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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14个师又2个旅，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配置于湘赣边境酃县、茶陵、莲花地区，负责“进剿”永丰、宁冈一带红军；第二纵队配置于浏阳、平江、铜古地区，负责“进剿”湘鄂赣边红军；第三纵队配置于大冶、通山地区，协同第二纵队“围剿”鄂南边境之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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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粤军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信丰、上犹、崇义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井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路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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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方面第十九路军等部共6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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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军的部署中包含有大量守备部队，这使国民党军配备更为纵深，后方防御力量大为加强，这也是其碉堡战术的必要配套措施。对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谈道：“敌人将其兵力划分为守备部队和突击部队。这样，虽然一方面他们的作战兵力削减了50%多，但另一方面，我们几乎不可能将自己对敌军的战术胜利扩大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胜利，因为红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有足够数量的新敌军保卫的防御工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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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围剿”初期，国民党军用于“围剿”的空军共有五队，拥有飞机50架，绝大部分是侦察机（包括可塞、菲亚特、道格拉斯等机型）兼用于轰炸，马力、飞程、载重力都十分有限，部署于南昌、抚州、南城等地。后期，南京政府又订购新式战机投入战场。李德当时报告：“敌人现正使用新的空战有威力的兵器，并在空中用新的技术……引用新式有力的轰炸机（六百匹马力不论天时气候都能飞，并且有很大的载重力和飞程）。”[77]李德所提到的这批新飞机，国民党军战史有清楚的记载：“是年9月起，新机陆续抵达。先分配空军第三、四、五三队，每队‘新可塞’机二架。十一月，拨交第一队美制‘诺斯罗卜’轰炸机九架，第二队‘新可塞’机九架。”[78]这时，第五次“围剿”已处于尾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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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的第五次“围剿”，既占据着中央政府的制高点和全国资源的绝对优势，又利用着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大军毕集，志在必得，给中央苏区造成了空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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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4.“七分政治”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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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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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围剿”期间，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依据“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将“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这一军事、政治并用方针，对“围剿”的最终走向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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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民革命时期曾经在政治宣传、鼓动上大得人心并获取力量的政党，国民党深知政治宣传、收揽人心的重要。在与中共的对垒中，国民党方面政治上虽然不像中共那样游刃有余，握有主动，但一直力图有所作为。早在1931年，何应钦就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79]蒋本人也谈道：“本总司令于去岁督师江西之时，即深知剿灭共匪与寻常对敌作战绝对不同，苟非于军事之外同时整理地方，革新行政，断难以安抚民物而奏肃清之功。”[80]这样的反省尚称深切，已切实意识到双方胜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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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开始，南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从社会政治等层面强化本身力量，以与中共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抗衡。南昌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成立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整顿江西地方政治、社会。