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22740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不断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红军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41]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只完成计划的20%。[42]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43]“太雷县青年男女可以加入少队的只有6135人，而省队部规定它发展到8千人。后来龙岗、石城也发生同样现象。”[44]这种屡屡出现的发展指标大于实际人数的状况，当然绝不能仅仅用所谓工作失误解释。
1706722741
1706722742
一方面是前方需要大量补充，另方面是后方已经罗掘一空，扩红难免不陷入强迫命令的窘境。于都军事部长陈贵公开说：“不用绳捆，有什么办法扩大红军？”[45]对普通群众，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的房子”。[46]宁化县扩红时，强迫成为主要方式：
1706722743
1706722744
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的了，于是甚至把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标解到区苏去。[47]
1706722745
1706722746
扩红的压力使各级干部日子也不好过，许多干部因完不成任务遭到各种各样的处罚。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连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的严重现象’”。[48]江西“龙岗少共县委宣传部长到一个支部去开会，什么都不说，只一声命令，支部书记限三天完成突击，否则杀头，结果这个支部书记找不到出路吊颈死了”。[49]扩红中出现的问题，张闻天当时就有充分的注意：
1706722747
1706722748
扩大红军工作中，强迫命令是常见的事，如若谁一次开了小差，那就非绑起来不可……这种命令主义，在党的领导者与党员同志中间也是常常发生的，曾经为了要支部同志报名当红军，支部书记将支部同志整晚关在会场上不放的这种奇怪事情……扩大红军中间，如若我们完全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那必然是群众的登山，群众的反抗。[50]
1706722749
1706722750
可是，在军事紧急而人力又严重不足的状况下，要保证前方的兵员供应，巧妇又如何能奈无米之炊。
1706722751
1706722752
普遍存在的强迫扩红大大影响了红军的素质。在扩红过程中，为完成指标，地方经常是“胡乱收罗”，各地扩红“很少注意对质量的选择，只是为着凑人数乱拉，以致扩大新战士，妇女小孩要占五分之一，甚至有地主、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51]于都工人师征召的三千人中，老人、孩子有122人。[52]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兴国模范师成立时，5161人的成分为：成年占65.8%，青年占34.2%，上了岁数的成年人占大多数。[53]福建上杭1932年10月扩大红军567人，其中31岁以上的120人，18岁以下的86人，两者相加占总数的40%。[54]这一比例随着苏区的不断扩红还在增高。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占1%，40岁以上的占到4%，相当部分人员在30～40岁之间。[55]这些人多已有家累负担，体力也不如青年人，以其为主组成的军队，凝聚力和作战力无法不受影响。
1706722753
1706722754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来不及必要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国民党方面资料记载：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有些新兵“仅训练六天，即被解到前方，补充、参加作战”[56]。蒋介石则观察到：
1706722755
1706722756
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57]
1706722757
1706722758
中共方面有关记录也不避讳训练不良的事实，高虎脑战斗中，战斗在前线的红三军团四师新兵众多，“许多人还不会投掷手榴弹”。[58]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在部队发生逃跑问题后也总结道：“干部太差，我们派去的工作人员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红十三师战斗力应属中上，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59]由于缺乏训练，“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老部队中‘正常’减员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60]
1706722759
1706722760
随着反“围剿”战争的进行，苏区不断被压缩，这使本来就异常缺乏的人力供应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为准备即将到来的战略转移，苏区中央又于1934年9月提出一个月内扩充3万红军的目标。[61]面对这样奇高的指标，基层为完成任务，除强迫命令外实在难觅他路，而这更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在红色首都瑞金已有“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瑞金河东区和长胜区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62]对于一个在群众中生存的政党和政权，这样的现象出现，真可谓是几多伤心、几多无奈。
1706722761
1706722762
（2）物质资源
1706722763
1706722764
中央苏区大部分位于山区，面积在4万平方公里左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近代工业很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多以苏区出产农产品换取。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后，苏区物质资源的不足日渐显露，许多当年曾在苏区者都能回忆起苏区物质资源的困窘局面：“红军供应困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63]这其中，莫文骅的两段回忆颇为生动：
1706722765
1706722766
有一天，我师一位团长对他的小勤务员发火，勤务员不高兴地说：“你再发火，我明天不给你手巾洗脸！”原来，这位团长已经很久没洗脸巾了，常借用勤务员的洗脸巾。
1706722767
1706722768
一次，我师有一位连长在防御前沿阵地趁黑夜偷越警戒线，企图逃跑，哨兵发现后，立即令他站住，他还算听话，没有继续越界……保卫干部把那位连长押到师部，我亲自进行审问：“你是起义过来当红军的，由士兵升为连长，组织很信任你，现在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是有前途的，你为什么要逃跑？”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只是哭，最后难过他说：“我并不怕死，也不怕苦，但是……”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才慢慢说出事情的经过：“前天早晨，我召集全连战士训话时，有几个战士指着我的裤子笑，我低头一看，原来自己的裤裆破了，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下身，感到万分羞耻，急忙解散队伍。晚上，睡不着，认为自己不好再继续担任连长了，便决定逃跑。现在冷静一想，真是罪过，后悔莫及！”对这位连长的问题，本应按军法严处，考虑他为革命立过功，且态度较老实，认罪较好，故免除他死刑，判5年徒刑，发给一条旧军裤，送他到后方服刑。[64]
