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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巡视连江工作报告（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册，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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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鄂东巡视员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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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北冀关于漳州红三团行动的报告（1933年8月2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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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争取三都七保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3期，193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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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何前敌总司令官代电宁于兴永四县交界之三都七保人民反赤情形》，《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行营党政委员会会报》第5～8期合刊，193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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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中共漳州县委书记蔡协民给厦门中心市委的工作报告（1932年8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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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帅学富：《五车书室见闻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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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子修：《赣北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7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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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中共湘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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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1930年4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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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中共闽粤赣省委关于领导和参加革命战争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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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为加强和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的决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6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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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项英：《闽西的一般政治情形》，《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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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彭滕关于我军今后作战的意见（1933年10月24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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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彭德怀自述》，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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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省军区总指挥部白区工作大纲（1932年6月）》，《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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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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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动与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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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黎川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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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地域进一步扩大。1933年7月21日，苏维埃中央决定划中央苏区为4省40余县，即江西省的瑞金、于都、兴国、永丰、新淦、宜黄、乐安、崇仁、广昌、南丰、石城、万泰、胜利、杨殷、公略、洛口、赤水、龙冈、长胜、太雷、博生，[1]福建省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龙岩、新泉、宁化、清流、汀东、兆征、彭湃、代英，[2]粤赣省的会昌、寻乌、安远、西江、门岭、信康，[3]闽赣省的黎川、金溪、资溪、建宁、泰宁、光泽。以赣闽边界为中心，中央苏区由东向西形成分别向南平、漳州、粤北、赣州、吉安、樟树、临川辐射的广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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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的壮大，尤其是控制区域的北移，使其与中央苏区控制区域继续北移，与闽浙赣苏区渐成连接之势。而黎川作为闽赣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所在地，突出于中央苏区东北部，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赣东南与闽西北连接的主要孔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共中央就指示：“黎川、泰宁、建宁、广昌……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钥，是永远不能放弃的，这些城市仍须大大的巩固起来，特别应该注意广昌。”[4]1933年9月，当国民党军由赣江自西南向东北基本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堡垒封锁后，其试探性进攻首先从这里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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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军进攻黎川时，红军的防御兵力异常薄弱。1933年6月，根据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红军决定展开分离作战，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红一军团组成中央军，部署在宜黄、乐安沿抚河一带，防守苏区北大门，第三军团及第十九师等部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向闽西北方向进攻。在初期的作战计划中，红军指挥部对黎川的防御给予了相当重视，要求：“一、五军团依计划在北面地带，积极活动，隐蔽我军企图时应派独立第一团领导永兴桥地带部队前出新丰街南广部队，牵制敌第六师，使该敌于我十九师东出泰将后，不敢侵入黎川。”[5]随着福建方面战事的展开，东方军作战并不顺利，红军不断向福建增兵，红五军团十三师及原留置赣东北兵力陆续调往东方军协同作战，黎川一带兵力空虚，成为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的一个理想突破口。中革军委指出：“蒋介石的主要目的，是由南城向东南突击，以便割断江西的东北部与基本苏区的联系，并完成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以达到邵武地区的坚固阵地的封锁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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