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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7月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275]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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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276]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30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岗一带，正“待命龙岗”，[277]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表示：“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来抄袭我十九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犹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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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279]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280]8月5日，红军在对方重重大军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其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国民党军相隔仅二十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过，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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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利处境中，红军不但顺利摆脱，而且居然可以反戈一击，这在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8月10日，他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281]黄陂战斗后次日，蒋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282]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迅速“剿灭”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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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快而剧烈地修改其“进剿”思路，军事上的挫败及“剿共”遇到的困难自是直接诱因，在第一线实地接触中共后，其对红军原来多少存有的轻视心理终于一扫而空，意识到解决红军绝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发动“围剿”与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样，其思路改变和国内政治形势也息息相关。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实力派。就蒋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战争中轻松取胜，形成在国内政争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实力代价又并无多大进展可能，则一定要细加掂量。所以，虽然蒋在接到两广方面诋其“剿共”不力讯息时大声喊冤：“闻粤伪府已下讨伐令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283]但两广方面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未必纯为诛心之论，同样的怀疑处处可见，即连他的亲信部下陈诚对其态度似也并无把握，“围剿”期间曾在家书中说到，对中共“如能继续追剿，不出一月当可根本肃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决心否？”[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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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中旬，蒋介石对红军基本是围而不攻，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其也实在难言祸福。此时，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8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285]20日日记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286]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红军方面，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总体上的被动态势尚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接近包围红军，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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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9月1日，粤桂联军下入湘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9月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288]国民党军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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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蒋介石选择在“剿共”战场全面退却时，对粤方的布置却在加紧展开。9月12日，蒋介石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嘱其告粤桂方面自己愿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289]粤方收到蒋介石的示意后，随即将部队后撤。9月17日，陈诚写道：“昨接各方情报，粤逆已撤兵……闻总司令明日可抵赣，此后或先行讨逆，或继续剿匪，均待总司令到达后方能决定。”[290]陈诚的疑问，在次日蒋介石的日记中有明确的答案：“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暂停“剿共”军事已成定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291]这是蒋日记中罕见的自曝阴谋的一段，别具意味，透露出其对粤方承诺的所谓下野纯属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准备以陈铭枢十九路军和陈诚十八军南下钳制广东，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拥戴、迫粤就范的好戏。显然，蒋介石对付党内纷争比对付中共更有办法，而他9月18日的重返江西目标已不在中共而在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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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预定的这场戏中，衔命准备南下的陈铭枢是唱红脸拥蒋的绝对主角，不过，蒋介石不会想到，此前不久，陈铭枢正跟邓演达联系，“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292]虽然邓演达被捕后，此事未再进行，但此时提出十九路军南下潮汕，不排除是陈铭枢为实现自己计划耸动蒋介石作出的决策。如果不是九一八事变终止了这一切，这场戏真不知该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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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国民党军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存在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293]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震荡离合密不可分，这事实上也是观察国共“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始终不能忽视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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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挥者对自身优势的善加运用及战争决策中的天才表现，中共方面第三次反“围剿”涉险过关，结局堪称圆满，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反“围剿”期间，红军损伤“约六千人”，[294]这对于总数仅为三万人的红军来说显得大了一些，如果没有宁粤冲突的因素，红军独力打破“围剿”的难度应可想见。从第三次反“围剿”的经过可以看出，其成败常在一线之间，内线的根据地内的作战虽然有地利人和的优势，但在国民党军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压迫下，充分发挥的可能性已经受到相当制约，单纯依靠大胆、灵活的指挥其实也隐含着失手的巨大风险。所以，毛泽东后来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295]这既是针对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内部整合加强，红军作战环境更为艰难而言，同时也应是大战之后的有感而发、经验之谈，论史者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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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地域有限，资源不足，面对国民党军的压迫，可主动选择余地不大。国民党方面如利用其整体优势，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有一矢中的之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方面从中共被俘人员口供中获悉：“匪区内除瑞金一县有少数货物买卖外，在他各县荒凉万分，若我中央能以此时一面给予政治上之宣传打击一面施坚壁清野封锁外物运入，则不出一年，不打自灭。”[296]这确非危言耸听。准备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已经针对红军这一弱点，指示派出的宣传人员：“调查敌人所需要的东西，如同盐的来源等。现在匪区都给我们包围了，如果过一两个月不许使他们和外面交通，那他就没有盐吃了。”[297]随着战争的进行，蒋这一想法不断强化，围困红军的设想在其日记中时常出现，虽然这其中不无拖延“剿共”的政治用心，但并不妨碍其在蒋思想中留下印迹。国民党、蒋介石所作的如上诸种转变和思考，为其第五次“围剿”期间实行对苏区的持久消耗战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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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4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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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年8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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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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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中央特派员涂震农报告纪要（1930年6月）》，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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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年8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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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6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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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少山（周恩来）同志关于反立三路线问题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12月1日）》，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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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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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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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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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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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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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1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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