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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小差现象出现于从征集兵员到部队服役的各个阶段。一是在报名和集中过程中就有大批开小差的：“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开小差走了。”公略动员2400多人参军，结果中途开小差的就有千人。“宁化模范团成千人送博生沿途开小差只剩二百余人。”[105]1934年5～7月，第一补充师逃跑317人，第二补充师逃跑44人，第三补充师逃跑265人。[106]二是集中到部队后，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开小差。1934年9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因逃亡、生病减员达1800余人，几乎占到该部总人数的1/3。红一军团在1934年7月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计，逃跑的也“达二百余人”。[107]三是反复开小差情况严重。福建上杭才溪区的共青团员王佳，“在红军中逃跑了五次，也做了五次的新战士”。瑞金黄安区有一个人先后开小差六次，后又被征召，且被任命为排长，“几乎把一排新战士都断送在他手上”。[108]四是军官和老兵也加入逃跑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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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逃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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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红军出现开小差同时，地方游击队逃跑现象也相当严重。1932年下半年江西出现多起地方武装逃跑反水事件：“于都整个一排人的叛变当靖匪；宜黄独立团一连政委领导三个士兵叛变投白军；乐安独立团三十一个士兵的反水到勇敢队里去；会昌独立团……有一连整个在连长政委领导之下，企图投到广东去当土匪；宁都城市的赤卫军里面大批流氓靖卫团的重要分子，混在里面被反革命领导暴动，包围县苏，布置罢市，缴东门外少先队的枪。”[110]“宜乐黄陂新游击队排长政委于十二月廿一日带所属人枪廿余，藉打土豪为名，降了崇三都敌人，以后接连又是东陂新游击队一百余人在八都去投降敌人。”[111]由于开小差者人数众多，对其开展工作也相当困难，龙岩、瑞金等地“都有开小差的同志联合起来与政府对抗”。洛口“地主武装及小差团”甚至合作攻进洛口街市，而“党政机关人员逃避一空，毫无应付办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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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小差问题的日益严重，除各地为完成扩红指标进行强迫命令，造成民众的抵触情绪外，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从地方来看，相当部分地区对开小差现象没有予以充分重视，由于人力紧缺，各地常常在工作中把开小差人员作为有经验的骨干加以重用。江西、福建都有地方政府“替红军请假、寄路票给红军回家”，甚至“拿排长、队长官衔作引诱”，逃兵“可以担任当地重要工作”。[113]地方游击队为提高自身的军事水准也有意留用部队中开小差者，这些人员在“福建三分区游击队中占十分之七”。[114]同时，有些地方政权负责人“自己的老弟、儿子、侄儿等逃跑躲避而包庇他们，因此其它的队员也都跟着逃跑躲避”。[115]更有个别地区干脆把逃兵作为生财之道：宁都湛田区“政府卖路票给红军开小差”。[116]正如王稼祥激烈批评的，某些地方干部“没有采取必要的办法对付那些组织逃跑的领导分子，与屡次开小差的‘专家’，相反的甚至有少数分子还在地方机关中工作，在军事部工作，在赤卫队当干部……大大的阻碍了红军的扩大与巩固”。[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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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军本身看，随着队伍的迅速扩展，部队训练和政治工作常常滞后，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部队建设。由于文化基础差，政治训练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部队政治程度仍然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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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师全师党的代表大会中，举行了一次政治测验，受测验的人都是党内活动分子，测验的结果是：有把罗章龙认为现在中国革命重要领袖的，有把苏联和英国当为殖民地的，有把反帝大同盟当为反革命组织的，有主张反对游击战争的，有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最惊人的有好几个连政委都把国际联盟当作全世界革命的参谋部。[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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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部队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包括“不到操不上政治课不识字不做墙报宿娼争风打架上酒馆”，“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的，赌钱的，抽鸦片烟的”。[119]一些地方游击队质量尤其难以保证。宁化县独立游击支队营“内容腐败，吃大烟、嫖姑娘的很多，纪律松弛”。[120]福建莆田游击队更为荒唐，“因没有钱吃饭，化装反动军队去抢商店，结果给农民缴去枪六枝，被捕队员七人”。[121]虽然，总体上看这只是个别现象，但仍反映出一支纪律严明部队的建设需要持之以恒，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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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开小差问题，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到的是红军生活的艰苦。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通过打土豪可以筹集大笔款项，随着打土豪财源的枯竭、根据地经济上的困窘，红军经费日益紧张，供应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红军是完全没有储粮，单靠杂谷吃饭的士兵，每月只有三元的伙食费。在今天米（每元七升）与食品价高的时候是很苦的，大多数不独衣装成问题，并且半数以上的士兵连草鞋都没有而赤足作战的……士兵愿当赤卫队而不愿当红军。”[122]中共报告中也痛心地承认：“士兵生活苦到万分。”[123]在战争背景下，加入红军随时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又要承受艰苦的训练和生活，不少人望而生畏，闽西报告：“一般群众到红军去都为了生活艰苦而不去。”[124]当年的档案文件清楚记下了民众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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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第四军回到闽西，只永定一县就不少农民自动加入红军，后四军到江西去，经过几个月都请假回籍了，他们在群众中传达红军的生活如何艰难，我们去动员群众加入红军，他们首先就是障碍，无论怎样解释他们都不愿意再当红军，反转说，你们没有当过红军，哪里知道，我自己当过红军此系知道得清楚……每次征调红军，出于自动加入的，可以说是没有的。[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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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生活，使部分加入红军者难以承受，有逃兵承认：“红军每天要走一、二百里路，我们实在拖不得。”[126]王稼祥等也意识到：“红军生活这样艰苦，与士兵的逃跑自然是有关系的。”