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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41 事实上，和赋税相比真正对农民负担造成较大影响的是政治不靖。中央权威软弱，军阀横行的时代，地方军阀、贪官的勒索远远超过捐税负担，福建永安“军队勒索数目，在军阀时代为数不赀”。[204]地方军阀曹万顺驻兵上杭时，每年要向当地筹集军饷38万元，使百姓负担陡然加重。[205]1924年蔡成勋督赣时，大肆搜罗钱财：“从前军饷，月不过四十余万，尚无力负担，百计支撑。蔡成勋每月支数，竟增至一百二三十万元。稽其用途，除各师旅经常饷项外，大半指称特别经费……名目既多含糊，实际半归扣蚀。”[206]福建情形也大同小异，1927年，福建税入7938163元，岁出15115726元，其中军费7461292元，几占税入之全数。[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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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43 由于赋税征收中中间环节过多，调查数据不确切，负担不公平现象在所多有。时人调查对此有不少记载：福建“邵武赋税，漫无标准。一班奸诡，粮胥，从中舞弊，稽考无从，刁民则有田无赋，良懦则完纳虚粮”。[208]普通百姓要承受政治不良和社会不公强加给他们的重重负担，此即陈诚谈到红军发展壮大原因时所言：“不能不归咎于诸党棍、军阀、官僚、土劣。”[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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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45 （6）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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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47 如前所述，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赣南、闽西农民虽然不一定对本身的生活状态有太多认识，中国农民自得其乐的心态在此常常可以见到，但在中国整体贫困的背景下，这里的农民和其他地区一样，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闽西本是造纸业十分发达地区，闽西、闽北纸年产额曾达2000万元以上，俗谚所谓国内纸张，十之八出之于闽。但近代以来洋纸的涌入，对闽纸形成致命打击，“出口额逐年减少，有如江河日下之势”。[210]这使山多田少，纸业本是经济半壁江山的闽西，人民生活更陷困窘。江西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当时的调查提到，江西“交通不便，谷贱伤农，民间血汗所入，不敷自给，矧地方附加綦重，不堪其苦”。[211]粮食虽然可以自给，但为维持基本的生存，农民常常不得不出卖粮食以换取生活资料，温饱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据1930年代中期的统计，江西借钱、借粮户数的比率是57%、52%，福建为55%、49%，[212]有一半左右农民不得不靠借贷维持生活。而这一严峻局面后面又有高利压力的背景，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间。[213]粮食借贷利息更高于借款，根据1933年12月的调查，苏、皖、鄂、湘、赣、浙、闽7省平均月利达6.34%（全国平均7.1%），[214]借贷一年，归还时要增加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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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49 近一半农户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借债，和农民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江西看，1932年时，“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215]江西新淦谦益村朱姓农户“合家共七人，成年者四人，儿童三人。自有田二十一亩，旱地二亩，半租种田十三亩……每年不足生活，负债六十元”。[216]根据江西省立第二职业学校1934年对莲塘12村的调查，人均基本生活费需28.41元，人均耕作支出18.46元，与人均收入36.5元相抵，亏空10.37元。土地委员会同期对江西余江、南城、清江、莲花、永修的调查结果可为这种亏空状况的旁证，五县14227户负债家庭，因日常家用不足负债的6111户，占到总数的43%；因婚丧疾病负债者4208户，占到总数的30%，两者相加计73%。[217]可见应对基本的生活需求尚要付出重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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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51 终年劳作却难得温饱，大多数农民生活的困窘处处可见：福建全省“平时已有百分之二十四系以甘薯充饥者，以豆麦及其他粮食充饥者亦占百分之八”。[218]莆田盐田人民“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219]福安南塘保1950年春调查，337户人家中有4户出卖儿女，15人出租老婆。[220]江西瑞金陶朱甲94户人家中，一年中缺粮3～5个月的达到76户，够吃用的只有6户。[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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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53 农民生活的困窘，在一些居于强势地位人物的笔下也可以看到，福建诏安一位区长写下了他在据称是共产党的农民家中搜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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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55 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着几粒甘薯，好象就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他这两位的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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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57 反映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当时代表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223]江西永新等地调查发现：“纯粹靠收租为业者，一遇歉年，往往所剩无几。故买田收租为不合算之事。”[224]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225]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四百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226]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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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59 清末以来，农村负担逐渐加大，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228]相对富裕的农户成为各种势力保持自己财政来源的保证。虽然，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负担比例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夫子，都取之豪绅地主，不如意的打骂随之，甚至把做土劣惩办”。[229]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230]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231]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232]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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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61 从以上一系列事实看，当年农民的困窘确是不争的事实，革命的温床正是这样铺就的。当年何应钦在江西前方曾有一通痛切的反省，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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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63 中国贫弱到今日，实无可讳言，尤其是农村经济破产，手工业日趋衰弱，到处充满了失业农民。同时过去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人类罪恶由于无知识的造成，而好变动的心理，也是普通人下意识中潜伏的一种不良的惯性，假使没有理智的判断，学识的熏习，法令的制裁，很容易不顾一般利益单独发展他的兽性。共匪看得非常明白，所以专从这点上来利用，虽然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决不能成就，然而想到无知的民众，所以自投火焰的原委确实不能不内疚神明的。[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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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65 令何应钦内疚的状况在全国普遍存在，的确，它可以解释中国革命发生的内在动力。不过，这却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恰恰会在赣南、闽西这块土地上形成革命中心。因为如前所说，赣南、闽西固然环境封闭、经济落后，但维持基本生存并不比其他地区困难，在封闭的环境中，也容易有自得其乐、安于现状的心态，而地权更是属于分散地区，从经典的思路中很难找到其成为革命中心的缘由。事实上，在一个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关于革命中心的解说，似乎不能简单停留在土地问题和民众反应中，苏维埃革命的源流，应该也可以有更广阔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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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67 （7）革命源流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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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69 中央苏区1930年代前后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也不容忽视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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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71 其一，赣南、闽西虽然是苏维埃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者认为的那样严重，闽、赣两省基本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235]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未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这就是中共六大中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指出的：“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236]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237]从贯串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倒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赣南、闽西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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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73 就革命的叙事而言，1920～1930年代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开展起来的，土地革命也向被认为是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助推器。