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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党基层组织多为放任自流的状况比，中共十分重视基层组织尤其是支部的建设，1932年3月底，兴国等15县共成立支部998个，差不多每乡有一个支部。[17]中共各级机关对加强支部建设的阐述不胜枚举。从1931年中共赣西南特委颁布的支部工作条例中，可以看出中共对此所作计划的具体和详尽。文件规定：“有三个同志以上即可成立支部”，“支部在十人以上就要分小组”，支部成立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七天开会一次，小组会每五天开会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每半个月召开一次。支部会议“多讨论支部本身工作和实际工作以及工作方法，每次会议均须讨论中心问题”。有意思的是，文件还提到：“会场秩序不必太庄严亦不必太散漫，同志有时可以嬉笑，但要有限制，以不妨碍工作大家的注意力为原则。”[18]对会场气氛这样看似细枝末节却相当程度上可以影响会议效果的问题也不放过，充分显示出中共严谨细致的一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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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是中共保持和发挥自身特质的必由之举。随着苏区的发展，各级党员教育机构次第设立。1932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开办中央党校。1933年春起，中央苏区开办了一系列正规干部学校，主要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即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列宁团校等。同时，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随时随地开展对党员的教育、训练。江西永新1934年6月设班培训的干部（包括任支部书记、县区常委及开展新区工作等）达104人。[19]1933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局专门就党内教育计划问题致信各级党部，要求从中央到省委、县委，将举办各类短期圳练班作为培训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省委训练班负责训练造就县一级干部、巡视员、县委训练班的教员及区一级主要干部，训练时间以四星期为限。县委举行流动训练班训练区一级干部和部分支部书记及支部流动训练班的教员。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充实到各级机关后，对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及其忠诚度，严密组织，加强中共党组织和干部体系的领导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过当年干部学校训练的红军干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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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课内容既讲马列主义又讲苏联的十月革命，也有一些政治工作常识，既有如何在连队中做好工作，也有如何做好党的群众工作方面的知识和课程。这次学校虽然不长，但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我真正学到或懂得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而且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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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中央苏区党这样所谓在深山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力量，先天不足、后天难调的缺陷也客观存在。苏区教育文化落后，民众很难从理论上了解中共的思想体系，为保证党的力量发挥，又必须要求短期内达到一定的党员覆盖，因此对党员的质量很难提出更高的要求，出身贫寒、忠诚老实几乎是可以悬揭的高标准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然一再强调要把苏区党锻造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但在当时这未免有点不切实际。尤其1932年后，苏区超常发展党员，对中共组织严密度的冲击更大。1933年5月，苏区开展红五月征收党员运动，一个月内征收了两万多名党员。这些党员基本都是由各地列出指标，然后采取速成办法发展：“十五个县的报告所写明的，只有博生、赣县、瑞金部分的区和寻乌的澄江办了新党员训练班，瑞金部分的用开会的方式训练了一天。这就看到对新党员入党时给以基本训练的工作，是极少注意到的。”[21]更极端的还有：“博生田头区山头王支部质问群众‘你为什么不加入党，难道你是反动派么？’以至如石城坝口区某乡支部派了两个同志拿一本簿子一支铅笔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里喊着‘加入共产党’。”这样发展来的党员，对党的认识模糊，江西宜黄“大多数党员不明了党的组织，往往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分不清楚，如宜黄吴村区出席县党组织代表大会的代表是苏维埃介绍来的，并介绍非党员来充当县党代表大会做代表”。[22]同时，组织纪律也无法保证，江西会昌反映：“有支部连开会都召集不到来开。”[23]更荒唐的是，江西南广“有些党员不承认加入了党（头陂、城市、白沙、巴口、长桥，尤其是长桥区有半数不承认加入党）……一般的是不了解为什么加入党，党是什么（巴口有党员说加入党不打路条不作挑夫）”。[24]因此，一些党员遇到风吹草动，就可能出现问题，1933年初，国民党军进攻寻乌，其间全县653名党员中，反水的达72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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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在狭小地区把党员数量发展到十多万人，上述问题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这是中共急于在苏区建构庞大组织网络必然付出的代价，有利则必有其弊。关键是，尽管有不少问题，大发展的结果，还是使中共短时期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自身的影响力，而中共空前的组织力和严密度，虽有被稀释的现象，尚不足以遭到根本动摇。这主要是因为除党员外，中共更培养了一支高质量的干部队伍，事实上，中共当年所体现出的强大组织力，更多的还是依靠中低级干部这样一个可以有效上传下达的支撑力量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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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是中共组织的坚强骨骼。