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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是中共组织的坚强骨骼。与中共创建、发展过程中知识阶层所具领航者地位一样，赣南、闽西早期党组织中，地方上一般都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着核心作用。1928年12月，江西省委正式委员13人，其中知识分子占到8人，候补委员7人中知识分子占5人。[26]1929年8月，闽西苏区各县县委常委统计成分的共23人，其中知识分子14人，农民7人，工人2人，知识分子占60%。[27]何友良对早期东固苏区的研究显示，东固领导群体的20人中，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多达17人。[28]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投身革命多出于自身的理性选择，对主义、革命怀抱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中共实现对地方的控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932年任泰宁溪口区区委书记的钟国楚回忆，他当时开展工作较好的重要原因是：“有当地干部，陈家源的支部书记陈国夫，从当时来看他是个知识分子，工作有办法，还有蒋坊一个知识分子，是团支部书记还是党支部书记，一时记不清。这两个同志……是我们工作中的左右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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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区的发展，苏区党员的源流日渐丰富，干部成分也相应发生变化。1929年6月，江西各县县委委员中，知识分子占到60%。[30]1931年10月湘赣苏区统计，全苏区县委一级的干部共146人，其源流为：产业工人3人，手工业工人28人，苦力工人3人，店员工人3人，雇农10人，贫农64人，中农10人，兵士2人，知识分子20人，其他3人。[31]作为强调无产阶级成分的结果，工人、雇农的比例明显上升，知识分子比例则下降到13.7%。应该说，这两种成分的比例都超过了其在苏区中实际人口的比例，前者代表的是中共的阶级立场，后者则反映的是知识分子在发起社会革命时难以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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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大规模发展普通工农尤其是工人入党，提拔他们充实进领导部门，是中共明确自己阶级属性的必然之举。为此，中共投入相当精力，开办党校、举办训练班，提高干部素质。从1932年中共河西道委一则开办短训班的通知，大致可看出中共在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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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作日益开展，新区域工作极需干部工作，因此，道委决定开办短期训练班，时间两礼拜。望即根据下列指示送学生来，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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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送来的学生，必须是现在区一级工作或担任支部书记的同志，成份要是工人、雇农、贫农，而且要是本地同志，最好稍能识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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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来的学生必须身体强健，有活动能力和学习精神，能听党调动工作，并无反革命派别嫌疑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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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共的努力，一批新干部迅速成长。1933年5月的统计，江西县一级干部中，工人成分占到46%，贫农成分占到44%，其他所有成分只占10%。[33]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835名代表中，源自产业工人者8人，手艺工人244人，苦力工人53人，店员工人12人，雇农122人，贫农303人，中农25人，商人4人，其他64人。[34]工人、雇农、贫苦农民成为干部的主力。1933年夏中共中央局对江西省16个县县一级干部所作调查显示，419名干部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13人，占3%；1928～1929年入党的52人，占12%强；1930年入党的125人，占30%；1931～1932年入党的190人，占45%；1933年入党的39人，占10%弱。参加过游击战争或暴动的185人，占44%；到县工作之前在支部和区一级工作过的占81%。[35]可以看出，苏区干部形成了一个梯级结构，以参加过暴动或游击战争的干部为核心，同时大批提拔新生代干部，实现新老结合、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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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很注意对干部的宣传教育，苏区时期中共高中级干部多为怀抱着理想投身革命，有很强的献身精神，工作作风和思想情操都令人印象深刻。黄克诚回忆，当年他由于不赞成攻打中心城市而被批评为右倾，与同事间发生不少争论：“我同军政治委员贺昌一起走，他继续批判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不服，就跟他争论。部队宿营时，我俩还是住到一块，继续争论，吵得很厉害，彼此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对贺昌表示，准备同他争论二十年。贺昌不愧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上级，我无论怎样同他争吵，他都不在乎。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36]一大批能将个人情感、私利和工作、事业清楚分开的干部的存在，是中共组织和领导力量得以顺利发挥的最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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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还在为自己生存权利奋斗的政党，苏区时期的中共干部很少沾染官僚作风，工作认真、能吃苦、深入实际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担任中央妇女部长的周月林回忆：“我们作报告一般都是先列个提纲，到下面去了解一些情况，就可以结合着讲了。讲完后对下面工作存在着什么障碍，应该怎么办，提出来大家讨论，拿出解决的办法。”[37]曾任中共长汀县委书记的李坚真谈到她当年的工作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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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管好一个县，当好这个“家”，我根据自己的特点，依据的是“三勤”，也就是腿勤、手勤、嘴勤。“腿勤”就是经常往下面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无论在省委或县委工作，我都很少住在机关，靠的是一双赤脚板走遍各区、乡、村，和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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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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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勤”就是走到哪里，我就在哪里拿起锄头，挑起扁担和群众一起劳动。下田插秧、割禾，上山砍柴，挑水煮饭，喂猪样样都干。群众把我当成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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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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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勤”就是多宣传……我从小特别爱唱山歌，闽西群众也和我们广东客家人一样喜欢唱山歌。我就结合形势、任务编些山歌和群众一起唱，通过唱山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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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普通民众，骤然见到这样的“县官”，其反应可想而知，而高中级的干部以身作则，又会对基层干部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央苏区干部的良好口碑就是由此酿成的。