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浒湾之战时，11月中旬，红一、九军团奉命在宜黄见贤桥、棠阴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碉堡封锁北上策应红三、七军团。14日，红一、九军团强行突破封锁线北上。国民党军5个师立即从东、南方向合围红军，“企图截我军于封锁线外”。[83]红军主力迅速南返，紧急退到云盖山一带。17日，与国民党军第七纵队3个师在云盖山展开激战。由于国民党军抢得有利地形，红军在激战十余小时后撤出战斗，退向神岗、党口地区。19日凌晨，鉴于国民党军第九师向党口一线挺进，目标较为暴露，朱德、周恩来要求“一军团及十四师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侧击该敌而消灭之”。林彪、聂荣臻随即根据这一指示下令所部“从敌侧面打击敌人运动的部队而消灭其一部”。[84]清晨，战斗打响，红军在大雄关一线与国民党军第九师李延年部激烈交锋。红军经过长途作战，师劳兵疲，“落伍者甚多”，“许多连上，还是前一天早晨吃过饭的”，[85]但仍然发挥出很强的战斗力，国民党军主阵地967.5高地守军一度被红军压至最后阵地。在攻坚战中红军也付出重大伤亡，红一、二师师长负伤，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总计伤亡600余人。由于红军始终未能击垮国民党军第九师，而敌第九十师又紧急向第九师靠拢，使“其左侧得到有力依托”，红军已“不宜在此持久战斗及与敌决战”，[86]19日黄昏，决定退出战斗继续南撤。对这一战，国民党方面战史认为：“我军已占领大雄关左右高地后，匪仍向我攻击，致受重伤，实匪不攻坚战术上之大错误。”同时，红军行动之迅捷和出其不意亦震慑了敌人：“是役上峰命令，匪似已窜至五都、东波（陂？）一带，竟至窜回大雄关与我激战，足见匪实为刁狡；嗣后行动，凡匪在二百里以内，应即准备应战，免受其愚，而遭大害。”[87]蒋对红军能自其碉堡线进出也十分震怒：“窜入碉堡线主匪，仍由见贤桥原路退窜，愧愤之至，将师团长严惩。”[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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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红军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圈子里，始终未能实现调动、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国民党军则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和封锁线，红军战略处境日益不利。关于这一阶段战事，后来的历史多称其为“进攻路线”。所谓进攻，当然是相对防御而言的。这一阶段中革军委对单纯的防御战十分担心，强调：“一切持久的防御，都是失败的开始。”“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只有在极少的时机，如巩固某地点对于我们具有战略的意义时，则我们才留置小的队伍巩固起来，以求达我们的目的。”[89]他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主动出击造成的机会中得到启发，希望延续第四次反“围剿”时的战绩。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部队密集，层层筑碉，且吸取第四次“围剿”中对红军主动出击战法的忽视，行动更加谨慎，这种战法并没有收到效果。而将初期战斗失利归结为不能攻坚，并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开展攻坚战，更是错估形势，浒湾之战失败给了这种看法以迎头一击。事实上，这时中革军委已经进退两难，缺乏应对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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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大雄关后，国民党军一方面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另方面继续向南压迫。11月20日，福建发生反蒋事变，暂时给了红军喘息之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得不首先处理福建问题，决定以第二路军向福建出击，江西方面的第三路军则以攻为守，主动向红军发起攻击，抑留红军于其选择的阵地。11月24日发布的北路军作战计划规定该路“由黎川向东南德胜关泰宁方向进展，协同第二路军堵截伪三、七军团，冀歼灭其实力，并竭力掩护第二路军之推进”。[90]12月11日，陈诚令第八纵队“进至团村，相机进占东山，与匪主力决战”。[91]针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集中第三、五、七、九4个军团准备阻敌，在团村地区设置埋伏，“预先布置一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另以三个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后”。“准备取短促突击手段，消灭其前进之一部，迟滞和制止其前进之企图”。[92]12日上午，当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师、第六师两个师部队进至红军伏击圈后，红军开始发动进攻，双方激烈搏杀，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是役，“打得敌人狼奔犬突，消灭了大量敌人，只剩下一个寨子没有攻下来。敌人大部分兵力被我军击溃击散”。[93]午后，国民党军退守三都一线，黎川第十一师也赶来增援。陈诚并策划集中7个师部队“全力与匪决战，务求歼灭该匪于团村附近”，双方“抗战异常激烈”。[94]红军在兵力不占优势，又未能达到消灭敌军一部的不利形势下，13日下午主动撤出战斗，“避免与敌主力决战”。[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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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村战斗后，12月15日，国民党军集中3个师兵力以“占领德胜关求匪决战之目的”[96]向德胜关展开进攻。德胜关“当黎川泰宁交通要冲，西南有盐隘草桥隘猴形沙矿各隘口，当江西福建的分界线，其余山岭屏障，林木森严，除此外无路可以通过，但德胜关两侧均系大山毗连，地形狭长，相当减少其防守价值”。[97]红军在此有红十五师、三十四师、十三师3个师的防御部队，除十三师外，战斗力都不强，全力防御有些勉为其难。陈诚报告的战斗经过是：“今晨微雨大雾，左右两翼自九时起初各以一部分向德胜关南北侧高地攻击。至戌刻我傅黄两师确实占领德胜关。”[98]退出德胜关后，红军被压往泰宁方向。20日，国民党军又占领黄土关。至此，江西方面战事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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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关、黄土关相继攻陷后，国民党第三路军一方面构筑碉堡，巩固自身战线，伺机向苏区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关注福建方面镇压十九路军的战事，准备配合其第二路军的进攻。同时，红军内部在作战指挥上发生争论，朱德、周恩来在团村战斗后致电中革军委，指出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如此，强调：“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战术运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出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99]对中革军委的分兵策略及顶出去打的基本战略含蓄提出批评。16日，针对中革军委24小时内连续四次变更作战命令的做法，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强调：“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100]12月20日，中共中央局决定调整红军指挥机构，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及独立师、团等。