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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苏区组织的严密体系：党、政府、群众组织，环环相扣，层层相连，整个动员过程有宣传、有组织、有监督、有领导，堪称天衣无缝。不过，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突兀的是，春耕本为农民的天然义务，中共为何要在这方面付出如此多的心力，这可能和一段时间内中共土地政策不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有关。从长远看，解决这些问题，更需要的应该还是政策调整，以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组织动员，因为最有效的动员，也有日久生疲的可能。当年的材料显示，苏区动员很少会谈及或考虑个人需要，这有其特定的理论背景，但无论当时还是日后，利益调整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忽略了这一点，许多的政策制定可能就会有空中楼阁的风险，毕竟，把理想等同于现实未必就是实现理想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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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无可讨论之处，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动员总体上看还是反映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人民性立场。苏维埃制度理论上是建构在民主运作的框架之中。1933年底召开的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明确要求：“对城乡苏维埃的工作在广泛运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要实行选民的召回权，建立村代表会议及村代表主任制，在乡和村中组织各种委员会，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75]选民召回权的强调，使代表的权力和责任与选民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委员会制度既保证了上下通联，又体现了群众意志。1933年5月，安远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地设立茶亭，方便来往行人，对于设立茶亭的经费，县府要求“当地政府负责召集当地乡苏代表会议和各群众团体会议，讨论决定其费的开支，在（再）由当地群众募捐供给之，切不可借口滥捐”。[76]可见在当时的政权运作体系中，如果充分发挥制度设计的效能，代表会议可以成为反映民意和决定政策的重要一环。中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这一基层政治运作体制，虽然由于苏区的现实环境、党组织与乡村政权的磨合需要及时局变化等因素未及真正展现和推广，但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政治面貌的充分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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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制定与实施了苏维埃选举细则，对苏维埃的选举原则及方法作出规定，并领导各级苏维埃展开由下而上的选举运动。中共有关决议明确指出：“苏维埃的民主，首先表现于选举运动。”[77]苏维埃代表选举在当时受到相当的重视。从选举过程看，虽然中共党组织要求不要直接干预选举结果，强调“党对于苏维埃委员选举可以拟定名单，但不能直接向群众提出，只有在群众中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选举出来”，[78]但包办的现象特别在初期事实上难以避免。随着中共苏区政权的巩固，选举也逐渐制度化，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1933年进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各地注意“在选民大会中必须发动选民斗争，从斗争中来选举工作积极、斗争坚决的真正劳苦工农青年及劳动妇女充当苏维埃代表，反对过去指派方式”。[79]赣县的选举“相当的发动了群众的斗争，如在选举时选了不好的分子当代表，群众立即反对（清溪古村区）”。[80]兴国、上杭、瑞金等地“普通的以乡为单位，组织了三人至七人的宣传队，比较先进的地方组织了化装讲演，演新戏，俱乐部开晚会，各学校上选举课等，造成选举的热潮”。[81]根据毛泽东1933年的调查，这年年底进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虽然没有实行直选，而是层级代表选举，但有些地区选举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福建上杭才溪乡公布的候选名单得到群众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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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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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状况在各地都有显现，兆征县大埔区教育部长“在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要他来把全区文化教育工作，向代表作报告，结果他讲了七句话。因之，全区的代表同志，很热烈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向他作了无情的斗争”。[83]胜利县古龙岗中邦乡“群众对候选名单上的贪污腐化分子、开小差分子只在夜晚在公布的候选名单上的姓名底下写字”。[84]选民的批评热情体现了其对选举的主动参与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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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选举运动中用选票真正体现自己的意志，可以鼓励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加深对政权的信任度与休戚感，并反映出民意的趋向。1933年底的苏维埃代表选举，选民的参与程度相当高，“先进的如：兴国全县，上杭才溪区、瑞京武阳区平均到会的选民都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比较落后的地方如西江县洛口县，到会的选民平均在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中等区瑞京的下肖区到会选民平均在百分之七十一以上”。选民在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包括诸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解决几年来无音讯的红军老婆的问题，消除市面现洋与纸币的差异现象，进行节省运动，推销公债，扩大合作社组织，准备春荒，女子由甲地嫁到乙地土地问题解决，修理道路桥梁，设俱乐部列宁小学等”。