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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晨，我在离于都城不远的麻油坑地方经过。那时天色才黎明不久，路上行人还很稀少……突然，尖锐的问话传来：“同志，有路条么？”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青年女同志。我回答她：“我没有路条。”“你没有路条，不准通过；我们要把你扣留起来，送到乡苏去。”她一面说，一面前来检查我。……最后我把介绍信给她看，因为她不认得字，连忙叫男同志来看，一个同志看了还不算，再给第二个同志看，证实了才准我通行。[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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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这一套控制体系设计非常严密，国民党方面相关调查谈道：“边匪地方，以五里一哨，中心区域，则十里一哨。对于盘查，十分认真，如无匪区县政府之路条，则行扣留。凡是群众行动，必须有高级军事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并于每月终，由县军事部派人检查各区步哨一次，各区军事部，每十天须派员检查一次。”[249]“民众之往来均须有路票始能出入，管束极为严密。若开民众大会即由代表率领前去。”[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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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习久成疲，苏区步哨虚应故事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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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3月6号，由博生到太雷做突击工作，经过一百余里的路途，不曾见有一个步哨，最后我由太雷县委于10号出发经日车，到龙岗区的一乡，才见一个步哨。这个同志在店内问：“同志有介绍信么？”我即答复：“没有。”他说：“没有过不得。”我不去管他，他就坐在凳上，再也不问我了。我走过以后，我到回去问他：“同志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答：“放哨呵。”[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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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当时国民党方面材料对中共组织严密度的估计甚至要高于中共本身，这一方面是对对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身缺陷的明确认知；而对中共而言，承认并努力发现自身的不足，正是其继续改进、提高自身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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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力结构深入乡村、社会动员能力空前强大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有能力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比传统社会更多的作用。苏区专门成立互济会，负责展开互助救济，乡设委员会，村有负责工作的主任，下再分小组，互济会成员包括大部分苏区民众，每人每月交会费一个铜板。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的调查记载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社会救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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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今年有过二次。一次是七十多个信丰难民到兴国城（榔木乡时），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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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里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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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救济饥荒。今夏榔木乡有三四个人饿饭（过去乞丐，现还很穷），请求区互济会发钱发米救济，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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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救济活动虽然琐碎，但对患难中的乡民意义却非同一般，有助于增进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不过，作为群众性组织，互济会的活动也有尴尬之处，一方面，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253]另一方面，当互济会真正发挥作用时，由于其和民众利益息息相关，又发生“苏维埃召集群众会议而群众不到会，互济会召集会议则多数群众到会”的情形，导致地方苏维埃政权“简单的将互济支部取消”。无论哪种情况，最终的结果都导致互济会空心化，使其“组织上失掉一个下层系统，一切工作都陷于停顿状态，同时上层机关庞大，找不到实际工作去干，成为机关运动的形式”。[254]以致有些地区互济会“对于救济工作根本没有做到，因此，群众对互济会的经费由怀疑而发生不满，甚至说互济会是捐税机关”。[255]更有一些地区互济会出现侵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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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手续，不能用宣传鼓动方式，仅采取摊派式的要群众照数缴钱的办法，而收入支出之数，又不能按月公开宣布，其中浪费、滥用、舞弊都在所难免。兹仅据修水一县的互济总会报告，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十月共收入银洋八千六百四十多元，其中用在救济事业方面的只有一千七百多元，用在伙食、零用、办公、长驻救护队等方面的，达到一千九百多元，此外是县委挪用一千多元，县苏挪用三千多元，尤其是私人挪用一百五十多元，竟有半数（七十多元）无从收回的。[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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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间还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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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区内部一些游离力量的改造、重组是完善社会组织的重要任务。闽赣两省游民众多，据1930年苏区有关文件的分析，游民无产者包括多种从事“不正当职业”者，具体有：盗贼、娼妓、兵痞、戏子、差人、赌棍、乞丐、人贩子、巫婆等。对这些人，中共采取改造为主方针，相当一批游民在苏维埃革命中分得了土地，生活习俗得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有的还进入苏维埃政权。如兴国永丰区共有游民90多人，他们在革命中得到很多利益，因此，“一般都是欢迎革命，不但没有一个反革命的，并且有十个参加区乡政府的指导工作，一个当了游击队的指挥员”。[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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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流民都顺利地接受了改造，苏区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会匪问题就颇让人伤神。