1706722769
1706722770
苏区物资的困乏局面，实行封锁的国民党方面自然最乐意看到。早在第五次“围剿”之初，他们就报告：“匪军缺乏食盐棉衣等物，逃亡甚多。”[65]随着“围剿”的进行，其封锁效果日益显现，国民党军报告中明显可看到幸灾乐祸的成分：“我方封锁匪区以来，匪方对于生活和给养上，已感受重大的困难，现于俘匪的鸠头鹄面，衣不蔽体，这已是一幕活写真了。”[66]
1706722771
1706722772
就维持生存最基本的需要而言，粮食和油盐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属于粮食略有出超区域，而闽西地区粮食则为入超。不过，赣南的出超有限，且建立在当地农民节衣缩食——“乡间多用杂粮佐餐”[67]上，基础不是十分牢固。清人曾写道：“赣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仰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盖齐民不善治生，所恃赡一切费者，终岁之入耳，故日食之余，则尽以出粜，鲜有盖藏者。”[68]福建是缺粮省，缺粮差数达30.3%，闽西也属缺粮地区，时人有言：“闽西、闽东又多为贫瘠之区，米谷产量甚少，人民素赖甘薯为主要原料。”[69]不过，更加具体的材料则显示，闽西缺粮尚不十分严重，正常年份下，勉强维持平衡尚有可能，下表显示的是1935年闽西苏区主要地区所在的第七区稻谷产需状况：
1706722773
1706722774
福建省第七区二十四年各县收获稻谷数目及盈亏概况表
1706722775
1706722776
1706722777
1706722778
1706722779
从上表看，以盈亏相抵，第七区粮食总体尚略有盈余。当然，1935年是粮食生产偏好年景，该区人口又大幅减少，不一定有足够的代表性。正常状况下，闽西地区粮食略显不足的判断应可成立。
1706722780
1706722781
赣南、闽西成为统一苏区区域后，这里的粮食供应从原来并不宽裕的状况转为紧张。尤其军队急剧增加，大批人员涌入，战争及土地关系的不稳定又影响着生产的发展，使得粮食问题愈益凸显。
1706722782
1706722783
祸不单行，1932、1933年中央苏区恰逢灾年，加上政治变动及战争的影响，粮食收成很不理想。1932年中央苏区各县粮产量普遍只有正常年份的60%左右（最高的新泉、长胜为76%和75%，最低的兴国、瑞金、万泰、博生都只有50%），[70]1933年虽有增加，但仍未恢复到苏维埃革命前的水平。苏区建立后不久，就出现缺粮问题，部分缺粮严重地区如富田春荒时“甚至吃草”。[71]到1933年春，中央苏区开始严重缺粮，陈云在1934年间谈道：“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72]当时，“许多地方发生粮食恐慌（如博生城市与赣县、兴国个别区乡），甚至有因为粮食找不到出路的。在博生县有个群众吃药自尽。在兴国黄塘区因为两升米的问题，一个男子把他的兄嫂活埋了”。[73]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粮食恐慌不仅出现在苏区辖境，国民党控制的赣南区域也有反映，1933年5月，陈济棠曾向蒋介石转呈余汉谋的电报：内称“赣南米荒，因无食而吊颈投河者日有所闻。至金坎、快顺、崇义一带均食泥饼，此泥饼亦售六百一斤，职尝之为香粉饼。现虽已派彭李两团到万安掩护谷船来赣，但以水浅每日只行十里，须月余才能到达”。11月，又报告：“赣南今秋水旱失时，晚稻收获仅及往岁十分之三。”[74]可见这一时期灾害确实是影响赣南地区粮食供应的主要因素。
1706722784
1706722785
随着第五次“围剿”开始，苏区区域压缩，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粮食问题更形严重。1934年初已出现“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75]的严峻局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76]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77]为节省物资，中央苏区政府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提出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78]由于供给不足，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远远低于定量：“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79]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又趁火打劫，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抢割稻禾，要求不能收割时，“亦应设法予以销毁”。[80]福建宁化1934年6月报告，由于国民党军的破坏和抢夺，“全县到现在止共损失边区谷子一千七百余担”。[81]永丰石马被国民党军收去谷子达2076担。[82]
1706722786
1706722787
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83]的高度。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收四万四千担谷子，现在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84]于都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认为：“于都群众没有谷子。”[85]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时，一些地区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造成政府与群众间关系紧张，胜利和于都等地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86]的严重事件。
1706722788
1706722789
粮食出现困难同时，兵员仍在继续增加，不断增加的兵员要求更多的军粮供应。为此，1933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不得不先后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应该说，苏维埃政权一直在尽可能不过多加重农民负担，1932年，赣西北的江西万载等地苏维埃政权曾向群众借谷，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发现后严加制止，强调：“今后无论何种用费，困难到任何程度，都不得向群众借一斗米或一串或几百钱，尤其是‘预征税收’的国民党工作方式，更不容许应用。”[87]此时，中共的借谷决定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粮食供应本已相当困难，借谷任务除兴国等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完成得相当艰难。苏区中央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88]《红色中华》发表文章强调：“目前我们是处在决死的战斗中……如果没有二十四万担粮食，我们的红军不能作战。不能吃饱肚子，就不能维持生活。”[89]在战争条件下，政府对苏区粮食资源的挖掘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大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