这些提案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上，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群众的要求”。[85]同时，群众还可通过选举批评监督和罢免干部，对不称职的干部，在选票名字下面注“消极”、“不好”、“官僚”等字样。对犯错误的干部，只要选民十人以上提议、半数以上选民同意，就可予以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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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场中国历史上崭新的基层民主实验，考虑到当时历史条件、环境和当时中共建政思想的限制，各方面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都严重不足，过高估计其成果也是不切实际的。各地比较普遍的反映是选举中缺乏对工作的充分批评，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交流也远远不够：“在各村选民大会上，乡苏主席都向选民作了工作报告，但是不很充分，所以不能发动群众起来热烈批评政府的工作，这是一个大的缺点。”[86]即使是毛泽东表扬的模范乡的长冈乡也存在下列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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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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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环境下，有的地方问题可能还更加严重一些。边区县区常反映：“候选名单没有充分准备好及充分宣布充实区代表权利，与被选为代表的任务和光荣，以致有的竟临时来拉，所以部分当选人，不愿意当代表。”[88]赣县“田村乡的选举不严密以致流氓混入了来开选举会，边区的有些乡在选举时群众怕来开选举会，怕会当代表”。[89]对于缺乏民主政治经验的人们来说，要准确理解选举和代表大会制度就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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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于苏维埃的认识很微弱，只知道埃政府是他们的政府而不知道“埃政权”的内容，一班农民都应有实际参加政权的权利，就是常常要召开群众大会代表大会讨论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政权有二，一为代表会议，一为执委会，不知道代表会议才是合法的政权机关，而执委会不过是代表会闭会后，受代表会委托的执行代表会议的处理日常事务的机关，更不知在一哄而聚的群众大会之中能讨论问题，必须假手于代表会议。他们以为选出几个人坐在机关里，就叫做苏维埃，所以各级机关时常只有执委会议（甚至执委会还少开，只有主席、财务、赤卫或秘书只几个人处理一切）而没有代表会议。这是一般群众政权的意识大薄弱，而一般同志对于政权的认识也是莫名其妙的缘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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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选举委员会出现组织不合法的状况也就不难想象：广昌长桥区被监督者成了选举的监督者，“选委会只由区苏主席、各部长组织，以主席为主任”。[91]熟悉代表会议制度的人们对这种角色错位可能会啼笑皆非，但当年的操作者却认为理所当然。苏维埃代表选举在开了赣南、闽西地区群众意志表达方式之先河的同时，其出现的种种问题，却也不可避免影响到选举的效果，使选举的意义有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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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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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选举尚难成为苏维埃政权自我监督、自我更新的足够有效方式，代表会议制度也往往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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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市苏的工作，大多数都是主席独裁与包办。乡、市苏的代表，除了照例参加会议外，很少切实过问乡、市苏的工作；乡、市苏代表，未能将自己所代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乡、市苏来；乡、市苏的决议，亦很少带回去向选举自己的选民作报告，动员群众来执行。一般乡、市苏代表，尚未能成为群众斗争与生活改善强有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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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状况下，中共为维持政权的有效运作，更多的还是依赖严格的纪律和组织、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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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后，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与面向群众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各级党组织设立监察委员会，各级政府设立工农检察部和工农控告局，负责对干部进行监督。1934年2月后，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政府各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进行普遍稽查，对财政开支状况实施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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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既反映着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也是廉洁政治的重要一环。1932年9月中央苏区颁布《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组织纲要》，规定“在工农集中的地方”，可设立控告箱，群众随时可以控告、揭发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现象”，还可“指定不脱离生产的可靠工农分子，代替控告局接收各种控告”。[93]当时规定必须是实名控告。不过，实际执行中并未画地为牢，董必武任苏维埃最高法院院长期间，曾处理控告中央总务厅采买员的匿名信，发现不尽属实后，查找到写匿名信者，未按诬告处理，而是加以劝导、说服。