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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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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族、士绅的影响相比，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当时普通农民更感困扰的是政治的不安定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骚扰。清末以来，由于内外环境恶化遭遇的财政经济压力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国家及各级政权对农村的财政需索明显加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有增加。“国府奠都南京后，田赋划归地方税收，田赋征收之权，操之于地方，于是附税之增高，逐年随地方费用而俱增。至今八年，省方附加于上，县地方驻军及乡镇公所附加于下，因以附税日重，演成今日惊人之数目。”[181]就正税具体数据看，江西全省田赋正税平均每亩征收约0.275元。[182]赣南因为产量相对较低，征收标准普遍低于赣中、赣北，像瑞金、宁都、兴国、赣县分别是每亩0.074、0.183、0.248、0.23元；均低于全省均值，于都较高，为0.304元。[183]具体到每个人头，江西统计的43县人均负担税额约0.84元，[184]福建统计的44县人均负担约0.79元。[185]从县域看，黎川县田赋额度为114973元，和其苏维埃革命前的13万多人口衡量，平均每人不到一元。[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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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正税税额言，闽赣两省农民负担不能算高，但各种捐税、附费、摊派、征借，普遍达到正税标准，且地方政府对这些税费征收的热情更要高过正税。江西1912年水田正税和附税之比为1∶0.41，1932年则为1∶1.03；同年福建正附税之比也达到1∶0.97。[187]时人调查显示：“闽省田赋正税额数，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八百三十元；附税额数，为二百九十九万三千一百四十元。附税与正税之比，附税约占正税百分之八十二强。”[188]随着“剿共”军事的展开，江西各县人均还要负担自卫经费0.238元。[189]个别县份附税及其他征发要远远高出正税，像江西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之税额，正税约占主要作物收获三十分一，但地方附税及其它苛派杂捐，常超过正税若干倍。加之粮差户书等陋规复甚繁伙，常等于或超过正税之数”。[190]地方附税的混乱及漫无标准，从国民政府的有关反应中也可证实，1933年11月，蒋介石在致江西等省主席电文中强调：“各省征收田赋附加一项，早经中央财部，明定限制，惟迩年以来，每因所属各县，筹措地方政费，不遵财部规定标准，各自呈准本省财厅，任意加征，甚或有由县擅自私加，并省厅亦无案可稽者。”[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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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附及各种捐纳、征借相加，1930年代前后，赣南、闽西地区人民人均负担约在2元左右。1934年江西负担中央税11923393元，省县税捐26215435元，合计38138828元。该年统计人口为18887055人，平均每人负担2.02元。[192]从各地区状况看，闽西汀属八县1926年田赋正税征额为75万元（预征至1931年），其他各种捐税、征借、附费达162万元，[193]平均每人负担两元左右。江西丰城1933年调查的负担状况是：“通县全年全额三十九万，现照八五收，实收入正杂赋税三十三万元，地方附税一十九万余元，通县人口四十八万，平均摊算，每人每年担负一元五角之谱。”[194]江西莲花、永新、宁冈三县更低一些，1926年前“土地正税及其他捐税额，合计不上三十万元，以四十六万人平均分配，每人负担最高额约七角左右”。[195]福建永安平均每户负担国省地等税八元余，“每人负担一元五角强”。[196]晋江“每年每人须纳税二元左右”。[197]不过，这些额定赋税往往难以完全征收，江西靠近南昌的丰城等县情况就不乐观：“丰城税收，每年可得八成，清江五成，新淦则不及二成矣”。[198]福建沙县1935、1936两年的额定税额分别是191089、238124元，实征额分别为121451、221309元，实征比例分别为63.6%、9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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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即使将税捐等各种负担统统算入，当时农民的负担尚不一定是畸重。江西新淦谦益村870余人，总收入约19300余元，人均收入22元稍多，以人均税负1.5元计，负担率为6.8%。[200]而谦益村在同时调查的几个村中属于是收入低的。江西农民1930年代初每人年均收入估算约为36.5元，和人均两元税负比，人均税负约为5.5%。[201]据1930年代湖南的统计，当时湖南农户平均每户全年收入为203元，[202]以当时调查的户均5.2人计，[203]每人应为39元，如人均税负1.5元，税负约为4%。湖南数据虽不能完全对应江西、福建，但作为农业省份，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上述数据显示的负担尚属可承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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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和赋税相比真正对农民负担造成较大影响的是政治不靖。中央权威软弱，军阀横行的时代，地方军阀、贪官的勒索远远超过捐税负担，福建永安“军队勒索数目，在军阀时代为数不赀”。[204]地方军阀曹万顺驻兵上杭时，每年要向当地筹集军饷38万元，使百姓负担陡然加重。[205]1924年蔡成勋督赣时，大肆搜罗钱财：“从前军饷，月不过四十余万，尚无力负担，百计支撑。蔡成勋每月支数，竟增至一百二三十万元。稽其用途，除各师旅经常饷项外，大半指称特别经费……名目既多含糊，实际半归扣蚀。”[206]福建情形也大同小异，1927年，福建税入7938163元，岁出15115726元，其中军费7461292元，几占税入之全数。[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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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赋税征收中中间环节过多，调查数据不确切，负担不公平现象在所多有。时人调查对此有不少记载：福建“邵武赋税，漫无标准。一班奸诡，粮胥，从中舞弊，稽考无从，刁民则有田无赋，良懦则完纳虚粮”。[208]普通百姓要承受政治不良和社会不公强加给他们的重重负担，此即陈诚谈到红军发展壮大原因时所言：“不能不归咎于诸党棍、军阀、官僚、土劣。”