的确，其巨大作用不容否认，但衡诸事实，又不能不看到，它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其实并不大。国民党方面调查报告谈道：“赤匪以其威力强暴胁迫分配土地于农民，而农民并未得到增加生产与收益之实际利益。其所以啸聚山林几经岁月者，主要原因并非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证以收复后民众绝匪之念愈坚者，即为其分田查田工作最力之区，可见农民之从违并非以获得土地虚名为关键。”[238]这一说法虽不无贬抑之处，但也不能说纯属信口雌黄，中共党员，时为《申报》记者的陈赓雅实地考察后写道：“尝与一分得田地之农民谈话，据称：单就分田论，固属满意，且无债务等之榨取与压迫，生活确系已较前改善。但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之负担，一则致种田机会减少，一则使经济负担较大，并且战祸绵延，结果殊与愿望相反。”[239]这种状况后来在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均可见到，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土改后的有利和不利方面做了客观的估计，有利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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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75 （一）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从此不受剥削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情绪提高了。（二）地主的浮财大部分转入农民的手中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了……（三）使过去不参加劳动的二流子、地主、妇女等，也推上了劳动战线，可以增加总生产力。（四）政府大力帮助农民推动了生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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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77 不利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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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79 （一）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是得到了一切，牲口农具不够用，即浮财多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二）过去的社会积蓄要受到损害，如地主的破坏、埋藏，农民的浪费拆散等。（三）骤然改变的个体小生产，一时还赶不上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的力量。（四）地主的仇恨和破坏，使一些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如水车、作坊等）被破坏，农民一时无力使用和修理。（五）地主造谣，富农和部分中农怕割韭菜，生产情绪不高，有些农民认识模糊，或怕变天，或想吃完再共一次的盼“共产”，因而也影响生产情绪。（六）农村借贷机会少了，靠公家的贷款不够用，资金周转困难。（七）大规模的支前，劳力缺乏。[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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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81 董必武谈到的内战时期中共由于占领区域的扩大，财政经济上回旋余地已比苏维埃时期大得多，但尚面临着上述问题，苏维埃时期的困难可以想见。其实，当时中共屡屡出现的剥夺富农乃至生活稍好的中、贫农的政策偏差，和中共在普遍贫穷的背景下希望尽可能给予农民更多的实惠以争取农民的内在要求就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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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83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厘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所指出的，赣南、闽西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左右，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约20%。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的平均余地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241]李六如描绘：“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242]早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243]“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244]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尤其是赣南、闽西大量公田的存在，更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资源，公田的分配，触及利益较少，农民又可得到实惠，是中共可以充分利用的活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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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85 在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245]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田未分时，个个农民都莫名其妙，以为不知那些田是他们的，收获后不好耕耘，有些无田更怕我们说话不实在欺骗人，所以到处都迫切要求分田……契纸烧完了，田分了，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这里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246]“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247]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248]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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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87 其三，1920～1930年代中国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这是广被承认的事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正面或侧面应对着的论题。但同时还应看到，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天津《益世报》指出：“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250]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正如兴国高兴区一位出身中农家庭的女工所说：“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说话——赣南方言，引者注）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我过去不认识一字，现在受了厂里的文化教育，认识了一百多字。”[251]194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也谈道：“土地改革分下地，扎下富根，贫雇农为骨干，提高了咱地位，这是两件大事，什么分衣拿被子，那是毫毛浮草事。”[252]韩丁记录土改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在张庄调查的26个党员中，谈到入党动机时，自己承认是“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自由的”有10人，占总数的38%，其他选择包括“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3人、“想为人民服务的”2人、“想打倒地主的”1人、“想当干部的”4人、“想掩盖缺点”的4人、“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1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的”1人。[253]因争取平等自由入党者远远高于其他选项，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纳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事实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对此给予了充分注意，而1937年中共土地政策改变后毛泽东仍强调“苏维埃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254]其实也应和农村政治结构变动联系看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对1920～1940年代中国广泛展开的农民革命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也才能对苏维埃时代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的政治热情予以充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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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0089 其四，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革命和政治、军事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在绝对强势的武装力量面前，西方学者习惯采用并被国内学界推崇的所谓社会史解说，都难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对相当多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255]中共武装1927年后的转向农村为农民送去了革命。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程言，在大多数地区，是红军将革命送到了农村，而不是农民自主发展起革命。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256]就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看，江西、福建是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西控制权长期处于客籍军人手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和地方也是各怀心思；福建则是民军蜂起，各不相下，省政几成瘫痪状态。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257]因此，中共在这里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以致中央巡视员要提醒朱毛等：“你们不要每日专希望军阀战争的爆发，以图得自己的存在，而是要变更战略如何能争取和发动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保卫之下，来扩大至巩固四军的力量。”[258]就第二个条件言，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苏维埃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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