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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闽西成为统一苏区区域后，这里的粮食供应从原来并不宽裕的状况转为紧张。尤其军队急剧增加，大批人员涌入，战争及土地关系的不稳定又影响着生产的发展，使得粮食问题愈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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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1932、1933年中央苏区恰逢灾年，加上政治变动及战争的影响，粮食收成很不理想。1932年中央苏区各县粮产量普遍只有正常年份的60%左右（最高的新泉、长胜为76%和75%，最低的兴国、瑞金、万泰、博生都只有50%），[70]1933年虽有增加，但仍未恢复到苏维埃革命前的水平。苏区建立后不久，就出现缺粮问题，部分缺粮严重地区如富田春荒时“甚至吃草”。[71]到1933年春，中央苏区开始严重缺粮，陈云在1934年间谈道：“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72]当时，“许多地方发生粮食恐慌（如博生城市与赣县、兴国个别区乡），甚至有因为粮食找不到出路的。在博生县有个群众吃药自尽。在兴国黄塘区因为两升米的问题，一个男子把他的兄嫂活埋了”。[73]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粮食恐慌不仅出现在苏区辖境，国民党控制的赣南区域也有反映，1933年5月，陈济棠曾向蒋介石转呈余汉谋的电报：内称“赣南米荒，因无食而吊颈投河者日有所闻。至金坎、快顺、崇义一带均食泥饼，此泥饼亦售六百一斤，职尝之为香粉饼。现虽已派彭李两团到万安掩护谷船来赣，但以水浅每日只行十里，须月余才能到达”。11月，又报告：“赣南今秋水旱失时，晚稻收获仅及往岁十分之三。”[74]可见这一时期灾害确实是影响赣南地区粮食供应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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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五次“围剿”开始，苏区区域压缩，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粮食问题更形严重。1934年初已出现“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75]的严峻局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76]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77]为节省物资，中央苏区政府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提出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78]由于供给不足，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远远低于定量：“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79]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又趁火打劫，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抢割稻禾，要求不能收割时，“亦应设法予以销毁”。[80]福建宁化1934年6月报告，由于国民党军的破坏和抢夺，“全县到现在止共损失边区谷子一千七百余担”。[81]永丰石马被国民党军收去谷子达2076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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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83]的高度。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收四万四千担谷子，现在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84]于都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认为：“于都群众没有谷子。”[85]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时，一些地区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造成政府与群众间关系紧张，胜利和于都等地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86]的严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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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出现困难同时，兵员仍在继续增加，不断增加的兵员要求更多的军粮供应。为此，1933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不得不先后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应该说，苏维埃政权一直在尽可能不过多加重农民负担，1932年，赣西北的江西万载等地苏维埃政权曾向群众借谷，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发现后严加制止，强调：“今后无论何种用费，困难到任何程度，都不得向群众借一斗米或一串或几百钱，尤其是‘预征税收’的国民党工作方式，更不容许应用。”[87]此时，中共的借谷决定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粮食供应本已相当困难，借谷任务除兴国等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完成得相当艰难。苏区中央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88]《红色中华》发表文章强调：“目前我们是处在决死的战斗中……如果没有二十四万担粮食，我们的红军不能作战。不能吃饱肚子，就不能维持生活。”[89]在战争条件下，政府对苏区粮食资源的挖掘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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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据毛泽东1933年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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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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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第五次“围剿”初期的情况，随着战争的进行和封锁的加紧，问题愈加严重。尤其是作为生存必需品的食盐。赣南食盐向来依赖外来的淮盐、潮盐、广盐补给，多“由土民担谷往赣北或广东交界处交换而来”。[91]据1930年《申报》报道：“平均潮属每年所产之盐，销入闽赣外省者占十分之七。”[92]闽赣对外来食盐的依赖，可见一斑。由于国民党军实施封锁，严禁食盐输入，导致苏区食盐价格飞涨，1933年底，一元大洋只能买盐一斤多，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93]很多家庭买不起盐，只能淡食。1934年初，食盐价格继续上涨，私人商店每元只能买盐半斤多。中央粮食调剂总局出售的平价食盐为每元一斤，但仅在瑞金设点销售，且“不能供给非红军家属的需要”。[94]1934年年中，随着前方战事不利，物价再现暴涨：“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95]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96]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97]硝盐质地不纯，成分也有别于食用盐，食用硝盐后，中毒事件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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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奇缺，导致价格飞涨，财政金融部门为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发行纸币，苏区中央有关文件承认：“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98]在此背景下，严重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瑞金城区有一商人“以三元苏维埃纸票收买现洋一元，后来又将所收的现洋以三元五角价钱出卖给别人”，此人被定性为进行“捣乱经济、操纵金融的反革命活动”，以反革命罪枪决。[99]其实，这种倒买倒卖现象是苏区金融秩序失控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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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不能制造枪、弹……枪枝只能修理，子弹只能翻造。”[100]翻造的子弹，即将打过的弹壳装上新造弹头而成，这种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101]刘少奇当时曾写道：“兵工厂做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102]子弹如此，手榴弹和刺刀也差不多：“手榴弹都是我兵工厂造的，质量太差，落地只炸成两三块，杀伤力很低。敌人上来后，只有拼刺刀了，可有的刺刀也不顶用，捅几下便弯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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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年中侦察到：“伪一师每连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弹每枪约六七排，都是土造，连续射击不得超过五发，以上则炸裂。”福建方面一些地方红军枪弹缺乏，“多持标枪扁担”。[104]据统计，1934年8月，红一军团共有步马枪7268支，三军团5385支，五军团4000支左右，九军团1830支，[105]几个主力军团枪支数不足两万。红军一个主力连的武器配置为：步、马枪共41支，步、马枪弹2025发，驳壳枪2把，驳壳枪弹9发，轻机枪1挺，轻机枪弹60发，手榴弹30颗，[106]弹药筹备几乎难以支撑一个大的战役。