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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当其向城镇扩展时，传统的城乡间相互敌视也对赤白对立现象发生影响：“城市方面的一般人，对于乡下人有鄙视欺侮的举动，是很普遍的事实，因此发生了城乡恶感。”[153]“农民上县的时候，则检查异常严厉，有时借故寻衅，将农民捉去罚款，弄得一般农民不敢到城里去购买货物，农民非常怨恨城市。”[154]由于此，“在游击战争发展到城市去，农民便摧毁城市以泄恨，少不免影响中小商业停闭”。[155]闽西中共地方苏维埃组织农民攻城时，“农民更喊着‘杀尽城内人’、‘烧尽城内屋’的口号。那时农民痛恨城内人的心理是十分一致的。他们都说：打进了城不但要杀尽抢尽烧尽，而且还要将城墙拆去。于是城内豪绅地主便利用这些口号去煽动城内贫民仇视我们。果然，一般贫民受其利用，做侦探、当团丁、做向导，无所不为”。[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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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在所有上述因素中，农民本身是造成赤白对立的基础性原因。中共的苏维埃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为获得农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不可或缺。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搜罗财物这一利益目标有关。在此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北上抗日先遣队报告：“我们打罗源县时，群众戴了小斗篷，拿了梭镖、扁担，足站了有五里路长。县城一打开就自动地拿东西，阻也阻不住，话也听不懂。”[157]福建方面也反映：“贫民的房子也去搜，上至银钱宝贵的物件，下至很破很败的衣服，不管是贫民、雇农、中农都把它掠回来。发动群众去参加就是去掠东西。有的群众说‘你们得的是钱，我们得的是坏东西’。攻进乡村时豪劣地主逃跑了，存下来小儿老人，也杀得鸡犬无存。”[158]江西万载农民甚至出现“七八间（处）抄抢队的组织”。[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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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如何在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同时又保持严格的纪律颇感困惑，默认群众的抢掠行为势必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形象，强硬制止又担心引起群众不满。当中共刚刚开始军事斗争，南昌起义军退到汕头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当时中共采取了严厉措施加以制止，但不久中共中央就改变了这一做法，并对执行制止方针“逮捕并杀乘机抢劫贫民三人”的责任人“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160]然而放任不管造成的混乱其实也是中共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因此，当1927年底的放任方针某种程度上和“左”倾盲动联系在一起后，中共也在调整自己的政策，1930年赣西南报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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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卫军）五军攻下分宜后即准其进城，但进城后则全不问贫富先抢劫一空，有时还乱杀乱烧，五军因得了这一经验打下袁州即不许进城，同时还向他讲演并说明不许进城是因为敌人武装还没有完全缴得，恐进城受误伤，并马上没收一部分东西分给他们。但在当晚约一千余人爬进城来抢劫了数十家烧了房屋，军部马上派人来制止无效，继派武装弹压无效，并抢弹压士兵的枪，士兵以正当的防卫向空中开枪示威误打死一农民群众即镇压下去了，但引起了农民的反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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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负责人对这一处理及其后果没有把握，请示中央“以后再逢有这样的事是如何处理”。[162]确实，完全放任会导致秩序失控，但加以约束又会影响到农民积极性，中共在这一问题上颇有点左右为难。1931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计划进攻七坊时明确要求“群众赤卫队绝不要去”；[163]苏区中央局也激烈批评：“各地破坏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中大烧房屋的办法，完全表现流氓路线，农民意识失败主义是非常错误的，以后要极力纠正。”[164]但总的来看，中共更多时候是采取教育和引导的方式，不加以过于激烈的控制，由于农民本身的利益冲动，抢掠行为仍无法完全制止。福建连江群众到白区去，拿走的东西“从棉被衣服直到饭碗，火钳都要被他们带着回去。而且还说：‘我跟你们打土豪，你们是很划算得来的，我们只拿一点东西，但是你们却由我们的帮助罚了很多钱和得了很多武装”。[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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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共本身原因外，中共的对手方国民党方面及地主也为赤白对立的形成推波助澜。毫无疑问，在动员农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资源、手段上，国民党在苏维埃时期远远无法和中共相比。于国民党而言，赤白对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区域的渗透，而其对苏区的影响，由于拿不出像土地革命这样富有号召力的实际措施，本来就困难重重。因此，和中共极力想消除赤白对立不同，赤白对立为国民党统治地区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们乐于看到的。同时，维持及造成赤白对立，也符合其封锁苏区、打击中共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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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制造和加剧赤白对立主要依赖的是苏维埃革命的被打击者及中共在开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随着苏维埃革命的进行，苏区内外的地主、富农作为革命的打击对象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一部分中农及包括贫农在内的其他一些阶层出于对中共的误解也产生恐惧心理，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盲动政策及后来的“左”倾政策都加剧了这一倾向。当国民党方面试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竞争时，这些都成为中共可被突破的软肋。和国民党政权一样，作为革命中的被打击对象，赤白对立也符合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因此，他们比国民党政权更积极地制造着赤白对立：“龙港的豪绅（非赤色区域）利用宗法社会关系，鼓动一些盲目群众，准备向当地同志进攻。”[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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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政权和豪绅地主在赤白对立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时，他们最常动用的资源是宗族关系。主要由地主构成的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他们在乡村中拥有的财富、文化、社会资源，通常成为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苏维埃革命展开后，为对抗中共革命的影响，国民党政权和地方豪绅充分利用宗族制度并将其与地方观念结合，发挥出相当的作用。福建漳州报告：“这里姓杨的农民，我们没有工作，在士绅地主领导之下帮助反军进攻我们，这是给我们火线上一个很大的打击。”[167]国民党方面通过宗族和地方观念的号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绅力量较强地区，形成制造赤白对立对抗中共的有力力量。江西兴国、于都、宁都、永丰四县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区民性“在历史上有名的蛮悍，从来不纳税，不完粮，不怕官兵”，苏区建立后，他们“受土豪劣绅的欺骗，中氏族主义的毒很深。那些豪绅地主团结本姓穷人的口号是‘宁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这种口号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群众都被豪绅地主抓在手中”。[168]对此，何应钦曾报告，该地“民情最为强悍，反赤三年，赤匪受损甚大，视为赣南赤区最大障碍。卒因种种诡谋软化各区，仍不敢用高压手段，而赖村圩、汾坑圩、马鞍石等处至今尚守寨不屈。即被击破之村圩，多数民众仍持怀报复之心，是以我军一到，良民大半归来，热烈欢迎”。[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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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起赤白对立的过程中，农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国民党所利用。