[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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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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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赣南、闽西农民虽然不一定对本身的生活状态有太多认识，中国农民自得其乐的心态在此常常可以见到，但在中国整体贫困的背景下，这里的农民和其他地区一样，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闽西本是造纸业十分发达地区，闽西、闽北纸年产额曾达2000万元以上，俗谚所谓国内纸张，十之八出之于闽。但近代以来洋纸的涌入，对闽纸形成致命打击，“出口额逐年减少，有如江河日下之势”。[210]这使山多田少，纸业本是经济半壁江山的闽西，人民生活更陷困窘。江西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当时的调查提到，江西“交通不便，谷贱伤农，民间血汗所入，不敷自给，矧地方附加綦重，不堪其苦”。[211]粮食虽然可以自给，但为维持基本的生存，农民常常不得不出卖粮食以换取生活资料，温饱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据1930年代中期的统计，江西借钱、借粮户数的比率是57%、52%，福建为55%、49%，[212]有一半左右农民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活。而这一严峻局面后面又有高利压力的背景，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间。[213]粮食借贷利息更高于借款，根据1933年12月的调查，苏、皖、鄂、湘、赣、浙、闽7省平均月利达6.34%（全国平均7.1%），[214]借贷一年，归还时要增加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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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半农户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借债，和农民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江西看，1932年时，“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215]江西新淦谦益村朱姓农户“合家共七人，成年者四人，儿童三人。自有田二十一亩，旱地二亩，半租种田十三亩……每年不足生活，负债六十元”。[216]根据江西省立第二职业学校1934年对莲塘12村的调查，人均基本生活费需28.41元，人均耕作支出18.46元，与人均收入36.5元相抵，亏空10.37元。土地委员会同期对江西余江、南城、清江、莲花、永修的调查结果可为这种亏空状况的旁证，五县14227户负债家庭，因日常家用不足负债的6111户，占到总数的43%；因婚丧疾病负债者4208户，占到总数的30%，两者相加计73%。[217]可见应对基本的生活需求尚要付出重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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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年劳作却难得温饱，大多数农民生活的困窘处处可见：福建全省“平时已有百分之二十四系以甘薯充饥者，以豆麦及其他粮食充饥者亦占百分之八”。[218]莆田盐田人民“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219]福安南塘保1950年春调查，337户人家中有4户出卖儿女，15人出租老婆。[220]江西瑞金陶朱甲94户人家中，一年中缺粮3～5个月的达到76户，够吃用的只有6户。[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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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活的困窘，在一些居于强势地位人物的笔下也可以看到，福建诏安一位区长写下了他在据称是共产党的农民家中搜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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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着几粒甘薯，好象就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他这两位的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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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当时代表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223]江西永新等地调查发现：“纯粹靠收租为业者，一遇歉年，往往所剩无几。故买田收租为不合算之事。”[224]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225]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四百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226]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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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农村负担逐渐加大，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228]相对富裕的农户成为各种势力保持自己财政来源的保证。虽然，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负担比例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夫子，都取之豪绅地主，不如意的打骂随之，甚至把做土劣惩办”。[229]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230]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231]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232]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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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一系列事实看，当年农民的困窘确是不争的事实，革命的温床正是这样铺就的。当年何应钦在江西前方曾有一通痛切的反省，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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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弱到今日，实无可讳言，尤其是农村经济破产，手工业日趋衰弱，到处充满了失业农民。同时过去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人类罪恶由于无知识的造成，而好变动的心理，也是普通人下意识中潜伏的一种不良的惯性，假使没有理智的判断，学识的熏习，法令的制裁，很容易不顾一般利益单独发展他的兽性。