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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道，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25]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26]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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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出动兵力较第四次“围剿”几乎翻了一番，直接参战兵力达到5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红军总兵力增加不多，仅10万余人，[28]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29]。人数、武器装备和补给的绝对优势，使国民党军事实上可以主控战场。因此，当他们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30]时，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道：“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1]而且，林彪还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32]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作了系统批评的遵义会议有关文件虽然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33]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电报中就已经谈道：“总的说来，我们不能采取诱敌深入到苏区然后将其消灭的战术，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苏区还是太小了。”[34]所谓苏区太小了，当然不是说他们会无视相比前几次反“围剿”，苏区正在壮大的事实，而是基于其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判断，即共产国际代表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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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地区太小，不能遵循将敌人较大部队拖入陷阱的战术。我们应尽可能地进行大的战斗，或者在我们地区外围，或者在敌占区。由于敌人切割了我们的地区，控制着交通线和重要城市，我们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将防御工事和基地向纵深推进。况且，如果敌人暂时占领我们的地区，他们在离开时会把它洗劫一空。在物质方面，这会削弱我们作战的能力，而在道义方面，我们离开团结一致的苏区，使之完全失去防御能力，就会损害农民对我们的信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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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滕代远明确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36]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的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37]而遭失败。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红军很难觅到战机，运动战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38]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39]可见，当时红军坚持其一贯的运动战原则确实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困难。远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之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及其军事顾问已经对困难予以充分注意，他们对困难的高度估计甚至导致其对国际方面的指示也并不认同，直指其会“助长错误的倾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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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共产国际代表的认识并非无所根据，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如前所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就提出红军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而应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对手的部署。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更明确总结了红军在不同阶段战略战术可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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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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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毛泽东后来曾提出，福建事变爆发后，“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42]而对反“围剿”中期由共产国际代表及军事顾问提出的进军湖南计划[43]也予以肯定，强调：“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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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方针是相吻合的。但是，对于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很难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作出这种非常规的抉择，任何的闪失都有可能意味着需要承担严峻的政治后果，其中的压力，不是已经看到结果而又无须承担责任的我辈所可想象的。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对方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关键在于，在毛泽东看来，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45]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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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肯定外线作战的思想时，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限于苏区内部的运动战由于毛泽东所说的“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事实上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不过，正如遵义会议决议谈到的：“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47]在内线利用敌人前进实施突击以消灭敌人毕竟是当时条件下运动战的两种形式之一，这一形式在当时的代表就是“短促突击”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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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2.“短促突击”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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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选择“短促突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反“围剿”开始前，远东局提出要使用常规部队和游击队打击对手后方，认为：“这种战术可以使我们在苏区之外顺利作战，避免重大损失。”[48]中革军委期望：“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步骤就更要小心了，那么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49]这一点，其实在红军将领中也有相当共识，林彪、聂荣臻在战役开始前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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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采用逐步延伸的办法，首先完成在永（丰）吉（水）间之封锁线，然后再移其兵力，进行永（丰）乐（安）封锁线……在此情况下，如我军仍在现地不动，则有使敌封锁线完成可能，故我们意见，应以我们的行动调动敌人，以寻求击敌机会，以破坏敌封锁计划，我们除以一部正面钳制外，余应到北线敌人之后方翼侧及间隙中活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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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反“围剿”作战初期，当时由项英代主席的中革军委曾尝试过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的战法，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试图在此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通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破坏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虽然硝石战役通过运动作战截断国民党军一部，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其“七十九师在硝石吃亏”，[51]但这一作战方针未能取得明显效果。由于国民党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对防御工事的特别重视，红军进入国民党军区域后，处处受制，不仅难以调动对方，自身后路还常有被切断之虞。时任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到：“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52]由于红军武器落后，攻坚能力不足，堡垒的威力不能低估。1934年年中，湘鄂赣红军试图从国民党军碉堡群中突围时，“把机枪集中向碉堡攻，打不烂，冲也冲不过去，牺牲很大。从早晨开始突围，一直打到下午快天黑，一道封锁线还没有突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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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54]“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55]对防御中应坚持运动战原则、力争主动，在理论上有清醒认识。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当时都明确指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56]“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57]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的总结中也谈道：“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58]国民党方面谈到的这种战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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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59]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60]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军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军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61]包含了这一时期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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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材料看，这一战术发端于第五次反“围剿”前夕。1933年9月中旬，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显露了这一战术的雏形：“我们应该让敌第一梯队部队向前推进几里。在这时我们将迅速在两翼运动，以便出人意料地迎击敌主力部队。在先歼灭敌第二梯队之后，再以小股部队击溃其第一梯队。”[62]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这一战术在实践中得到运用。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63]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的），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64]周恩来、朱德则在致林彪、聂荣臻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65]12月22日，周恩来、朱德又致电红军指挥员，强调红军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66]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明确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67]“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比较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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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国民党军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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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防御的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争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我们要记着，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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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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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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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的解释，和林彪专指对脱离碉堡的敌军的突击更为宽泛，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战术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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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72]“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73]李德也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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