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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中旬，蒋介石对红军基本是围而不攻，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其也实在难言祸福。此时，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8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285]20日日记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286]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红军方面，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总体上的被动态势尚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接近包围红军，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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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9月1日，粤桂联军下入湘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9月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288]国民党军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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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蒋介石选择在“剿共”战场全面退却时，对粤方的布置却在加紧展开。9月12日，蒋介石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嘱其告粤桂方面自己愿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289]粤方收到蒋介石的示意后，随即将部队后撤。9月17日，陈诚写道：“昨接各方情报，粤逆已撤兵……闻总司令明日可抵赣，此后或先行讨逆，或继续剿匪，均待总司令到达后方能决定。”[290]陈诚的疑问，在次日蒋介石的日记中有明确的答案：“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暂停“剿共”军事已成定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291]这是蒋日记中罕见的自曝阴谋的一段，别具意味，透露出其对粤方承诺的所谓下野纯属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准备以陈铭枢十九路军和陈诚十八军南下钳制广东，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拥戴、迫粤就范的好戏。显然，蒋介石对付党内纷争比对付中共更有办法，而他9月18日的重返江西目标已不在中共而在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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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预定的这场戏中，衔命准备南下的陈铭枢是唱红脸拥蒋的绝对主角，不过，蒋介石不会想到，此前不久，陈铭枢正跟邓演达联系，“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292]虽然邓演达被捕后，此事未再进行，但此时提出十九路军南下潮汕，不排除是陈铭枢为实现自己计划耸动蒋介石作出的决策。如果不是九一八事变终止了这一切，这场戏真不知该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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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国民党军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存在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293]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震荡离合密不可分，这事实上也是观察国共“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始终不能忽视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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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挥者对自身优势的善加运用及战争决策中的天才表现，中共方面第三次反“围剿”涉险过关，结局堪称圆满，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反“围剿”期间，红军损伤“约六千人”，[294]这对于总数仅为三万人的红军来说显得大了一些，如果没有宁粤冲突的因素，红军独力打破“围剿”的难度应可想见。从第三次反“围剿”的经过可以看出，其成败常在一线之间，内线的根据地内的作战虽然有地利人和的优势，但在国民党军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压迫下，充分发挥的可能性已经受到相当制约，单纯依靠大胆、灵活的指挥其实也隐含着失手的巨大风险。所以，毛泽东后来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295]这既是针对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内部整合加强，红军作战环境更为艰难而言，同时也应是大战之后的有感而发、经验之谈，论史者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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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地域有限，资源不足，面对国民党军的压迫，可主动选择余地不大。国民党方面如利用其整体优势，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有一矢中的之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方面从中共被俘人员口供中获悉：“匪区内除瑞金一县有少数货物买卖外，在他各县荒凉万分，若我中央能以此时一面给予政治上之宣传打击一面施坚壁清野封锁外物运入，则不出一年，不打自灭。”[296]这确非危言耸听。准备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已经针对红军这一弱点，指示派出的宣传人员：“调查敌人所需要的东西，如同盐的来源等。现在匪区都给我们包围了，如果过一两个月不许使他们和外面交通，那他就没有盐吃了。”[297]随着战争的进行，蒋这一想法不断强化，围困红军的设想在其日记中时常出现，虽然这其中不无拖延“剿共”的政治用心，但并不妨碍其在蒋思想中留下印迹。国民党、蒋介石所作的如上诸种转变和思考，为其第五次“围剿”期间实行对苏区的持久消耗战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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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4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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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年8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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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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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中央特派员涂震农报告纪要（1930年6月）》，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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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年8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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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6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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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少山（周恩来）同志关于反立三路线问题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12月1日）》，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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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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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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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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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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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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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1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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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名称，有关论著多采用“临时中央”的提法，严格说，这一名称并不准确。由于中共不能公开活动等多种原因，自1928年六大后，中共党的代表大会未按期举行，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一直延续到1945年七大。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六大的中央委员会曾经在领导体系上发生动摇，“临时中央”的说法不能获得合理的根据。现在通常所谓“临时中央”，实际是指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向忠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组，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应该指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只是相对中央领导机构而言，不能放大到中共中央这一概念，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当时中共中央使用过“临时中央”这一提法。而且，即就临时中央政治局而言，其组成后报请共产国际批准，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的提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2（Б）号记录（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65页）在当时状况下，这意味着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合法化，所以此后共产国际文件不再使用临时中央政治局，而是直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04（Б）号决议（1931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83页）对此，博古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到，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转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52页）盛岳也回忆：“在它管事期间没有人把它当成临时机构，它也没有用临时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大家都把它当成中央，它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共产国际也确实承认它是中央。”（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第271页）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举行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四中全会后组成的政治局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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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32年1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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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第284号记录（1932年12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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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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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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