[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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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在苏区的现实环境下，相当部分新加入的红军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政治观念，老红军李林写于1940年代的一份思想汇报作为原生态的材料，颇值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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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出身农民，小时候在（也）受苦。家中无钱读书，十二岁在家耕田，帮人放牛。到十六岁至十八岁，这时候的思想就不想在家受苦，帮人放牛心里都想悲脱（背着）出来当兵，后来我母亲设法我跟我叔叔（继父）做小生意。当时我就不愿意跟我叔叔在一块，因为他经常打骂我，我不愿跟我叔叔做事，经常想出来当兵，面（免）以和我叔叔吵骂。以后红军来到我家，就参加本地游击队有半年。后来被地方反动捣乱了，那游击队分散了。我有（又）找正式部队，来时我母亲不让我出来当兵，以后队伍开在我家过时，我就跟队伍走，我母亲就躺在路边哭。当时看到那样哭，有（又）回去了一次，安慰我母亲不要着（生）气，我到外面不会吃亏，有人会帮助，叫她在家放心。同我母亲说这些话，我母亲都不让我出来，后来我就不管家的事情好坏。这就是我出来的思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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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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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部队后的思想没有什么表现，后来就加入共产青年团员。加入共产青年团后，人家告诉我说，加入青年团为无产阶级谋利益，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青年团？我就照上面跟照（着）说：要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对于这些了解还不清楚。后来在党内受到教育才懂得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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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三月加入青年团，三六年在定边转党……一九三四年在一方面军一军团电台当护员，那时候的思想有吃就算了，其他不管。[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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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一段文字，一个老红军质朴的形象可以说呼之欲出，其实，这样的思想经历为很多人所拥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无数个成长中的“马铃薯”组成红军这一事实，就可以理解艰苦环境下出现开小差等问题的不可避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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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地域因素看，赣南、闽西偏处一隅，历史上经历战乱较少，民众从军热情不像长期经历战争地区那样高。籍贯湖南的邓文仪回忆，他出外当兵时，“大多数亲友都很称赞，并且轮流请饭饯行”，[129]这种现象在赣南、闽西很难见到。林彪曾将江西和湖南相比，谈道：湖南你再说不行，湖南人他愿意当兵。我们这个队伍到湖南就扩大了队伍。我们队伍一到江西，没有一个江西老百姓愿意当兵。我们到福建，福建当然有苏区，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当红军。[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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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出现的红军、游击队出现的开小差现象，是苏区一系列社会政治难局下形成的困境，根源在于战争的残酷和苏区人力资源的缺乏。中共中央指导方针的失误固然加剧了这一现象，但只是导致问题出现的诸多因素之一，不能要求其承担起全部的责任。这一点，在赤白对立现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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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5.“赤白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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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时期，苏区周边地区曾出现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所谓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它不是由苏维埃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主要发生在苏区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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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8年10月，赣东北就有报告提到：“环绕割据区的民众，还不知道我们的好处。土劣已感觉我们与他们不利，设法使民众起来反抗我们了。故环绕割据区域的民众非常反动，每日跟着反动军队，来我地抢东西。凡民众有食器用，只要能搬运者，莫不抢劫一空。”[131]1929年1月，滕代远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江西“铜鼓的民众因被平江游击队烧了很多房子……当红军到铜鼓县城时，所有男女老幼各种货物桶，一概搬运走了，不但找不到党的关系，连饭也没得吃”。[132]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较早谈到这一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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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白对立的出现，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存在距离，作为苏维埃革命的倡导者，中共以领导全国人民革命为己任，非苏区区域从原则上说，理应是革命的发展对象，当地人民潜藏的革命热情和苏区人民也应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对立现象却在相当程度上挑战着中共这一理念，严重影响着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各县警卫营或连，特别是赤少队很多都不愿到白区域去，以为白区群众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们接近……有许多听到要他去白区工作他就哭起来，甚至哭得饭也不想吃。”与此同时，“白区群众的怕游击队名之为‘刀子队’，造成了赤白对立的现象，如铜城铁壁一般”。[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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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其最初出现，客观看，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实行的错误政策不无关系。当时有关文件详细分析了造成赤白对立的原因：“因我们的工作不好，特别是盲动主义引起白区群众的反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地方观念，宗族观念与发生过械斗”；“出于豪绅地主反动派的欺骗造谣，挑拨离间”。[134]这里，首要的就是盲动主义影响。1928年前后，中共在盲动政策指导下，普遍执行了烧杀政策，对地主等革命对象进行肉体消灭，打击对象甚至扩展到苏区外的一般群众，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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