闽赣两省会党、土匪活动频繁，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及闽西会党组织和土匪尤为活跃。据中共方面估计，闽西各地游民“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258]比例相当惊人。这些游民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和土匪难以分开。赣南、闽西山高林深，宗族组织强盛，这些都便利于土匪成形，民国以来中央权威混乱、地方控制软弱，又为土匪大规模孳生提供了条件，所以，民国年间，这里土匪活动一直旺盛。地方政府常常抱怨对土匪“地广山多，林深将密，包围搜捕，两穷于术。”[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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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在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理解，会党属于游民无产者的一部分，因此在早期的暴动中，发动会党参加是暴动的重要一环，中共文件指示：“应特别注意两点：一、我们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二、我们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260]国民党方面观察：“江西为洪江会策源地，八十一县，几无一县不有洪会机关……赤匪知之，遂利用洪匪为内奸，标语欢迎洪家兄弟，互相勾结，与匪打成一片。凡赤卫军梭标队皆以洪江会匪充之。盖今日之所谓农匪，无一不是洪江会匪也。”[261]蒋介石也曾要求各地对“会匪曾扰害人民或勾通赤匪查有确实证据者，并仰按名拿案，尽法查办，以资儆惕。其有确被裹胁或盲从附和者，得勒令缴出票布，从宽免究，予以自新。务期境内永无洪会之非法团体与洪会之匪徒”。[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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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会匪作为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的武装力量，和苏维埃政权必然发生冲突。中共针对会匪制定了很多政策，并采取措施要求“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路线，号召被欺骗压迫误入刀团匪的份子回来分田，而且要在群众中详细解释”，[263]但面对不断到来的“围剿”，不可能有更多时间、精力彻底解决会匪问题，会匪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而且随着阶级对立的加深，一部分地主出身者铤而走险也加入到会匪行列。1934年前后，由于苏维埃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更客观上壮大了会匪队伍。当时在苏区的一些山高谷深地区，会匪活动尚很猖獗。福建长汀有“李七孜、曹丰溪、马贤康等十余股零星残余团匪土匪……四百多枝枪”。[264]广昌县苏国民经济部部长郑会文“去年讨老婆受了大刀会匪首领的贺礼二元，后来他的老婆被另一部分大刀会捉去”，[265]刀匪的胆大妄为非同小可。1933年在红军总政治部教导队学习的肖光多年后仍清楚记得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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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和前委在建宁时都驻在一起。记得建宁地方大刀会较多，红军站岗怕他们来摸哨，有一个晚上，我在城墙边站岗，看到一团黑呼呼的前来，叫了口令没回答，认为是大刀会来摸哨，就开枪打，一看是打死了一条牛。教导队只好给群众赔了钱。[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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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地方政权及武装和土匪的较量一直延续到中央红军的撤离。1929～1934年10月，宁都县的赤卫队和游击队等与地主武装、靖卫团、大刀队等有过200多次战斗。[267]土匪武装不仅仅消极躲避以求生存，时有主动挑衅，福建泰宁“大刀会经常下山袭击我们的机关或者在中途打我们的埋伏……泰宁每个区都被袭击过，区委大部分牺牲了，朱口区有一次被包围，只剩下一个同志，其它都牺牲了”。[268]赤白边境地带红军后方运输也是其骚扰对象：“东方军兵站线，由建宁经大田市、新桥、下南、上关、飞鸢或纸马到前方，沿途刀匪不安。”[269]甚至对红军大股部队也展开袭击，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出发进入福建山区后，就常常遭到大刀会袭击：“这些家伙，用朱砂涂成大花脸，红花绿袍，身上贴着鬼符，张牙舞爪，猛看一眼倒挺吓人。他们凭借着地形熟悉，一会儿漫山遍地都是，敲锣打鼓偷袭我们，一会儿几乎全不见了。”[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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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匪的活跃，其实还提示着中央苏区的另一种现实，即在崇山峻岭、村庄散落的赣南、闽西地区，即便像中共组织力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短时期内也有力有未逮之处。当年红军的日记记载，1934年红九军团在广昌的头陂时，到离头陂20里的一个村挑土豪的存谷，头陂周边百里此时都是红色区域，该地理应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下，但日记所载挑谷经过是：“侦察员先进村侦察，武装部队随后跟进，严密警戒。那里的青壮年大部分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了，村里多系老弱妇孺替他们管粮仓，地主豪绅都搬进了大城市，所以运谷很顺利。”[271]苏维埃革命数年后，在已属中央苏区核心地区的头陂，还有大量的土豪存谷，而从红军进入该村的状态看，该村和革命几乎尚处于绝缘状态。这样的事例的存在，再次显示着一旦进入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事态总会比想象的更加复杂。虽然这并不足以动摇对苏区组织基本状况的判断，但却提醒我们，许多原则性的结论后面，或许都还存留着更多可能出现的丰富细节，历史的弹性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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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7.红军：堡垒的坚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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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武装割据的军事根据地，苏区具有十分明显的军事特征。尤其在早期，由于红军的弱小，对固定区域实行长期占据的力量不足，苏区区域经常随着红军的流动而变化。因此，在苏区建设中，红军常常担负起苏维埃政权的作用，成为中共和民众之间联结的纽带。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政治素质使其与民众间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中处处可见，兹引几例，以见一斑。1931年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272]第十八师报告则写得更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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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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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日后回忆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时说道：“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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