共匪看得非常明白，所以专从这点上来利用，虽然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决不能成就，然而想到无知的民众，所以自投火焰的原委确实不能不内疚神明的。[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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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何应钦内疚的状况在全国普遍存在，的确，它可以解释中国革命发生的内在动力。不过，这却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恰恰会在赣南、闽西这块土地上形成革命中心。因为如前所说，赣南、闽西固然环境封闭、经济落后，但维持基本生存并不比其他地区困难，在封闭的环境中，也容易有自得其乐、安于现状的心态，而地权更是属于分散地区，从经典的思路中很难找到其成为革命中心的缘由。事实上，在一个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关于革命中心的解说，似乎不能简单停留在土地问题和民众反应中，苏维埃革命的源流，应该也可以有更广阔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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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革命源流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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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1930年代前后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也不容忽视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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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赣南、闽西虽然是苏维埃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者认为的那样严重，闽、赣两省基本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235]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未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这就是中共六大中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指出的：“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236]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237]从贯串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倒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赣南、闽西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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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革命的叙事而言，1920～1930年代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开展起来的，土地革命也向被认为是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助推器。的确，其巨大作用不容否认，但衡诸事实，又不能不看到，它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其实并不大。国民党方面调查报告谈道：“赤匪以其威力强暴胁迫分配土地于农民，而农民并未得到增加生产与收益之实际利益。其所以啸聚山林几经岁月者，主要原因并非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证以收复后民众绝匪之念愈坚者，即为其分田查田工作最力之区，可见农民之从违并非以获得土地虚名为关键。”[238]这一说法虽不无贬抑之处，但也不能说纯属信口雌黄，中共党员，时为《申报》记者的陈赓雅实地考察后写道：“尝与一分得田地之农民谈话，据称：单就分田论，固属满意，且无债务等之榨取与压迫，生活确系已较前改善。但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之负担，一则致种田机会减少，一则使经济负担较大，并且战祸绵延，结果殊与愿望相反。”[239]这种状况后来在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均可见到，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土改后的有利和不利方面做了客观的估计，有利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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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从此不受剥削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情绪提高了。（二）地主的浮财大部分转入农民的手中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了……（三）使过去不参加劳动的二流子、地主、妇女等，也推上了劳动战线，可以增加总生产力。（四）政府大力帮助农民推动了生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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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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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是得到了一切，牲口农具不够用，即浮财多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二）过去的社会积蓄要受到损害，如地主的破坏、埋藏，农民的浪费拆散等。（三）骤然改变的个体小生产，一时还赶不上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的力量。（四）地主的仇恨和破坏，使一些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如水车、作坊等）被破坏，农民一时无力使用和修理。（五）地主造谣，富农和部分中农怕割韭菜，生产情绪不高，有些农民认识模糊，或怕变天，或想吃完再共一次的盼“共产”，因而也影响生产情绪。（六）农村借贷机会少了，靠公家的贷款不够用，资金周转困难。（七）大规模的支前，劳力缺乏。[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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