与中共创建、发展过程中知识阶层所具领航者地位一样，赣南、闽西早期党组织中，地方上一般都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着核心作用。1928年12月，江西省委正式委员13人，其中知识分子占到8人，候补委员7人中知识分子占5人。[26]1929年8月，闽西苏区各县县委常委统计成分的共23人，其中知识分子14人，农民7人，工人2人，知识分子占60%。[27]何友良对早期东固苏区的研究显示，东固领导群体的20人中，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多达17人。[28]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投身革命多出于自身的理性选择，对主义、革命怀抱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中共实现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932年任泰宁溪口区区委书记的钟国楚回忆，他当时开展工作较好的重要原因是：“有当地干部，陈家源的支部书记陈国夫，从当时来看他是个知识分子，工作有办法，还有蒋坊一个知识分子，是团支部书记还是党支部书记，一时记不清。这两个同志……是我们工作中的左右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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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区的发展，苏区党员的源流日渐丰富，干部成分也相应发生变化。1929年6月，江西各县县委委员中，知识分子占到60%。[30]1931年10月湘赣苏区统计，全苏区县委一级的干部共146人，其源流为：产业工人3人，手工业工人28人，苦力工人3人，店员工人3人，雇农10人，贫农64人，中农10人，兵士2人，知识分子20人，其他3人。[31]作为强调无产阶级成分的结果，工人、雇农的比例明显上升，知识分子比例则下降到13.7%。应该说，这两种成分的比例都超过了其在苏区中实际人口的比例，前者代表的是中共的阶级立场，后者则反映的是知识分子在发起社会革命时难以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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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大规模发展普通工农尤其是工人入党，提拔他们充实进领导部门，是中共明确自己阶级属性的必然之举。为此，中共投入相当精力，开办党校、举办训练班，提高干部素质。从1932年中共河西道委一则开办短训班的通知，大致可看出中共在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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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作日益开展，新区域工作极需干部工作，因此，道委决定开办短期训练班，时间两礼拜。望即根据下列指示送学生来，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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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送来的学生，必须是现在区一级工作或担任支部书记的同志，成份要是工人、雇农、贫农，而且要是本地同志，最好稍能识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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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来的学生必须身体强健，有活动能力和学习精神，能听党调动工作，并无反革命派别嫌疑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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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共的努力，一批新干部迅速成长。1933年5月的统计，江西县一级干部中，工人成分占到46%，贫农成分占到44%，其他所有成分只占10%。[33]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835名代表中，源自产业工人者8人，手艺工人244人，苦力工人53人，店员工人12人，雇农122人，贫农303人，中农25人，商人4人，其他64人。[34]工人、雇农、贫苦农民成为干部的主力。1933年夏中共中央局对江西省16个县县一级干部所作调查显示，419名干部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13人，占3%；1928～1929年入党的52人，占12%强；1930年入党的125人，占30%；1931～1932年入党的190人，占45%；1933年入党的39人，占10%弱。参加过游击战争或暴动的185人，占44%；到县工作之前在支部和区一级工作过的占81%。[35]可以看出，苏区干部形成了一个梯级结构，以参加过暴动或游击战争的干部为核心，同时大批提拔新生代干部，实现新老结合、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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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很注意对干部的宣传教育，苏区时期中共高中级干部多为怀抱着理想投身革命，有很强的献身精神，工作作风和思想情操都令人印象深刻。黄克诚回忆，当年他由于不赞成攻打中心城市而被批评为右倾，与同事间发生不少争论：“我同军政治委员贺昌一起走，他继续批判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服，就跟他争论。部队宿营时，我俩还是住到一块，继续争论，吵得很厉害，彼此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对贺昌表示，准备同他争论二十年。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36]一大批能将个人情感、私利和工作、事业清楚分开的干部的存在，是中共组织和领导力量得以顺利发挥的最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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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还在为自己生存权利奋斗的政党，苏区时期的中共干部很少沾染官僚作风，工作认真、能吃苦、深入实际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担任中央妇女部长的周月林回忆：“我们作报告一般都是先列个提纲，到下面去了解一些情况，就可以结合着讲了。