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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材料反映的事实看，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大多数的政府，群众并不认识为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不过如象反动统治过去设的什么一样，有什么纠纷即到政府里去解决。有些群众实际叫政府为局，如我经过安福的桑田，我问农民政府设在什么地方，他不懂，结果他答复我是‘局’设在某处才带我去”。[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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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软弱状况，还缘于当时军事紧张的实际形势。苏区建设初期，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主要精力理所当然放在军事上，而红军主力又不断处于运动开辟、保卫根据地的状态，难以在一个固定地区长期指导地方工作，这使主要依靠红军开辟、发展、巩固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基础先天不足。共产国际远东局曾引述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胡海1930年的说法：“该同志动身来上海（9月29日）之前，我们红军的指挥人员（毛泽东、彭德怀）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政府是一回事，军队是另一回事。毛泽东对政府工作几乎不感兴趣。”由于此时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和赣西南地方政权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不排除这一报告有刻意夸大的成分，但其反映的军队和地方沟通不畅的问题当非捏造。因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明确建议中共中央：“应该使毛泽东不仅对军队的状况和行动负有责任，而且还要让他参加政府并对政府的工作负有部分责任。应该任命他为政府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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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共在赣南、闽西控制的逐渐稳固，苏维埃政权建设开始趋于健全，但政权在整个控制体系内的地位，仍然和传统政治体制有别。贯穿中央苏区之始终，苏维埃政权和军队、党的关系大体处于这样的框架中：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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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共的第一次建政尝试，苏维埃政权十分强调人民性和民主监督。在肯定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人民民主建设一直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标。武装革命早期，中共的这种民主理念主要体现在部队建设上。中共建军初期实行的士兵委员会制度，虽然后来由于与党领导军的原则有所冲突未能继续下去，但在当时中共组织力量有限的状况下，这一高度的军内民主制度对有效地凝聚部队力量，改善官兵关系，提高全军的责任心和战斗力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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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中共着力建设一个人民性政权。苏维埃政权沿袭苏俄的体制和经验，实行代表会议制度，中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人民委员会为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苏区居民凡年满18岁者，都有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任务”，对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享有选举、监督、罢免和撤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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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苏维埃政府基层政权分县、区、乡三级，通过选举产生。省、县、区苏维埃政府，均设立与中央政权相应的人员和办事机构。乡苏维埃政府机构较简单，但一般都设有各种经常和临时的委员会，如扩红、土地委员会等，在一些工作先进的乡，如长冈乡的常设委员会多达12个，包括扩大红军、土地、山林、建设、水利、桥梁、国有财产、仓库保管、没收、教育、卫生、防空防毒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有许多一直设立到村，乡委员会的委员多由各村相关委员会主任代表组成，各村的工作可通过各委员会得到有效沟通。对此，毛泽东十分赞赏，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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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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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代表制度使苏维埃政权的触角有效深入到村一级，虽然传统的保甲制度也具有这一功能，但村代表制度网罗的人员、领域、层级都远较保甲宽广，加上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使政权效能发挥相当充分：“他的命令，是如水之流下，由区乡政府，而党员，而直达群众。党员向群众传达命令的方式，对农则在田野，对工则在工厂，对商则在市廛。”[73]毛泽东所谈到的这样一种状况，在瑞金武阳区石水乡春耕动员中有十分具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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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员的开始：乡苏主席参加区苏讨论春耕的会议回去以后，连同区苏、区委派去的指导员，首先开了党团员大会，随即开了乡苏代表会，接着开了贫农团大会，最后开了妇女代表会，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下操时，都着重讲说了春耕。乡苏和妇女代表会都组织了宣传队，男女两宣传队均有宣传员三人（三村每村一人），队长一人，都作了春耕的宣传，贴了标语。这样就在全乡开始造成了春耕的热烈空气，大家晓得春耕的意义、目的、计划与进行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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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代表会的领导：乡代表会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71个代表（内有妇女13人）分在三个村中，每人对其选民60人（工人、雇农的少一些）负起春耕领导之责，每十天乡代表会开会，报告各村状况，讨论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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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贫农团的领导：这里的贫农团有500多人，共有52个小组，每组8人至12人不等，分在三村，每村一个干事会。全乡一个总的干事会。领导春耕的方式：每五天各小组开会一次，每十天三村贫农团各自开会一次，每月开全乡贫农团大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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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妇女代表会的领导：全乡96个妇女代表，选举主席团7人。每5天由各个代表召集所属妇女开会一次，每10天全乡妇女代表会一次。本乡妇女（全区亦然）在生产中占了极重要的地位，她们除了犁田、耙田、莳田之外，什么事都会做，铲革皮，割卤萁，开塘泥，开粪下田，作田塍、田坎，修陂圳，犁田时散粪砍菜子，耘田、巡水，种杂粮、蔬菜，样样都会。她们的劳动占了全乡生产劳动的50%以上，在武阳区犁田、耙田、莳田也有少数妇女会做，她们正在学习，使多数人都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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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儿童在春耕中：由于儿童团的动员，他们在铲草皮、看牛子、捡狗粪。他们规定三个月内每人捡100斤狗粪给红军公田，100斤给红军家属，100斤给自己，捡来了过秤，载在他们的比赛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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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党对春耕：党在春耕中起了极强的总的领导作用。全乡有党员150多，团员70多。1个总支（干事会11人），三村每村1个分支（干事会3人至5人）。为了春耕，5天开一次小组会，半个月一次分支会，一月开一次总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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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耕田队：男子耕田队全乡1个大队，有大队长，队员520多人。分为4个分队，第一村人口800多，1个耕田分队，第二村人口1200多，2个耕田分队，第三村人口700多，1个耕田分队，每分队队员100多人，有分队长，下分小组，每组5人至10多人不等。