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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勤”就是走到哪里，我就在哪里拿起锄头，挑起扁担和群众一起劳动。下田插秧、割禾，上山砍柴，挑水煮饭，喂猪样样都干。群众把我当成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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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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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勤”就是多宣传……我从小特别爱唱山歌，闽西群众也和我们广东客家人一样喜欢唱山歌。我就结合形势、任务编些山歌和群众一起唱，通过唱山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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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普通民众，骤然见到这样的“县官”，其反应可想而知，而高中级的干部以身作则，又会对基层干部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央苏区干部的良好口碑就是由此酿成的。正是有这样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干部的存在，使中共即使在组织快速膨胀的形势下，也能保持一个坚强的核心和集中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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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提拔了一大批工农干部，但苏区时期干部的核心仍然是经过数年革命洗礼、具有坚强信念和革命精神的知识干部，知识者所具的这种地位，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通例，共产革命也不例外。知识者得风气之先，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又充满着理想和浪漫，共产主义的理念对当年知识阶层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成为凝聚这一批革命核心的坚强精神力量。不过，共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共产革命的话语中意义非同寻常。而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充其量只能作为革命的同路人，因此无论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还是本身就出身于知识阶层的中共领导人，对于知识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都有一种缘于阶级分析的担忧。体现着中共领导人的信仰和热情，他们对自身曾经隶属的那个阶层多采取无情的批判和检视态度，虽然多年后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体乃至阶层的理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一定和其社会政治地位发生必然的联系，但当年的逻辑自有其不可移易的权威。所以，仔细考察中共革命的轨迹，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知识阶层的命运大体类似，区别只在于政策执行中的刚性和柔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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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中共中央大批干部到达中央苏区后，对知识阶层执行偏于刚性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以排除知识阶层干部为实际结局的“唯成分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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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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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批评得到了许多当事者回忆的印证，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就连毛泽东当时也忍不住抱怨，一些人对待干部：“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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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到的这种现象，在中共中央要求保证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口号下，确实屡见不鲜。在成分论影响下，苏区成分高的干部普遍不被信任，纷纷遭遇被洗刷的命运。胜利县1932年11月“开除了二十多个同志，开除的原因，大多数是富农分子”。[41]1932年11月至1933年8月，江西乐安洗刷县、区干部可确认成分者12人，其中地主、富农11人，贫农只有1人，有4人仅仅是因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而遭洗刷，其他的罪名也多是所谓参加勇敢队、扯布告等。[42]闽浙赣省委报告，经过1932年初的肃反，“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43]通过洗刷，知识分子出身干部数量已经微乎其微，而工人和贫农出身者占到干部队伍90%左右，成分和出身主导着干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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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处于教育文化比较落后的山区，要造就一支文化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在这里先天就存在较大困难。而在强调成分政策影响下，大批洗刷旧干部，提拔新干部后，这一不足表现更为明显。1933年年中的调查，江西县一级干部中，1931～1933年入党的占到总数的近55%，其中于都、瑞金两县“只满一年或不满一年党龄的干部在两县的领导机关中占比较的多数”。这些人中，能写东西的占37%弱，不能写的占63%，完全不识字的达到20%。[44]县一级干部尚且如此，区、乡一级更可想见。福建长汀有些区委书记报告工作时，“涨红了脸，什么也报告不出”，问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只答复‘我不识字’，‘决议又看不懂’就完了”。[45]不少的笑话也由此产生：“在长汀训练班上，有一个支部书记，我们问他共产青年团是什么？答：‘红军的铁军’。”[46]“许多问题不要说很少人到群众中去宣传，连宣传人员自己也不明白。据说李卜克内西及卢森堡纪念日，宣传员去宣传，群众问他‘李……卢……在哪里？’他说：‘在团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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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的低下，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正如当时的领导者也意识到的：“当我们估计干部对党对革命的坚定性的时候，文化程度没有什么关系，但文化程度对于政治的发展和工作能力的进步则有很大的关系。”[48]干部素质的下降比党员素质下降对中共组织更具负面意义。中央苏区后期，各级政权和组织出现一定程度的软化与此应不无关系。邓颖超记录了组织涣散的实际状况：瑞金城区党员大会原定下午1时开会，结果由于大家拖拉，一直到下午4时才开成会，出席人数仍只占应到会人数之半。会上，东郊支部书记反映：“支部决议，一般党员不执行，支部无检阅工作，一个多月未开一次支部会，支干会开了一次。发展党员，支部不知。”而南郊支部的书记则报告：“支部决议没有执行。赤卫军下一次操，少先队未下操。”[49]部分基层组织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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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中共中央强调所谓工人成分时，已不免郑人买履之嫌。中央苏区并无大工业，大部分工人成分其实是手工业者、乡间手艺人或雇农。1934年初，中央苏区拥有工会会员145000人，涵括了95%以上的工人，与整个苏区300万人口比，只占约4.8%。[50]他们在苏区农村所占比例小，其生活、思想方式也和普通农民并无二致，不少人仅因为成分的关系，得以在党、政权、军队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工会方面给职工国际的报告，1933年间，“在中央苏区，工会供给了差不多一万个工人干部到苏维埃、红军、党、团、各种群众团体工作。各苏区在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工人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各级苏维埃主席多数是工人、雇农、苦力，红军长官工人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51]虽然为迎合共产国际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强调，报告可能夸大了工人成分的干部比例，但提拔工人干部的趋势应没有疑问，而在如此小的人口比例中要速成这么多的干部，结果可想而知。以致各地普遍反映：“工人斗争情绪不如农民（三期党校测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如此意见）。”[52]工人的特殊地位，甚至引起了普通农民与他们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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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东北的横峰县乡下有个雇农，名叫陈克思，十六岁，由工会青工部的领导，同雇主订立了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上规定，实行每日工作六小时，不担四十斤以上的担子，工钱从八元增到十六元。