1934年1月起，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脱离军事指挥。2月3日，中革军委正式改组，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就红军指挥系统而言，这样的改变应属必要。中革军委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当中共中央有意抬高代主席项英的军事指挥权时，享有相当大的军事指挥权。与此同时，朱德作为一苏大后任命的中革军委主席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负有直接指挥作战之责。两个指挥系统难相上下，经常发生颉颃，相互指责不断，项英离开中革军委后，这种局面即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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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值得强调的是李德在中共中央军事指挥系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李德1932年底来华，埃韦特向国际报告他的到来并称“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101]1933年9月26日，作为共产国际驻华军事顾问弗雷德的代表，李德到达瑞金。应该说，共产国际对红军作战指导的态度是谨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只在原则上提供指导，基本不会干预具体的作战方针，强调：“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102]远东局也表示：“你们在当地，应该根据你们的判断行事，并要考虑我们的建议。”[103]对中共内部关于军事问题的争执及中共和共产国际顾问之间的争执，埃韦特曾经作出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之间的分歧，以及就我们所建议的每一项重大措施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发生的持续不断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妨碍作出一些必要的和迅速的决定。”[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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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共产国际及其顾问的影响仍然非同一般，尤其是李德到达苏区直接参与指挥，在博古配合下，把共产国际的影响发挥到极限。李德在瑞金初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弗雷德经常会来电进行战争指导，在李德主导下，中共中央数次以现地为由否决了弗雷德的建议，由此导致1933年底至1934年初李德与弗雷德的冲突。而此时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和弗雷德也在福建事变等问题上激烈争执，以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报告：“因为我很了解弗雷德、瓦格纳（指李德——引注）和代表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和解是不可能的。”[105]弗雷德和李德之间矛盾激化，甚至到了“越来越主张批评瓦格纳，进而取消他的代表资格”[106]的地步，但是结果恰恰相反，1934年3～4月间，和李德及埃韦特两面作战的弗雷德离华，李德遂成为共产国际在华的唯一军事顾问。李德和弗雷德的争执可以看到的结果是以李德的胜利而结束，这大大提高了其发言权，加上不懂军事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对他的依赖，使李德逐渐成为中共军事政策的决策者，根据李德本人后来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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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除此之外，一些建议只由几个同志进行了讨论，主要是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因此造成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部分违反。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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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直率地指责李德：“党和红军的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他的同意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做了，那么他就会开始训人，不管谁都训。”[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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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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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事变中中共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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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1933年11月发生的福建事变是一个存在重要变数的事件。事变在蒋介石封锁线的东方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使江西、福建大块地区成为与蒋介石对立的整体，加上华南广东、广西与蒋介石实际上的离心状态，事变不仅仅对红军的“围剿”，对蒋介石的整个统治都构成了重大危机。但是，福建事变骤起旋灭，蒋介石突然遭遇严重危机，又几乎是兵不血刃轻松获胜。这一结果，和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背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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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建事变的应对，中共方面可谓一波三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基本判断是，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革命进入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苏维埃革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于“对日益增长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已经脱离革命。根据这一思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中强调要划清革命阵营（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与非革命阵营的界限。