如福建漳州民团“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向赤区进攻，抢掠赤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170]1933年第五次“围剿”前夕出任国民党泰和县长的帅学富回忆，他在组织由苏区逃出的难民到苏区抢劫时公然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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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挑选年富力强壮丁，手持梭标，身背匾担，跟在我保卫团后面前进，俟我打进匪区村落后，由你们抢劫，见牛牵牛，见谷挑谷，可是抢来任何物资，不准私藏己有，都由你们委员会，作公正合理的配给每一个难民享受，得来枪支，亦交你们义勇队使用……从此我这个县长，成为打家劫舍的强盗头子了。[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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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贯串苏区发展始终的现象，赤白对立的产生、延续，除了前文已经谈到的诸多现实原因外，更进一步看，它还和苏维埃革命的起源、动力，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和现实的原因交相影响，既成为一些导致赤白对立现象的政策得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错误政策的负面影响被加深、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着赤白对立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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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革命是中共在国共合作破裂，自身面临生存危机时的选择，军事的推动是苏维埃区域形成、发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苏区与非苏区的分隔，使区域的对立极易成为现实。苏维埃区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区，这里的特殊地理和经济状况影响着大地主的发育，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社会格局，对中共阶级革命的判断和实践带来困惑，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过火政策的重要诱因；而这些地区特别明显的公田制度，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结合，为赤白对立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决定了中共发动农民过程中既可以充分运用利益驱动号召农民，同时也可能需要承受这种利益冲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重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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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白对立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成为苏区的一种痼疾，它的存在，事实上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绊脚石。由于赤白对立，“经济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的不能出售，而一般农民日用必需之品（油盐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买不到，因为豪绅地主及大富农都被赶出去了。同时又因抗债的关系，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了”。[172]这一描述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反映苏区的实况，但确实说出了赤白对立对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的障碍。更重要的，赤白对立严重影响到苏区的对外发展，在赤白边境地区，由于“侵犯了贫苦工农的利益，以及豪绅地主武装的镇压与欺骗，我们部队一到该地，常常上山打埋伏，不同我们见面”。[173]而游击队所作所为，使“白色区农民欢迎红军不爱游击队，甚至要求打游击队”。[174]在福建就有“群众要和土匪一起的拿长筒火炮来打我们”，[175]安远、南丰县的白区边界的群众，“到处都向我们打枪，捉杀我们的红军病兵，及落伍士兵”。[176]由此在赤白边境地区形成一种“白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战争”。[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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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赤白对立影响下，红军前出到边区乃至国民党区域作战，也面临着群众支持的问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在赤白边境地区作战时就遇到“军队打仗群众旁观，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脱离群众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怪现象”。[178]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彭德怀率部在闽西作战时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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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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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白对立使中共的阶级革命方针常常遭遇到某一地区民众多数的抵制而难以发挥作用，以致有人对白区民众丧失信心：“以为白区群众都是反革命的，与白区交通完全断绝，故意的形成赤白对立。”[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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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革命期间，对阶级革命已经熟手的中共，却在赤白对立这样一个非阶级现象中显得有些应付乏策，这显示了历史进程的复杂，也指示着中共革命不仅仅应该正面应对阶级问题，还要客观面对社会现实，注意到另外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赤白对立的发生、延续并不简单是一个政策错误问题，而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纠结与选择，是中共在赤白对立问题上举棋难定的关键。还是那句老话，在高歌猛进的革命大纛后面，柴米油盐总是会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革命要从理想和浪漫中向前推进，依然离不开一点一滴的改造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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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首道回忆：“当时党中央派去各苏区的领导干部，传达贯彻苏联搁别乌（即保卫局）的肃反经验。”见王首道《回忆湘赣苏区》，《湘赣革命根据地》（下），第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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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一月至四月）工作总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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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共闽粤赣省委一年来的工作总结》，《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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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赣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8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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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少共闽粤赣省委一年来的工作总结》，《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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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区内战中期后期历史情形报告》，《湘鄂赣边区史料》，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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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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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57～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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