主要措施包括：督促整顿全省保卫团，将各县反共义勇队一律改组为保卫团，区团以下均设守望队，形成全面监视巡查网；蠲免1930年度全省田赋、地租；制定《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规定赤化收复区域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颁布《保护佃农暂行办法》，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如遇天灾，佃农要求减租，地主不得拒绝；组织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难民”中的青壮年随军返乡，协助运输、带路，或参加筑路。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开办特别训练班，下分“剿匪宣传队”，施以政治宣传训练，再以团为单位分配到前方部队，指导政治和宣传工作。在对特别训练班的训话中，蒋介石数次提到“剿匪的实施宣传要占六分力量，军事只能占四分力量”，[81]这应可视为其后来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发布对各级党部训令，要求加强与中共全方位的政治争夺，特别指示“组织健全的巡回乡村宣传队”，进行“剿匪宣传”。[82]为配合“剿共”军事、增进行政效率，南昌行营设置“党政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将江西全省“剿匪”区域共43县划分为9个分区，每区设置党政委员会分会，负责指导各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务。[83]这些措施虽由于缺乏具体组织实施的决心和能力，实际效果有限，如蒋介石自己所说，“劳师转馕，苦战连年，地方贤良士民，竟无出而相助者”，[84]但起码表明国民党方面对自身在地方政治建设上的薄弱环节已有所注意，开始努力在政治和组织上与中共争夺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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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剿共”战争的过程中，一些国民党将领也意识到与中共在政治上展开争夺的重要性。作为“剿共”前线指挥官，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长的戴岳深刻体会到民心向背对武力利钝的影响，明确指出：“清剿匪共，绝不是军队一部分的力量做得到的，是要党、政、军、民通力合作才行的。”[85]运用政治力量，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争夺，首先就必须取得民众的支持，将民众从中共方面拉到自己一边，这是政治战的基本。为此，他不赞成何应钦等提出的“进剿”部队“除班长及由官长指定之士兵外，概禁止与人民接谈”、[86]“禁止士兵无故与民众往还”[87]的主张，而强调“所到之处，要随时召集民众开会，揭破共匪的阴谋，宣扬本党的三民主义”。[88]从争取民众的目标出发，他们强烈反对杀戮苏区民众，南昌行营第二科科长柳维垣列举了烧杀政策的危害：“匪屋不烧，或尚有悔过反正之日，一烧其屋，即迫其终身从匪……正合共党之希望。”[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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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国民党政权在民众中的糟糕形象，他们还颇有眼光地提出对地主、土豪的态度问题。作为中共革命的打击对象，地主、土豪往往投向国民党方面，成为国民党军的主要依靠对象。邻接中央苏区的湘赣省曾对地主、豪绅和反革命及其家属实行驱逐政策，结果这些人“驱逐到白区以后，就参加国民党军队，带领地主武装和国民党的部队来打我们。他们地形、路线很熟，而且大多是青年，一出去反动得很，对我们很凶，使我们吃亏不小”。[90]不过，国民党军依靠这些人固然可以收到一定效果，但在苏维埃革命的风潮中，完全站在地主豪绅一边就意味着和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对立，这对国民党军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十分不利。所以戴岳特别提醒：“难民是各村逃出来的人，对于地形道路匪情都是很熟悉的，可以把他组成梭镖队，随军带路；但是他们没有纪律，加以报仇心切，所到之处，随意烧杀，这是要特别注意纠正的。”要求遏止“还乡团”的疯狂报复行为，“设法和解难民向反共来归的农民寻求报复”，[91]希望通过与土劣保持距离，改变国民党在普通农民中的富人利益维护者形象，尽可能争取更多人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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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岳等国民党军将领在与中共交战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对前线实况，对苏区政治、社会、军事状况有更多的了解，他们的主张也逐渐为蒋介石所注意，戴岳、柳维垣都曾接受蒋的召见、垂询，其中不少意见为蒋所采纳。正是在此背景下，第五次“围剿”准备过程中，蒋介石把政治力量提到空前的高度，强调：“剿匪乃争民之战，非争地之战，故军事纵告胜利，如无健全之政治设施，相辅而行，则终必徒劳无功。”[92]将政治争夺战置于军事之上，要求所部主动出击，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政治工作人员之工作必须向匪区设法深入为唯一任务。”[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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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相比，国民党的鼓动性和组织力自是望尘莫及，这和两党的理论基础、奋斗目标、人员构成、领袖特质等诸多因素相关，非短期所能改变。基于对自身特点的了解，蒋介石强调政治的争夺不应好高骛远，而要注意于一时一地一事的实际解决，正如他此时谈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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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经济设施，开口便说要如何统制，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亦就是没有用的理论，都不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注意研究一切眼前的实际问题，完全针对客观的事实，一件一件从实地调查考察来拟订具体能行的解决办法。