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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在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理解，会党属于游民无产者的一部分，因此在早期的暴动中，发动会党参加是暴动的重要一环，中共文件指示：“应特别注意两点：一、我们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二、我们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260]国民党方面观察：“江西为洪江会策源地，八十一县，几无一县不有洪会机关……赤匪知之，遂利用洪匪为内奸，标语欢迎洪家兄弟，互相勾结，与匪打成一片。凡赤卫军梭标队皆以洪江会匪充之。盖今日之所谓农匪，无一不是洪江会匪也。”[261]蒋介石也曾要求各地对“会匪曾扰害人民或勾通赤匪查有确实证据者，并仰按名拿案，尽法查办，以资儆惕。其有确被裹胁或盲从附和者，得勒令缴出票布，从宽免究，予以自新。务期境内永无洪会之非法团体与洪会之匪徒”。[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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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会匪作为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的武装力量，和苏维埃政权必然发生冲突。中共针对会匪制定了很多政策，并采取措施要求“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路线，号召被欺骗压迫误入刀团匪的份子回来分田，而且要在群众中详细解释”，[263]但面对不断到来的“围剿”，不可能有更多时间、精力彻底解决会匪问题，会匪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而且随着阶级对立的加深，一部分地主出身者铤而走险也加入到会匪行列。1934年前后，由于苏维埃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更客观上壮大了会匪队伍。当时在苏区的一些山高谷深地区，会匪活动尚很猖獗。福建长汀有“李七孜、曹丰溪、马贤康等十余股零星残余团匪土匪……四百多枝枪”。[264]广昌县苏国民经济部部长郑会文“去年讨老婆受了大刀会匪首领的贺礼二元，后来他的老婆被另一部分大刀会捉去”，[265]刀匪的胆大妄为非同小可。1933年在红军总政治部教导队学习的肖光多年后仍清楚记得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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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和前委在建宁时都驻在一起。记得建宁地方大刀会较多，红军站岗怕他们来摸哨，有一个晚上，我在城墙边站岗，看到一团黑呼呼的前来，叫了口令没回答，认为是大刀会来摸哨，就开枪打，一看是打死了一条牛。教导队只好给群众赔了钱。[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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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地方政权及武装和土匪的较量一直延续到中央红军的撤离。1929～1934年10月，宁都县的赤卫队和游击队等与地主武装、靖卫团、大刀队等有过200多次战斗。[267]土匪武装不仅仅消极躲避以求生存，时有主动挑衅，福建泰宁“大刀会经常下山袭击我们的机关或者在中途打我们的埋伏……泰宁每个区都被袭击过，区委大部分牺牲了，朱口区有一次被包围，只剩下一个同志，其它都牺牲了”。[268]赤白边境地带红军后方运输也是其骚扰对象：“东方军兵站线，由建宁经大田市、新桥、下南、上关、飞鸢或纸马到前方，沿途刀匪不安。”[269]甚至对红军大股部队也展开袭击，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出发进入福建山区后，就常常遭到大刀会袭击：“这些家伙，用朱砂涂成大花脸，红花绿袍，身上贴着鬼符，张牙舞爪，猛看一眼倒挺吓人。他们凭借着地形熟悉，一会儿漫山遍地都是，敲锣打鼓偷袭我们，一会儿几乎全不见了。”[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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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匪的活跃，其实还提示着中央苏区的另一种现实，即在崇山峻岭、村庄散落的赣南、闽西地区，即便像中共组织力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短时期内也有力有未逮之处。当年红军的日记记载，1934年红九军团在广昌的头陂时，到离头陂20里的一个村挑土豪的存谷，头陂周边百里此时都是红色区域，该地理应在苏维埃政权控制下，但日记所载挑谷经过是：“侦察员先进村侦察，武装部队随后跟进，严密警戒。那里的青壮年大部分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了，村里多系老弱妇孺替他们管粮仓，地主豪绅都搬进了大城市，所以运谷很顺利。”[271]苏维埃革命数年后，在已属中央苏区核心地区的头陂，还有大量的土豪存谷，而从红军进入该村的状态看，该村和革命几乎尚处于绝缘状态。这样的事例的存在，再次显示着一旦进入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事态总会比想象的更加复杂。虽然这并不足以动摇对苏区组织基本状况的判断，但却提醒我们，许多原则性的结论后面，或许都还存留着更多可能出现的丰富细节，历史的弹性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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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7.红军：堡垒的坚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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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武装割据的军事根据地，苏区具有十分明显的军事特征。尤其在早期，由于红军的弱小，对固定区域实行长期占据的力量不足，苏区区域经常随着红军的流动而变化。因此，在苏区建设中，红军常常担负起苏维埃政权的作用，成为中共和民众之间联结的纽带。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政治素质使其与民众间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中处处可见，兹引几例，以见一斑。1931年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272]第十八师报告则写得更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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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直，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百姓问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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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日后回忆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时说道：“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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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组织之严密、对国民党军研究之精细有时简直让人惊叹，朱德后来在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谈到红军的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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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情报工作当时已经组织得很好，不但满布苏区，而且深入国民党区域。