讲完后对下面工作存在着什么障碍，应该怎么办，提出来大家讨论，拿出解决的办法。”[37]曾任中共长汀县委书记的李坚真谈到她当年的工作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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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管好一个县，当好这个“家”，我根据自己的特点，依据的是“三勤”，也就是腿勤、手勤、嘴勤。“腿勤”就是经常往下面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无论在省委或县委工作，我都很少住在机关，靠的是一双赤脚板走遍各区、乡、村，和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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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勤”就是走到哪里，我就在哪里拿起锄头，挑起扁担和群众一起劳动。下田插秧、割禾，上山砍柴，挑水煮饭，喂猪样样都干。群众把我当成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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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勤”就是多宣传……我从小特别爱唱山歌，闽西群众也和我们广东客家人一样喜欢唱山歌。我就结合形势、任务编些山歌和群众一起唱，通过唱山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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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普通民众，骤然见到这样的“县官”，其反应可想而知，而高中级的干部以身作则，又会对基层干部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央苏区干部的良好口碑就是由此酿成的。正是有这样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干部的存在，使中共即使在组织快速膨胀的形势下，也能保持一个坚强的核心和集中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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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提拔了一大批工农干部，但苏区时期干部的核心仍然是经过数年革命洗礼、具有坚强信念和革命精神的知识干部，知识者所具的这种地位，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通例，共产革命也不例外。知识者得风气之先，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又充满着理想和浪漫，共产主义的理念对当年知识阶层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成为凝聚这一批革命核心的坚强精神力量。不过，共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共产革命的话语中意义非同寻常。而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充其量只能作为革命的同路人，因此无论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还是本身就出身于知识阶层的中共领导人，对于知识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都有一种缘于阶级分析的担忧。体现着中共领导人的信仰和热情，他们对自身曾经隶属的那个阶层多采取无情的批判和检视态度，虽然多年后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体乃至阶层的理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一定和其社会政治地位发生必然的联系，但当年的逻辑自有其不可移易的权威。所以，仔细考察中共革命的轨迹，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知识阶层的命运大体类似，区别只在于政策执行中的刚性和柔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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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中共中央大批干部到达中央苏区后，对知识阶层执行偏于刚性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以排除知识阶层干部为实际结局的“唯成分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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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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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批评得到了许多当事者回忆的印证，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就连毛泽东当时也忍不住抱怨，一些人对待干部：“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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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到的这种现象，在中共中央要求保证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口号下，确实屡见不鲜。在成分论影响下，苏区成分高的干部普遍不被信任，纷纷遭遇被洗刷的命运。胜利县1932年11月“开除了二十多个同志，开除的原因，大多数是富农分子”。[41]1932年11月至1933年8月，江西乐安洗刷县、区干部可确认成分者12人，其中地主、富农11人，贫农只有1人，有4人仅仅是因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而遭洗刷，其他的罪名也多是所谓参加勇敢队、扯布告等。[42]闽浙赣省委报告，经过1932年初的肃反，“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43]通过洗刷，知识分子出身干部数量已经微乎其微，而工人和贫农出身者占到干部队伍90%左右，成分和出身主导着干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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