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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是彭德怀，在高虎脑战斗后曾提出过另外一种想法，给我们理解那次战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他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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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战术因其不愿意脱离堡垒之故，（一）不愿意行较大的翼侧机动而只以纵深梯列的向正面迅速强攻，因其从我侧翼迂回又必须先向翼侧筑垒，这样不唯消耗兵力，而且消耗时间，对于我们终是有利的；（二）不愿远离堡垒施行追击，即战场追击亦很少，只要夺取了某个目标后，立即筑垒修路，这样使每进攻一次须得停顿三天、五天，有时半月，因为如此便给了我们在纵深地带上有新的筑阵地的可能，这次战斗敌人攻占不到三个启罗米达的水平距离，共费三天的时间（二次跃进与两天剧战），炮弹约二千发，投弹三百枚，小枪小弹总数十倍于我，死伤兵员约三千，只团长一级的上级军官就有五个，但我们仍在他的前面构筑了新的阵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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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备部队向来是我们用较脆弱的兵团来担任的，而精干的兵团都用于突击的方向，因此将乐、泰宁的失守，东华山的失守，广昌及广昌以北地区诸要点的失守，大寨脑的失守，都使我们突击未成而支点已失，结果突击计划形成泡影，有时可能遭受意外的打击（如东华山）……但太阳嶂、马鞍寨、高虎脑，因为守备队是从基干兵团内发出来的，虽然兵力是不很多，然而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坚强防御，所以在扼守某些决定胜负的地段，分配兵力的任务关系上，应该得到教训，高脚岭与高虎脑也是这个战斗中的具体例子。[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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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彭德怀的这一意见并不是毫无道理，当然，如果真按这样一种思路去进行反“围剿”战争，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它只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历史是如此复杂，在历史的此和彼之间，也许还有着更多的曲径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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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75～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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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六号报告（1933年7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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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古：《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秦邦宪（博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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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1933年9月6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4册，日本苍苍社，1983年第2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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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漳属游击队信（1932年3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册，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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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密令（密字第一号）（193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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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恩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中央红军的紧急任务》，《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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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英：《对闽浙赣工作的指示（1933年8月26日）》，《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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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信（1934年10月4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653～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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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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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米夫：《中国革命危机的新阶段》，原载《共产国际》1933年4月号，苏区中央局《斗争》第23期转载，1933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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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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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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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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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斗争》第71期，1934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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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毅：《几个支点守备队的教训》，《革命与战争》第4期，193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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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蒋介石：《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说明讨逆剿匪致胜的要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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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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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博古：《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秦邦宪（博古）文集》，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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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项英：《挺进游击队的任务（1933年11月6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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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共粤赣省委政治决议案》，《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6）》，中央档案馆编印，1984，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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