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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国民党军的整训，当战争爆发，两军直接对垒时，看得出来，红军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是多了，而是仍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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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当时对垒双方的特殊态势，中革军委在坚持运动战总原则同时，对一定程度的防御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客观看，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红军从事一定程度的防御战应为势在必然。1933年上半年，周恩来就曾谈道：“照战术原则说来，在政策上或战术要点上，构筑永久或半永久筑城的要塞，而以极少数兵力编成的要塞军孤立死守，其目的不仅要使野战军行动自如，并且要使野战军利用其限制敌军行动的良机，遂行其企图，并且依此保护广大苏区，使敌人不敢突入，更以之为据点而向外发展，这就我军设备要塞说来是应如此。”[96]10月，中革军委命令：“各作战分区须依照军委密令在战略与战术的必要上立即选择险要地，并完成必要的土围和工事，准备相当粮食与弹药，具体指定相当地方部队据守。”[97]不过，按当时军事领导人的想法，这种防御并不等于死守，李德指出：“防御时应布置积极的防御，以少数兵力及火器守备堡垒，而主力则用来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在某一方面集中主力以行坚决的突击并在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游击战争和防御虽是革命战争必须的方式，但只是辅助的方式，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98]周恩来也强调：“我们的防御是攻势防御，它不能将苏区周围都修起像万里长城的支撑点来守备，这并不是由于红军数量尚少于敌人，而是因为这种防御是为着配合进攻而防御。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要进行运动的防御，要进行钳制敌人以便于突击和消灭敌人的防御。”[99]当然，在反“围剿”战争的实际进程中，由于红军很快陷于被动防御，周恩来等强调的攻势防御原则并不总能真正执行，消极防御的战斗不乏其例。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体或团体，正如任弼时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谈到的：“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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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屡战不利，从1934年年中开始，中共开始将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大转移列入议事日程，此后中共的作战方针某种程度上就是为这一全局性计划的实施争取时间了，被动防御成为这一时期中共作战的主流。期间，红军曾经策动过以“六路防御”对付“六路进攻”，将顽强防御作为阻止国民党军迅速深入苏区的唯一办法。即使考虑到红军战略转移争取时间的需要，这种战略指导仍然显得过于呆板，失却了此前红军机动灵活的特点，这应该和连续失败严重打击中共领导层及红军指挥部信心不无关系。同时，这一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个人军事专权严重，对发挥指挥员能动性注意不够，经常根据不准确的情报遥制前方战事，更带来了红军作战上的困难。彭德怀后来谈道，当时指挥部甚至“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101]。广昌战役前，他已就此坦率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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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历次战役中，感觉着我们战略决心的迟疑。战略战术的机动，还未发展到应有的程度，失掉了许多先机，使应得的胜利，推迟下去，或使某一战役变成流产。而在战术上企图挽救过时的战略动作，结果把战术动作限制得过分严格，失掉下级的机动，变成机械的执行。（对）每一分钟的敌情变化和某地带地形的特点，不能灵活机断专行完成所给予的任务。这一方面，应拿许多适当例子来发扬指挥员的机动，加强其战术的修养；另一方面，每一次战斗，应给予其总的任务和各个的任务，不宜限制他执行的机动。[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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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的意见，可以从当时红军前线指挥员的亲身感受中得到印证。陈伯钧日记记载，在广昌南作战中，军委“判断敌人要南进，必须先攻占鸡公脑（这是照军委发下之地图），所以部署重新变更……这一部署主要是侧重鸡公脑，但实地的鸡公脑与地图上不合……给军团首长一报告，估计敌人不会绕攻鸡公脑，但军委因按错误的地形图指导作战，所以有此决心”。[103]这些，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红军战斗力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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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是彭德怀，在高虎脑战斗后曾提出过另外一种想法，给我们理解那次战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他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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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战术因其不愿意脱离堡垒之故，（一）不愿意行较大的翼侧机动而只以纵深梯列的向正面迅速强攻，因其从我侧翼迂回又必须先向翼侧筑垒，这样不唯消耗兵力，而且消耗时间，对于我们终是有利的；（二）不愿远离堡垒施行追击，即战场追击亦很少，只要夺取了某个目标后，立即筑垒修路，这样使每进攻一次须得停顿三天、五天，有时半月，因为如此便给了我们在纵深地带上有新的筑阵地的可能，这次战斗敌人攻占不到三个启罗米达的水平距离，共费三天的时间（二次跃进与两天剧战），炮弹约二千发，投弹三百枚，小枪小弹总数十倍于我，死伤兵员约三千，只团长一级的上级军官就有五个，但我们仍在他的前面构筑了新的阵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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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备部队向来是我们用较脆弱的兵团来担任的，而精干的兵团都用于突击的方向，因此将乐、泰宁的失守，东华山的失守，广昌及广昌以北地区诸要点的失守，大寨脑的失守，都使我们突击未成而支点已失，结果突击计划形成泡影，有时可能遭受意外的打击（如东华山）……但太阳嶂、马鞍寨、高虎脑，因为守备队是从基干兵团内发出来的，虽然兵力是不很多，然而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坚强防御，所以在扼守某些决定胜负的地段，分配兵力的任务关系上，应该得到教训，高脚岭与高虎脑也是这个战斗中的具体例子。[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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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彭德怀的这一意见并不是毫无道理，当然，如果真按这样一种思路去进行反“围剿”战争，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它只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历史是如此复杂，在历史的此和彼之间，也许还有着更多的曲径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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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75～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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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六号报告（1933年7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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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古：《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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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1933年9月6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4册，日本苍苍社，1983年第2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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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漳属游击队信（1932年3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册，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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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密令（密字第一号）（193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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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恩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中央红军的紧急任务》，《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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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英：《对闽浙赣工作的指示（1933年8月26日）》，《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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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信（1934年10月4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653～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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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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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米夫：《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原载《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苏区中央局《斗争》第23期转载，193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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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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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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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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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斗争》第71期，1934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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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毅：《几个支点守备队的教训》，《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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