正是有这样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干部的存在，使中共即使在组织快速膨胀的形势下，也能保持一个坚强的核心和集中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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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提拔了一大批工农干部，但苏区时期干部的核心仍然是经过数年革命洗礼、具有坚强信念和革命精神的知识干部，知识者所具的这种地位，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通例，共产革命也不例外。知识者得风气之先，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又充满着理想和浪漫，共产主义的理念对当年知识阶层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成为凝聚这一批革命核心的坚强精神力量。不过，共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共产革命的话语中意义非同寻常。而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充其量只能作为革命的同路人，因此无论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还是本身就出身于知识阶层的中共领导人，对于知识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都有一种缘于阶级分析的担忧。体现着中共领导人的信仰和热情，他们对自身曾经隶属的那个阶层多采取无情的批判和检视态度，虽然多年后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体乃至阶层的理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一定和其社会政治地位发生必然的联系，但当年的逻辑自有其不可移易的权威。所以，仔细考察中共革命的轨迹，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知识阶层的命运大体类似，区别只在于政策执行中的刚性和柔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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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中共中央大批干部到达中央苏区后，对知识阶层执行偏于刚性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以排除知识阶层干部为实际结局的“唯成分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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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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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批评得到了许多当事者回忆的印证，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就连毛泽东当时也忍不住抱怨，一些人对待干部：“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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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到的这种现象，在中共中央要求保证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口号下，确实屡见不鲜。在成分论影响下，苏区成分高的干部普遍不被信任，纷纷遭遇被洗刷的命运。胜利县1932年11月“开除了二十多个同志，开除的原因，大多数是富农分子”。[41]1932年11月至1933年8月，江西乐安洗刷县、区干部可确认成分者12人，其中地主、富农11人，贫农只有1人，有4人仅仅是因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而遭洗刷，其他的罪名也多是所谓参加勇敢队、扯布告等。[42]闽浙赣省委报告，经过1932年初的肃反，“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43]通过洗刷，知识分子出身干部数量已经微乎其微，而工人和贫农出身者占到干部队伍90%左右，成分和出身主导着干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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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处于教育文化比较落后的山区，要造就一支文化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在这里先天就存在较大困难。而在强调成分政策影响下，大批洗刷旧干部，提拔新干部后，这一不足表现更为明显。1933年年中的调查，江西县一级干部中，1931～1933年入党的占到总数的近55%，其中于都、瑞金两县“只满一年或不满一年党龄的干部在两县的领导机关中占比较的多数”。这些人中，能写东西的占37%弱，不能写的占63%，完全不识字的达到20%。[44]县一级干部尚且如此，区、乡一级更可想见。福建长汀有些区委书记报告工作时，“涨红了脸，什么也报告不出”，问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只答复‘我不识字’，‘决议又看不懂’就完了”。[45]不少的笑话也由此产生：“在长汀训练班上，有一个支部书记，我们问他共产青年团是什么？答：‘红军的铁军’。”[46]“许多问题不要说很少人到群众中去宣传，连宣传人员自己也不明白。据说李卜克内西及卢森堡纪念日，宣传员去宣传，群众问他‘李……卢……在哪里？’他说：‘在团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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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的低下，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正如当时的领导者也意识到的：“当我们估计干部对党对革命的坚定性的时候，文化程度没有什么关系，但文化程度对于政治的发展和工作能力的进步则有很大的关系。”[48]干部素质的下降比党员素质下降对中共组织更具负面意义。中央苏区后期，各级政权和组织出现一定程度的软化与此应不无关系。邓颖超记录了组织涣散的实际状况：瑞金城区党员大会原定下午1时开会，结果由于大家拖拉，一直到下午4时才开成会，出席人数仍只占应到会人数之半。会上，东郊支部书记反映：“支部决议，一般党员不执行，支部无检阅工作，一个多月未开一次支部会，支干会开了一次。发展党员，支部不知。”而南郊支部的书记则报告：“支部决议没有执行。赤卫军下一次操，少先队未下操。”[49]部分基层组织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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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中共中央强调所谓工人成分时，已不免郑人买履之嫌。中央苏区并无大工业，大部分工人成分其实是手工业者、乡间手艺人或雇农。1934年初，中央苏区拥有工会会员145000人，涵括了95%以上的工人，与整个苏区300万人口比，只占约4.8%。[50]他们在苏区农村所占比例小，其生活、思想方式也和普通农民并无二致，不少人仅因为成分的关系，得以在党、政权、军队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工会方面给职工国际的报告，1933年间，“在中央苏区，工会供给了差不多一万个工人干部到苏维埃、红军、党、团、各种群众团体工作。各苏区在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工人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各级苏维埃主席多数是工人、雇农、苦力，红军长官工人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51]虽然为迎合共产国际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强调，报告可能夸大了工人成分的干部比例，但提拔工人干部的趋势应没有疑问，而在如此小的人口比例中要速成这么多的干部，结果可想而知。以致各地普遍反映：“工人斗争情绪不如农民（三期党校测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如此意见）。”[52]工人的特殊地位，甚至引起了普通农民与他们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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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东北的横峰县乡下有个雇农，名叫陈克思，十六岁，由工会青工部的领导，同雇主订立了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上规定，实行每日工作六小时，不担四十斤以上的担子，工钱从八元增到十六元。而这个“老板”却是贫农。另外有个十五岁的牧童名叫吴树德，每日工作四小时，工资由四元增到十元，挑担子不得超过三十斤，而“老板”又是贫农。[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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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对苏区阶级构成的现实也不是没有了解，对无产阶级成分的强调，更多是回应共产国际的担忧——在广大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问题日渐暴露后，中共中央开始作出反省和调整。1933年5月，苏区中央局针对前一段时间盲目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作出决议，批评中央苏区在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左”的错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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