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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白对立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成为苏区的一种痼疾，它的存在，事实上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绊脚石。由于赤白对立，“经济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的不能出售，而一般农民日用必需之品（油盐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买不到，因为豪绅地主及大富农都被赶出去了。同时又因抗债的关系，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了”。[172]这一描述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反映苏区的实况，但确实说出了赤白对立对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的障碍。更重要的，赤白对立严重影响到苏区的对外发展，在赤白边境地区，由于“侵犯了贫苦工农的利益，以及豪绅地主武装的镇压与欺骗，我们部队一到该地，常常上山打埋伏，不同我们见面”。[173]而游击队所作所为，使“白色区农民欢迎红军不爱游击队，甚至要求打游击队”。[174]在福建就有“群众要和土匪一起的拿长筒火炮来打我们”，[175]安远、南丰县的白区边界的群众，“到处都向我们打枪，捉杀我们的红军病兵，及落伍士兵”。[176]由此在赤白边境地区形成一种“白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战争”。[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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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赤白对立影响下，红军前出到边区乃至国民党区域作战，也面临着群众支持的问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在赤白边境地区作战时就遇到“军队打仗群众旁观，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脱离群众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怪现象”。[178]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彭德怀率部在闽西作战时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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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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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白对立使中共的阶级革命方针常常遭遇到某一地区民众多数的抵制而难以发挥作用，以致有人对白区民众丧失信心：“以为白区群众都是反革命的，与白区交通完全断绝，故意的形成赤白对立。”[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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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革命期间，对阶级革命已经熟手的中共，却在赤白对立这样一个非阶级现象中显得有些应付乏策，这显示了历史进程的复杂，也指示着中共革命不仅仅应该正面应对阶级问题，还要客观面对社会现实，注意到另外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赤白对立的发生、延续并不简单是一个政策错误问题，而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纠结与选择，是中共在赤白对立问题上举棋难定的关键。还是那句老话，在高歌猛进的革命大纛后面，柴米油盐总是会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革命要从理想和浪漫中向前推进，依然离不开一点一滴的改造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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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首道回忆：“当时党中央派去各苏区的领导干部，传达贯彻苏联搁别乌（即保卫局）的肃反经验。”见王首道《回忆湘赣苏区》，《湘赣革命根据地》（下），第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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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一月至四月）工作总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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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共闽粤赣省委一年来的工作总结》，《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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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赣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8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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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少共闽粤赣省委一年来的工作总结》，《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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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区内战中期后期历史情形报告》，《湘鄂赣边区史料》，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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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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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657～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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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1933年6月）》，石叟档案008·548/3449/07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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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闻天：《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斗争》第71期，1934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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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洛甫：《把革命的警觉性更加提高起来》，《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红色中华》第193期，193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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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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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梁柏台：《裁判机关的主要工作方向——镇压反革命》，《红色中华》第156期，1934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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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社论），《红色中华》第193期，193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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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加紧整理中的万泰工作》，《红色中华》第191期，193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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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董必武：《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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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西江县——红五月扩红突击中的第二名》，《红色中华》第199期，193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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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1933年6月）》，石叟档案008·548/3449/07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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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闽赣省枪毙反革命首领两只》，《红色中华》第180期，193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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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闻天：《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前面的狂乱？》，《红色中华》第208期，1934年6月28日；《西江县——红五月扩红突击中的第二名》，《红色中华》第199期，193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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