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某些地方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甚至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富农土地约占百分之十五，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公田约占百分之十，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个别县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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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和近年学者提出的全国范围综合估计地主、富农占地约50%的结论比（有理由认为，这一结论可能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高估），闽、赣两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在全国当不算高。无怪乎1950年代初湘、鄂、赣、粤、豫五省农村进行的调查中，江西和河南一起，被列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76]而从江西、福建两省调查材料看，福建土地集中程度还要低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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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这一地区土地集中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从总体上否认这一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有意思的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多个报告都提供了现在常被认为是土地集中并不十分严重的数据，但调查者往往都得出土地分配非常不均的结论。[77]在被一些不无片面的夸大的宣传数字范导多年后，也许当时的实际数字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会被作为相反观点的论据。其实，应该说，在这些更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数据后面，体现着的仍是农村占地的不平衡局面。这一点，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数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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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地主与贫农人均占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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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见，地主人均占地一般在贫农的10～30倍，少数地主、富农占地极不集中地区这一比例在10倍以下。福安南塘保贫雇农人均占地0.39亩，地主为5.81亩，是前者的14.9倍，这在闽赣两省农村中被认为是属于一般集中的，是较多出现的比例。虽然闽赣两省地权分布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集中，但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仍然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以当时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保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均均分土地，当时闽、赣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苏维埃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口膨胀、战争、政治不靖及国际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困窘，更埋下了农民求变情绪的根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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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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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1920至19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描述中，地主、富农和贫雇农作为社会对立的两极，往往受到充分的重视，而在这两极间的一个庞大社会阶层——中农却常常遭到忽视。其实，当时的调查材料反映出中农在农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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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农是作为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提出的名词，1949年前，除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得出的调查（如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成果外，大部分调查并不使用中农这一概念，而是以地主、自耕农、佃农进行种类划分，即使受中共影响进行的调查，对中农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因此中农在人口中的比例和社会中的影响难以得到准确反映。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随着中共积累起更多阶级划分经验，中农形象渐渐鲜明，毛泽东给中农下的定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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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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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强调阶级分析的中共党人而言，中农的划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者不能忽视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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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用中农概念的多项调查提供的数据看，中农人口和占地比例在农村通常是最大的阶层，一般达到当地农村的30%左右。从人口比例看，中农在农村各阶层中比例一般仅次于贫农。福建66县的调查中，中农人口高达39.8%，数量上非常接近贫农。中农人口高于贫农在各阶层居第一位的地区也不在少数，据安徽安庆专区调查，“中农在本专区是一个很大的阶层，一般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占有土地亦为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怀宁三民村中农人数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八，占有土地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八”。[79]安徽宣城东里村中农占总人口（2894人）的49.1%，已几乎接近半数。在有关调查中，只有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永嘉进行的调查中，中农比例不到10%，远远低于普通数字。