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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宣传教育及思想政治工作不仅造就了红军严密的组织、良好的群众关系，更重要的，对于一支武装力量而言，还使其获得了坚强的战斗力。在与拥有资源、给养、人员、武器等多方面的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较量中，红军屡屡以弱胜强，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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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那样，红军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一马平川，其间难免有曲折、坎坷，如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后，红军发展就出现一些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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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苏区，对红军的影响也有正反两方面。积极方面，毛泽东曾总结出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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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分提高了，实现了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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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一总结是1934年代表临时中央政府所作，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他的本意，但大体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不能认为完全是言不由衷之词；而就消极方面言，1940年代中期撰写的《在七大的建军报告》初稿对此有所论列：“在军民关系上取消了红军作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只赋予红军以单纯的作战任务。在动员参战工作上，不懂得培养和爱惜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供长期战争的适当调用，而是用的竭泽而渔的办法，在两年之内便把苏区的力量弄到枯竭的地步，迫使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去另寻生路。”[293]这一论述触及问题的某些症结，是中共善于自我批评、力求上进的体现。不过，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苏区力量枯竭的责任不能仅仅算到中共自己头上，苏区本身资源的困乏、国民党方面的封锁与逼迫事实上更是肇祸元戎，中共中央指导上的问题只是在内外环境不利的背景下才被放大，进而一定程度上动摇到中央苏区党、政权、红军的坚强基础。从我们将要面对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进程看，当时苏区某种程度上的“师老兵疲”，既不仅仅是中共本身的问题，也非突然凭空而降，实为苏区在内外挤迫下遭遇困境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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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赣西南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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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见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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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国时期会昌的国民党等党团组织概况》，《会昌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会昌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印，1989，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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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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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改组三月来的工作》，南昌《市政半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193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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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中国国民党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编印，1934，第21页。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组织具体状况，可参阅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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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介石：《剿匪区县长及党政人员的职责与行政的方法》，《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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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35～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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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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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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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央苏区组织统计表（1932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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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党的组织状况》，《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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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福建组织状况统计表（1930年3月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146～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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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34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特别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共党员人数问题作出解释，提到中共当时在国内拥有40余万名党员，其中江西、福建两省分别有党员10万、4万人。见《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声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203～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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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第8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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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党员训练大纲》，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编印，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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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区委支部统计表（1932年3月底止）》，《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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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部署（1931年6月7日）》，《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第709～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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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赵可师：《赣西收复区各县考察记》（四），《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8期，1934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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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罗元发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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