中共党人严格的监督规定和细致耐心的工作，保护和激发了群众控告的积极性，当时查处的案件不少来自民众的直接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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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群众有效参与对干部的监督，各级工农检察部经常组织“轻骑队”、“突击队”等，对各级部门进行检查、监督。轻骑队是青年团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最早成立于1932年7月，主要任务是：“检查苏维埃机关内、企业内、经济的和合作社的组织内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腐化、消极怠工等现象，举发对于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执行的阻碍与曲解。”[94]突击队苏区内凡有选举权者均可加入，归当地工农检察部领导，可对苏维埃机关和国家企业进行突击检查。轻骑队和突击队通过微服私访，明察暗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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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对干部的贪污、浪费行为惩处极严。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规定下列行为即可予以枪决：“侵吞公款至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95]1933年12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以上罪犯同时“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训令同时宣布：“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96]据此，中央苏区不少干部遭到严肃处理。1933年4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以伙同他人盗卖鸦片罪判处原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死刑，原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监禁两年。1933年5～8月，广昌因贪污问题被清除出党的党员干部就有6人，包括区委书记、区苏主席、区苏军事科长等。[97]安远龙布区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记录显示，该区1933年3月工农检查部发现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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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河乡财政贪污浪费，文书腐化；（二）上林乡主席朱文求纠结红军家属老婆；（三）增坪乡古山消极怠工不能打理工作……（五）各乡通知文件都忽视了；（六）正副主席正主席余恭梅包庇富农分子，副主席李荣德没有一点打理工作，几件事军阀手段苏维埃压迫来负责。对于成立合作，自己合股又分三家布X；（七）特务排长叶桂芳在前方开小差回家，班长张天祥开小差回家，三班长谢新荣独立团开小差。[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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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苏维埃工作人员事无巨细，都处在政权机关的严密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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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以严刑峻法和严密监督努力抑制贪污腐败，同时通过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扫除社会长期累积的腐败因子，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苏区吏治的廉洁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被认为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99]当时的苏区干部可以从政府方面获得的利益主要就是苏维埃政权规定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其家属（即父母妻子）可按照应纳之国税额减收半数，用以减轻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庭经济的负担。”[100]但是，他们在工作上投入的精力显然要多于所得，当时干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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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县里开会时，每人自备一个席草饭包，吃多吃少由自己定。在用膳前，用自己的饭包装自己带去的米或薯米，然后把饭包口扎紧，做上记号，放在一口锅里统一煮……如果县、区、乡召开只有一天的会议，来开会的多数人，一不带饭，二不带干粮，勒紧裤带，饿着肚子，一直坚持开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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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奎同志任村文书时，经常早饭后便去村苏维埃政府工作，一直到天黑才回家。中午这餐不是吃干粮，就是勒紧裤带饿肚子，晚上，有时回得太晚，家里留的稀饭冷了，就吃冷稀饭，如果没有留什么吃的，有红薯，就吃几只生红薯充数，没有红薯，只好喝碗冷茶或冷水，填一填肚子。[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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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腐败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劳永逸，苏维埃政权也并不是白璧无瑕。在当时战争环境下，权力的运用经常要超出体制化的监督，在基层尤其如此。民众对干部自觉的监督意识不足，选举制度在当时情况下更多的还是走过场，而且选举仅限于苏维埃代表，政府人员不必直接面对民众的选择。监督渠道从制度上虽多有开辟，但许多地区也不尽畅通，如有些政府设立控告箱时走过场，安远县龙布区“全区成立控告箱四只”，[102]平均一乡还不到一个，其所发挥的作用自然大受限制。因此，和对传统社会的腐败现象扫除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政治权力控制相对要弱一些，贪污违纪现象在苏维埃区域内仍然存在，某些地区、部门甚至相当严重。湘鄂赣的酃县“三区乡负责者，每人分得好田十一担谷子，群众有四个一家只分得十一担谷子的差田……群众要责问，马上‘反抗政府’‘反动派’的帽子即戴上头来了，有许多群众反对政府负责人的官僚腐化分子，但又不敢公开说”。[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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