女子耕田队400多人，组织与男子队同。男女耕田队共约千人，是专为耕种红军公田与帮助红军家属、苏维埃工作人员耕田而组织的，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去耕，耕的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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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突击队：党与政府各1个3个人的突击队，3个人分在三村，公开的号召，秘密的考查，各种春耕的会议他们都去参加，可是群众不晓得他们是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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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比赛：全乡都发动了生产比赛，激发了群众极大的革命热忱。本乡的办法：家与家比，屋（小村）与屋比，村与村比，乡与乡比，比什么？比耕耘、比肥料、比杂粮蔬菜种得好，党、团、政府与群众团体会议的紧张，工作的激进，比赛起了大的推动作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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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苏区组织的严密体系：党、政府、群众组织，环环相扣，层层相连，整个动员过程有宣传、有组织、有监督、有领导，堪称天衣无缝。不过，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突兀的是，春耕本为农民的天然义务，中共为何要在这方面付出如此多的心力，这可能和一段时间内中共土地政策不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有关。从长远看，解决这些问题，更需要的应该还是政策调整，以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组织动员，因为最有效的动员，也有日久生疲的可能。当年的材料显示，苏区动员很少会谈及或考虑个人需要，这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但无论当时还是日后，利益调整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忽略了这一点，许多的政策制定可能就会有空中楼阁的风险，毕竟，把理想等同于现实未必就是实现理想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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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无可讨论之处，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动员总体上看还是反映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人民性立场。苏维埃制度理论上是建构在民主运作的框架之中。1933年底召开的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明确要求：“对城乡苏维埃的工作在广泛运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要实行选民的召回权，建立村代表会议及村代表主任制，在乡和村中组织各种委员会，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75]选民召回权的强调，使代表的权力和责任与选民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委员会制度既保证了上下通联，又体现了群众意志。1933年5月，安远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设立茶亭，方便来往行人，对于设立茶亭的经费，县府要求“当地政府负责召集当地乡苏代表会议和各群众团体会议，讨论决定其费的开支，在（再）由当地群众募捐供给之，切不可借口滥捐”。[76]可见在当时的政权运作体系中，如果充分发挥制度设计的效能，代表会议可以成为反映民意和决定政策的重要一环。中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一基层政治运作体制，虽然由于苏区的现实环境、党组织与乡村政权的磨合需要及时局变化等因素未及真正展现和推广，但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政治面貌的充分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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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与实施了苏维埃选举细则，对苏维埃的选举原则及方法作出规定，并领导各级苏维埃展开由下而上的选举运动。中共有关决议明确指出：“苏维埃的民主，首先表现于选举运动。”[77]苏维埃代表选举在当时受到相当的重视。从选举过程看，虽然中共党组织要求不要直接干预选举结果，强调“党对于苏维埃委员选举可以拟定名单，但不能直接向群众提出，只有在群众中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选举出来”，[78]但包办的现象特别在初期事实上难以避免。随着中共苏区政权的巩固，选举也逐渐制度化，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1933年进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各地注意“在选民大会中必须发动选民斗争，从斗争中来选举工作积极、斗争坚决的真正劳苦工农青年及劳动妇女充当苏维埃代表，反对过去指派方式”。[79]赣县的选举“相当的发动了群众的斗争，如在选举时选了不好的分子当代表，群众立即反对（清溪古村区）”。[80]兴国、上杭、瑞金等地“普通的以乡为单位，组织了三人至七人的宣传队，比较先进的地方组织了化装讲演，演新戏，俱乐部开晚会，各学校上选举课等，造成选举的热潮”。[81]根据毛泽东1933年的调查，这年年底进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虽然没有实行直选，而是层级代表选举，但有些地区选举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福建上杭才溪乡公布的候选名单得到群众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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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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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状况在各地都有显现，兆征县大埔区教育部长“在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要他来把全区文化教育工作，向代表作报告，结果他讲了七句话。因之，全区的代表同志，很热烈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向他作了无情的斗争”。[83]胜利县古龙岗中邦乡“群众对候选名单上的贪污腐化分子、开小差分子只在夜晚在公布的候选名单上的姓名底下写字”。[84]选民的批评热情体现了其对选举的主动参与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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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选举运动中用选票真正体现自己的意志，可以鼓励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加深对政权的信任度与休戚感，并反映出民意的趋向。1933年底的苏维埃代表选举，选民的参与程度相当高，“先进的如：兴国全县，上杭才溪区、瑞京武阳区平均到会的选民都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比较落后的地方如西江县洛口县，到会的选民平均在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中等区瑞京的下肖区到会选民平均在百分之七十一以上”。选民在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包括诸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解决几年来无音讯的红军老婆的问题，消除市面现洋与纸币的差异现象，进行节省运动，推销公债，扩大合作社组织，准备春荒，女子由甲地嫁到乙地土地问题解决，修理道路桥梁，设俱乐部列宁小学等”。这些提案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上，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群众的要求”。[85]同时，群众还可通过选举批评监督和罢免干部，对不称职的干部，在选票名字下面注“消极”、“不好”、“官僚”等字样。对犯错误的干部，只要选民十人以上提议、半数以上选民同意，就可予以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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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场中国历史上崭新的基层民主实验，考虑到当时历史条件、环境和当时中共建政思想的限制，各方面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都严重不足，过高估计其成果也是不切实际的。各地比较普遍的反映是选举中缺乏对工作的充分批评，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交流也远远不够：“在各村选民大会上，乡苏主席都向选民作了工作报告，但是不很充分，所以不能发动群众起来热烈批评政府的工作，这是一个大的缺点。”[86]即使是毛泽东表扬的模范乡的长冈乡也存在下列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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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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