而这个“老板”却是贫农。另外有个十五岁的牧童名叫吴树德，每日工作四小时，工资由四元增到十元，挑担子不得超过三十斤，而“老板”又是贫农。[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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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对苏区阶级构成的现实也不是没有了解，对无产阶级成分的强调，更多是回应共产国际的担忧——在广大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问题日渐暴露后，中共中央开始作出反省和调整。1933年5月，苏区中央局针对前一段时间盲目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作出决议，批评中央苏区在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左”的错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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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完全准备着在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基础之上为无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党里面来，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尤其现在苏区的党，领导着工农民主专政的党，由于许多条件还不能及时的造就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入党，更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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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发展党员的任务上，应该把工人雇农苦力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和最革命的贫农吸收入党，因为这是党的基础，反对“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的非阶级的口号，同时应该吸收真正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中农入党，纠正对于他们的关门主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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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王明进一步指出：“因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巨大的胜利，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一种显然的变化。就是发生了倾向革命和共产党的左倾情绪。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任务，首先就是加紧在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的工作，把他们之中许多人变成为反帝运动的积极战士，应用他们作为宣传鼓动员的力量，并且把他们之中的各种专门人材吸收到我们方面来去帮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工作。”[55]这是中共自1927年国共分裂后对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作出悲观判断后，重新对他们的政治倾向作出估定的重要起点，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阶层，实际包含着中共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重新思考的内涵。此后，从政策层面上，知识分子被歧视、排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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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尚有不如人意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的党尤其是干部的组织体系，表现出了强大的控制力和生命力，中共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初试啼声，其成效已足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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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2.中央苏区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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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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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有组织的革命政党，一开始就将建立新型政权作为革命的不二法门。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果实被蒋介石夺走后，面对国民党的武力镇压，中共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武装革命之路。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倡导者而言，革命并不仅仅是控制权力的转移，而是社会政治的全新革命性转换，因此，建立新政权，实现社会结构的改造，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悬揭的革命政权模式就是当时世界唯一的苏俄式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代表描述了中国初期苏维埃政权的状况：“试图躲在自己的区域内，用万里长城将自己同外界隔开，建立一个摆脱赋税、摆脱地主统治等等的国家。”[56]如果撇去其中的批评性表述，这一判断大致还是反映出中共苏维埃革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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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组织松散，政府对地方控制力有限，绅权在地方社会影响重大，晚清绅权尤为伸张。民国时期这种状况仍基本得到延续，地方豪绅依然相当强势。根据抗战时期对78位县长的调查，他们最感困难的几件事中，财政困难居首位，其次即为土劣猖狂，有31人选择，占总数的39.74%，[57]可见地方土劣势力的强盛。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在各自的省份都处于较为偏僻山区，离行政中心省会较远，行政控制力不足，绅权尤为强盛。民国初年，广昌“一切县政，多有操在县绅之手”，县机关“大都有名无实，为私人分肥机关，绝少有为民众兴利除弊，实事求是者！甚有于民十五年，当革命军兴，适县长田瑞璜在任病故，由其承审员万某代理之时，一般县绅，以为千载一时之良机难得，乃纠集党羽，大开会议于某祠内，蜂拥县府，抢夺县印”。[58]当时，地方官员如不能取得乡绅的背书，施政十分困难，甚至有遭到驱逐的可能。即使离南昌不远的东乡县也有乡绅因反对新任区长而将支持新区长的乡绅打伤，致该区长“难上任”。[59]为保持自身权位，大部分地方官员到任后都选择和乡绅妥协，或则各守分际，或则沆瀣一气，时人记载：“民国以来，任上犹县长者，虽不敢谓尽属坏人，但一经与土豪劣绅结合，即不坏者亦坏。”[60]虽然这些对绅权力量的描述不一定全面反映绅权的真实运行状况，但其负面效应的存在应属无疑，南昌行营曾判断：“一二匪党，不逞之徒，因缘时会，煽其共产邪说，诱惑裹胁，成今日燎原之势，推穷其故，岂民众生性好乱，毋以土豪劣绅之厉耳。”[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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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治理秉承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原则，这与积极的行政控制在理论上有所抵牾。而且，无论是传统中国既有体制还是当时对中国有着深刻影响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都不倾向过于严密的行政控制，这对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影响，所以，在南京政府内部，自治、均权和民主的力量始终不可小觑。同时，国民党作为新兴的以革命自命的政治力量，显示力量、舍我其谁的集权呼声高涨，苏俄体制乃至德意国家的集权发展模式，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也形成相当刺激。由于此，南京政府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来回拉扯于两种趋势之间，政治定位并不十分清晰。一面是经历十数年分裂状态的国家，一面是缺乏有效凝聚力的社会，国民党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在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之间找到平衡点。从江西、福建两省看，共同的特点是行政控制软弱，被赋予地方自治功能的县级行政机构一般只设五个局、科，公务人员很少。1930年代的统计，江西统计的43县有1237名公务员，平均每县不足30人；福建统计的45县只有公务员1134人，平均每县只有25人。江西44县中，县长兼办司法者36县，不兼办者8县；福建45县中，县长兼办司法者33县，不兼办者12县。[62]大部分县份司法和行政混淆，体制之有待健全毋须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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