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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指挥者对自身优势的善加运用及战争决策中的天才表现，中共方面第三次反“围剿”涉险过关，结局堪称圆满，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反“围剿”期间，红军损伤“约六千人”，[294]这对于总数仅为三万人的红军来说显得大了一些，如果没有宁粤冲突的因素，红军独力打破“围剿”的难度应可想见。从第三次反“围剿”的经过可以看出，其成败常在一线之间，内线的根据地内的作战虽然有地利人和的优势，但在国民党军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压迫下，充分发挥的可能性已经受到相当制约，单纯依靠大胆、灵活的指挥其实也隐含着失手的巨大风险。所以，毛泽东后来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295]这既是针对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内部整合加强，红军作战环境更为艰难而言，同时也应是大战之后的有感而发、经验之谈，论史者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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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地域有限，资源不足，面对国民党军的压迫，可主动选择余地不大。国民党方面如利用其整体优势，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有一矢中的之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方面从中共被俘人员口供中获悉：“匪区内除瑞金一县有少数货物买卖外，在他各县荒凉万分，若我中央能以此时一面给予政治上之宣传打击一面施坚壁清野封锁外物运入，则不出一年，不打自灭。”[296]这确非危言耸听。准备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已经针对红军这一弱点，指示派出的宣传人员：“调查敌人所需要的东西，如同盐的来源等。现在匪区都给我们包围了，如果过一两个月不许使他们和外面交通，那他就没有盐吃了。”[297]随着战争的进行，蒋这一想法不断强化，围困红军的设想在其日记中时常出现，虽然这其中不无拖延“剿共”的政治用心，但并不妨碍其在蒋思想中留下印迹。国民党、蒋介石所作的如上诸种转变和思考，为其第五次“围剿”期间实行对苏区的持久消耗战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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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4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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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年8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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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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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中央特派员涂震农报告纪要（1930年6月）》，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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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年8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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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6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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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少山（周恩来）同志关于反立三路线问题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12月1日）》，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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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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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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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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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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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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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1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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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名称，有关论著多采用“临时中央”的提法，严格说，这一名称并不准确。由于中共不能公开活动等多种原因，自1928年六大后，中共党的代表大会未按期举行，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一直延续到1945年七大。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六大的中央委员会曾经在领导体系上发生动摇，“临时中央”的说法不能获得合理的根据。现在通常所谓“临时中央”，实际是指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向忠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捕，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紧急改组，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应该指出，临时中央政治局只是相对中央领导机构而言，不能放大到中共中央这一概念，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当时中共中央使用过“临时中央”这一提法。而且，即就临时中央政治局而言，其组成后报请共产国际批准，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的提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2（Б）号记录（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65页）在当时状况下，这意味着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合法化，所以此后共产国际文件不再使用临时中央政治局，而是直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204（Б）号决议（1931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83页）对此，博古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到，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转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52页）盛岳也回忆：“在它管事期间没有人把它当成临时机构，它也没有用临时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大家都把它当成中央，它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共产国际也确实承认它是中央。”（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第271页）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举行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四中全会后组成的政治局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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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32年1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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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第284号记录（1932年12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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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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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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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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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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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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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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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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