红军开设了特别训练班来训练情报人员，内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另有一些小贩和串村子的手艺人，他们的工作便于在国民党区域内广泛活动，可以到有钱人家或穷人家做工或卖东西，也可以混入敌军营盘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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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组人专门研究敌人的电码、公报、出版物，并且和俘虏谈话。另一组人负责从新占领区收集情报。再有一组人专搞历史工作——仔细研究敌方每一个军，把军官和士兵的背景都调查清楚：这个军是从哪一省来的，军里有什么变化，过去的历史和组织，它的战斗力，等等。根据这些研究，朱将军解释道，“我们最后可以决定应付某一个军的最好办法。”[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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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用心深密的研究、组织，的确不能不让其对手方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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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成功建设当然和中共确立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和组织原则密切相关。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决议，中共提出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将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保证党领导枪原则的贯彻实施，严防军队领导权落入个人或小集团手中。同时，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军的唯一宗旨，把军队的发展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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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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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对民众的友爱表现，自然得到民众的回报。红军受到民众欢迎，民众表现出罕见的参军的积极性。送儿、送夫参加红军的事迹在苏区常常可见。福建上杭官庄区余坊乡林东姑“不但宣传自己的儿子去当红军，而且宣传别人叫儿子去当红军，对人家（指被宣传者）说：‘你的儿子能去当红军，群众同（给——引者注）我作冲锋劳动工、同我砍的柴都给你。’”。[277]旧县区新坊乡的李永春，“父子两人一起报名当红军”。[278]长汀的吴秀英为动员自己的未婚夫当红军，主动与其结婚，然后动员其加入少共国际师。[279]妇女为支持自己的亲人参军，甚至不惜以离婚相威胁，汀东长宁区彭坊乡的江银子，宣传丈夫当红军，“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乡苏要求同她丈夫离婚，后来她的丈夫就自动报名当红军了”。[280]瑞金也有报告：“桃黄区有一个妇女要他老公去当红军，他不，就向他离婚。”[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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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随着苏区的发展，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深入持久进行，战争的残酷性凸显，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民众参军的热情在逐渐下降，但处处仍可看出红军受到苏区人民的真心支持：“当红军与敌人持久战的时候，广大群众送饭到火线上去给红军吃。在送饭、送菜的时候，路上是成千成万的饭担子，群众送的饭，红军主力还吃不完，并且群众把自己的油盐、瓜菜不吃，都弄去送给红军吃。”[282]1932年初，福建“永定溪南区群众听说五军团入闽，挑许多饭菜在龙岗等了一天”。[283]红军和民众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亲密的鱼水关系，关键在于其苏维埃革命的政治目标和严格的政治、军事纪律；同时，红军的组成更牢固了这一关系。据1934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统计，中央苏区红军中有77%的人员都来自中央苏区本身，其中工人、农民成分占98%。[284]这种苏区民众子弟兵的特色，使民众和红军具有了天然的紧密联系，既增进了民众对红军的信赖与爱护，也有利于军队纪律的执行，这是外来军队所难以比拟的。同时，红军始终注意和民众利益相通，打土豪时往往将收获的一部分分给群众，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众都很热烈的要来参加分东西”。[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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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具有良好的组织和宣传系统，十分注意对官兵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有一系列提高官兵政治和文化素质的措施。陈毅给中共中央汇报中，谈到了红四军的政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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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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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作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去讲，这个讲演比较有计划的，或定于一月讲演许多题目，这些题目是可以连贯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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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则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评或对于明日行动之煽动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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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一次游〈击〉工作，一次战斗，一次行动，经过以后的批评，要详细向士兵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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