我们现在更不可憧憬于什么高远的理想，亦不必发表新奇的理论，我们只是竭忠尽智为国计民生来打算，就事实来求解决，从现实的工作中来求进步……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改进，将大大小小的事实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已经够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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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这一认识，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全盘进行整合，推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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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苏区民众和红军展开攻心战术，改变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军的负面形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基层力量薄弱，各地乡绅多被作为当地社会代表，负上传下达之责，成为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重要依靠力量。其中不良分子往往利用权势徇私舞弊，坑害百姓。为改变国民党政权的富人维护者形象，“围剿”数遭失败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开始反思此前对乡绅的依赖政策，希望与乡村中的权贵阶层保持距离，限制土劣活动。第五次“围剿”前，国民党方面着力调整其乡村政策。1933年4月，蒋介石通电各省政府，指出：“绅士仍多狐假虎威，欺下罔上之事。各区对于绅士固应多方物色吸引，但主管官应严加监察，推行政治，勿使阻隔。”[95]对前方官兵则要求：“一定要亲近醇厚可用的真正的民众，尤其是一般真正的民众的领袖，决不好亲近一般土豪劣绅。”[96]1933年8月，南昌行营在前一年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有关条例基础上，制定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规定：“武断乡曲，虐待平民，致死或笃疾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恃豪怙势，蒙蔽官厅，或变乱是非，胁迫官吏……者，处五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97]专门针对豪绅在法律框架内出台相关打击条例，体现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与豪绅划清界限的愿望，对豪绅、地方官员及普通民众都是一个表态。根据这一条例，到1934年年中，何键主持的西路军共接办土劣案件48件，结案35件，其中相当部分都是针对武断乡曲、欺压百姓作出的判决。[98]湖北江陵通缉巨绅周瑞卿，一度使附近“大小土劣相率敛迹”。[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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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军纪是国民党军实行自我改造的重要一环。国民党军由于历史、现实的原因，有所谓中央军、杂牌军之分，中央军供应充足，军纪一般相对较好，杂牌部队则在供应和军纪上都难以保证。为进一步加强军队纪律，南昌行营决定在既有军纪约束之外，在前线部队中组织密查委员会，密查官兵有无不遵命令、营私舞弊、怠忽职守、勒索地方、招摇索贿、嫖赌吸毒酗酒等违纪行为。同时设立考验委员会，考核各级官兵作战和纪律情况，并依据考核成绩实施奖惩。[100]蒋介石专电要求：“各团营连所派之采办不准其在地方民间自由购买物品，只准其在总指挥部所组织之采买组内采办。”[101]力图杜绝部队乘机强买强卖。各部队也有相应的整饬军纪措施：“四十三师在宜黄设立粮食采办处以及提倡善良风俗移转社会风气等事，九四师党部办理官兵抚恤，九八师的救护队收容病兵纠察军纪抚恤难民，九九师由党部派员参加采买，使采买人不至压迫老百姓，和拿食盐来酬报抬伤兵的老百姓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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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苏区民众“宽其既往，以广自新之路”[103]的认识，1933年8月，南昌行营颁发《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规定对“投诚”的苏区一般人员可责成其父兄、邻右、房族长等具结担保领回，在家从事劳动，一年以内不准擅离所住区域。较重要“投诚”人员送感化院感化后再按上述程序处理。“投诚赤匪经该管县政府核准回原籍居住后，其生命财产应一律予以保护。”[104]1933年11月20日，南昌行营正式拟定《招抚投诚办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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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通过长期的“剿共”战争，国民党人逐渐意识到：“民心的向背，以利益为依归，我们要使民众归附我们，要使民众信仰我们的主义，空喊口号是没有用处，我们须从民众的实际利益加以维护。”[105]为此，他们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复兴农村”，纾缓民生，动摇中共的民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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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是1930年代国共对立中一个十分吸引眼球的话题。面对中共土地问题上的积极政策，国民政府也亟思有所作为。蒋介石曾于1932年明确谈道：“对于乡村的土地问题，我们必须深刻留心才好，如果革命真正要成功的话，我们就是要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实行，就是土地改革，中国所有一切问题，统统集中于土地问题上……要能切实做平均地权的工作，革命才有成功的胜算。”[106]但是，对于平均地权的方法，他并不认同中共的土地分配做法，对农村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估计，也偏于乐观。1933年12月，蒋致电汪精卫，较为清楚地表达出其关于土地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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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即人口繁殖之内地省区，亦绝少数百亩数千亩之地主，而三数十亩之中小耕农，确占半数以上。职是之故，中正对于土地政策，认为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既就分配而言，本党早有信条，即遵奉平均地权遗教，应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而关于经营与整理，则应倡导集合耕作以谋农业之复兴。盖本党立场，不认阶级，反对斗争，关于土地分配，自应特辟和平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田。[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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