重武器更是无法和国民党军相比，当时，“敌人有一千五百门迫击炮和野战炮，而我们只有二十几门，就是这些炮又由于缺乏弹药多数已无法使用。机关枪的比例虽然不那么悬殊，但也至少是二十、三十比一”。[107]正是由于吃准了红军作战资源缺乏、无力攻坚的弱点，蒋介石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碉堡战术，如他自己所解释的：“倘使他们有炮，又有炮弹，那么碉堡自然是没用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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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2.经济力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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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人经济发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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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红色区域，中央苏区资源匮乏，经济力也不容乐观。美国记者斯诺观察长征以后中共在西北地区建立的苏区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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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这在经济上尤其显著。在有组织的苏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虽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但是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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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具有政治偏见的斯诺在这里依然表现出了他作为优秀记者的敏锐和洞见，确实，如其所言，在贫窭的苏区经济条件下，中共秉持的理念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都使他们将平均作为其推行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逻辑基础，而中共所迅速获得的支持，和这一理念密不可分，尽管平均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平均、平等、效率、发展等问题之间，总会纠缠着一些难解之结，但中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可能地在苏区建立起了一套较有效率的社会经济体系，将社会财富的挖掘、调动、分配效用发挥到了极致，以有限的资源，支撑起长达数年的持续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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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原有的经济基础本就十分薄弱，又不断处于战争破坏之中，经济的维持可谓举步维艰。根据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与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与优势”。[110]战争、生活是这一原则的关键词，同时，为社会主义准备发展条件则决定着苏维埃经济的性质，尽管对苏区而言，这还比较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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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苏维埃经济所属阶段的认识，中共和共产国际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初期的土地共有、集中农场及对商人和私人资本的打击，反映了在经济上一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愿望。随着这些政策恶果的显现，共产国际也在不断调整其对中国苏维埃经济社会政策的指导，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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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认真研究和制定相应的指示。请考虑我们提出的以下设想。恶化的经济状况迫切要求进一步明确和修正我们在发展和鼓励生产、活跃市场关系和商品流通方面的经济政策和专门措施。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要针对雇农制定临时规定，并对中农和富农的雇佣条件加以区分。以往给富农提供份地的条件依然有效，不能把这理解为禁止富农出租和买卖在苏维埃管制下的土地和雇佣劳动力……要鼓励手工业生产和贸易活动。这应该在税收政策和为手工业企业徒工和工人制定的临时规定上有所反映。同时要记住，社会立法和工会工作等都应符合经济实力和红军斗争的利益。[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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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底，王明撰文批评了过分与富农斗争的行为，并指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有些同志抱定‘左’的立场，其表现就是他们‘害怕’资本主义。”“必须明白，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目前苏维埃并不提出自己力量还不能完成的任务，就是说还不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文章批评苏区劳动法“左”的错误，指出其“对于富农、中农、中等的和小的手工业主惯用工人的条件，没有分别看待。这一点在某些苏区的苏维埃的工作实际中，已经产生了不良后果”。“要使苏区商品流通兴旺起来，首先就要坚决实行贸易自由的原则，同时要反对投机买卖及尽力保证红军经常供给。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应当禁止经济政策方面的一切过火办法，这些办法事实上只不过使苏区经济状况变坏。”[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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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区的巩固发展，苏维埃的经济政策确实面临着一些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打土豪财政的结束，相对正规的财税制度的建立，使发展生产成为保障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必要条件，对此中共领导人不能不认真应对。1933年5、6月份，张闻天、博古相继发表文章，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对经济政策实施调整，一方面继续强调：“我们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这中间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在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造成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优势。”同时鉴于苏区的实际状况，客观指出：“苏维埃政府现在还是非常贫困，它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大规模的生产。在目前，它还不能不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它甚至应该采取种种办法，去鼓动私人资本家的投资。”“苏维埃政权同某些资本家可以订立协定，甚至给他们以特别的权利，使他们发展他们的企业，扩大他们的生产，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利的。”[113]文章强调对地主和资产阶级要区别对待，“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两个阶级的态度不应该一视同仁的，对于地主我们采取坚决无情的消灭地主这一阶级的政策……至于对于资产阶级，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不适当与不能采用的，所以，‘左’的空谈消灭资产阶级是有害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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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从原则上看，苏区对私营工商业一直采取了保护和奖励政策。1929年3月，红四军在汀州发布《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明确宣布：“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税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商人条例》规定：“商人遵照政府决议案及一切法令，照章缴纳所得税者，政府予以保护，不准任何人侵害。”“所有武装团体，不得借口逮捕犯人，骚扰商店。”[115]1931年8月，闽西苏维埃政府针对杭武第六区发生擅将商人货物拘押、拍卖事件发布《允许商人自由贸易问题》的通知，严厉告诫不要实行自我封锁的“自杀政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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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虽是剥削分子，但在这土地革命时期中，是以铲除封建剥削为主要任务，对于商人，当然不能够照对豪绅地主一样加以打击，所以无论何种商人，只要他在不违反苏维埃法令（如劳动法，土地法等），不勾结敌人作反革命，不操纵与垄断经济，苏维埃政府是允许商人在苏区内营业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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