但在这一调查中，贫雇农人口比例达到74.06%（一般为40%～50%），占地也达到43.14%（一般为20%以下），大大超出一般数，应是在中、贫农的划分上和通常标准有所差异。[80]中农在农村人口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影响农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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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一般而言，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农比例较高，而在相对贫穷、落后地区，中农比例要低一些。苏区由于多处山区，经济相对落后，中农发育受到影响，较之社会平均指标要低一些，但即使如此，中农仍占相当比例。福建龙岩“贫富无甚悬殊，是以中人之家，最居多数”。[81]湘鄂西苏区中农占到33%，贫农为50%。[82]江西28村1950年的统计数字是中农占28.8%，贫农占54%，雇农占2.53%，其中苏区12个村中农占22.55%，贫农占63.29%，雇农占1.18%。[83]福建长汀土改前中农人口占35%，地主、富农人口比例不到3%；[84]建宁中农占人口的28.17%。[85]赣南的南康樟木乡土改时统计全乡人口为4878人，其中中农1231人，占25.24%。[86]可见，即便在苏区，中农人口仍占到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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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占地比例看，中农占地一般稍稍超过人口比例达到35%左右，或居于第一，或次于地主居第二。浙、皖、闽、苏南235县中农占地为33.65%，[87]江西28村中农占地32.2%，其中苏区12村为30.42%；[88]南康樟木乡全乡土地4508亩，其中中农占1762亩，占39.1%。[89]这样的比例在闽赣地区具有普遍性。闽西由于公田比例庞大，中农占地比例稍小一些，长汀土改前中农占地17.6%，但这一数据是以公田占有49%为背景的，而且其在各阶层中仍然属于占地比例最高者，远高于地主、富农的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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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均占地看，中农“稍高于全乡每人平均土地数的较多”。[91]虽然如此，在中央苏区，由于可耕作土地较少，中农人均拥有土地的绝对值仍然很低，福安古田七保村中农人均占地1.27亩，[92]南塘保中农人均占地1.11亩。[93]这个数字在当时土地收获量低下的情况下，并不足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相当部分中农还要佃入土地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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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资料主要是耕牛占有情况看，中农更具有较大优势。据对福建14县22个村的调查，耕牛占有情况是：中农占有耕牛总数的55.69%，贫雇农占有32.63%，富农占有8.76%，地主占有1.12%，其他阶层占有1.8%。[94]古田县七保村全村耕牛72头，10户地主没有一头，2户富农占有14头，102户中农占有40头，178户贫农占有15头。[95]江西九江县石门乡解放前中农占有耕牛、农具的比例分别达到46.6%和50.47%。[96]湖南桂阳樟市乡中农占有耕牛、农具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1.88%、45.31%。[97]中农在人口、土地及生产资料占有上的重要地位，使其动向对农村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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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话语中，中农一直是联合的对象，只是在联合的地位和紧密度上随着判断的变化有所差异。苏维埃革命早期，中共曾认为：“至于自耕农亦只能希望他们在土地革命中中立，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抛弃自耕农、中农、小商人，而且还是要联络他们。”[98]这是从较松散的层面谈论联合中农。随着苏维埃革命的深入进行，中农在农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到更充分的认识，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联合中农放到战略高度予以考量，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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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而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之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必能得到广大的中农群众的拥护。因为中农群众也是受地主阶级各种封建剥削压迫群众中的一部份。[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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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就理论上而言，中共从未怀疑过中农的重要性，但中农和贫雇农毕竟是具有不同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的两个群体，尤其在动荡的政治运动期间，这种利益冲突更容易被诱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阶级分析立场出发，中共对贫雇农的信任度当然要高于中农，“依靠对象”和“联合对象”的提法明显表明了两者在中共心目中的不同地位。从中共的阶级分析系统出发，被定位为农村中小资产阶级的中农，确实难以和贫雇农的半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身份相比。在此背景下，像贫农团这样被认为是“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100]的贫雇农的群众组织，在阶级话语中拥有绝对强势地位，有报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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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开始组织以来，对于贫农、雇农中很有效力，因在平分土地与反富农斗争中特别表现了它的力量。一般贫农、雇工许多问题多找贫农团，多有乡苏维埃是另外的“官府”，而贫农团是他们的“家庭”之势……有时因反富农斗争与当地苏维埃有不同意见，该贫农团即说苏维埃袒护富农，苏维埃即说贫农团侵占中农。一个要斗，一个不要斗，在发生冲突时，多系苏维埃负责人被贫农团捆打。[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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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团和苏维埃之间围绕着中农问题的冲突，颇具意味。尽管苏维埃本身就是一个以保护贫苦大众利益为职志的阶级政权，但面对贫农团这样纯粹的阶级组织，在阶级话语具有压倒性的政治优势背景下，有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遑论贫农和中农之间的直接对垒。所以，中共在组织贫农团时，虽然一直强调“贫农团的会员虽只限于贫农以下的人，但绝对不是反中农的；相反的，它应在一切活动中吸引中农于其周围”，[102]但正如贫农团与苏维埃政权在对中农的判断发生冲突时所显示的，作为农村两个具有重大影响的阶层，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并不总能一致，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农的命运事实上就已经被决定了。苏区社会政治的排异性及在阶级话语下置身中农和贫农间的尴尬处境于此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