国际远东局代表1929年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告诫：“你们不应同自称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苏联的朋友的军阀进行任何交谈……如果他们只是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拥护者或者是蒋介石的反对者，或者是改组派的拥护者，那就要同他们这些中国劳苦群众的欺骗者进行无情的斗争。”[109]在共产国际看来，不仅仅是汪精卫、冯玉祥这些人应该与之“进行认真的斗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应成为批判的对象：“以前我们承认孙逸仙主义的革命意义，这完全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转入反动阵营之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现在孙逸仙主义成了整个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旗帜。”[110]正由于此，共产国际明确反对中共关于建立民族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强调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的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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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长期执行了关门方针，阻碍了团结更多更广泛同盟军的尝试。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日本侵华后的日苏关系及法西斯在欧洲日益壮大的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方针逐渐有所变化。1933年1月，中共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对此，张闻天稍后曾解释道：“这一宣言也是对于所有国民党军阀们说的。在全国的民族危机前面，我们不但要号召工农民众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而且也号召一切在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份子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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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虽然共产国际一再强调对国民党内外的各政治、军事势力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但中共在大革命前后激烈的政治、军事分化组合中形成的与各方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远非共产国际所能了解，也不是有关原则阐述所能一概抹杀的，共产国际1929年对中共联络俞作柏的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112]因此，共产国际态度的微妙变化，给了中共一定范围内扩大其活动目标的空间。1933年9月，当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在沪与中共中央上海局接触始终不得要领，决然与苏区中央联系时，中共虽对其动机有所怀疑，猜测“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113]但仍对与蒋、蔡接触表现出积极态度。长期在中共掌管组织工作的周恩来指示：“蒋、蔡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可由国平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114]23日，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蒋、蔡代表陈公培谈判，双方在停战、反蒋态度上基本达成一致，并商定进一步展开接触。停止内战。彭德怀回忆，谈判后，“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来的。宿了一晚。我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我想还是重视的。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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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中央局明确指示“在反日反蒋方面：我们不仅应说不妨碍并予以便利，应声明在进扰福建区域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在反蒋战斗中，亦已与十九路军作军事之合作过”；强调：“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玩把戏。”[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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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与中共主动联系，直接目标是解除身边的军事威胁，其实更重要的砝码还是押向苏联。正由于此，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与共产国际接触。1933年6月，远东局报告：“19路军司令蔡廷锴建议，通过廖夫人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进行谈判。”对此，共产国际反应十分谨慎，强调：“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您应当从中国同志们那里获得信息。如果他们与什么人进行谈判，那么他们只能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进行。”[117]显然，出于对日本侵华后国际关系变化的认识，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如何与南京政府及地方实力派打交道有自己的考虑，不想成为被利用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几乎同时会在北方阻止冯玉祥同盟军行动的原由。[118]不过，当十九路军直接与中共接触后，共产国际对此并不反对，鉴于中共面临的巨大威胁，从现实生存和需要考虑，远东局同意中共与福建方面达成协议，9月27日，远东局指示：“同19路军的谈判应尽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特别是在与签订停战协定有关的军事问题上。”[119]10月24日，远东局报告：“蔡告知，原则上他同意我们的建议。”[120]此中提到的建议即为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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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到瑞金与中共首脑会晤。关于谈判的情况，中共方面代表潘汉年1935年10月在共产国际有一个精彩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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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他们的代表到来并向我们暗示，他们打算同我们进行认真的谈判时，苏维埃政府责成我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到汀州同19路军的两位代表谈判。这两位代表表达了同我们进行认真谈判的十分真诚的愿望，甚至表示愿意前往苏维埃中国的首都会见我们中央执委会代表毛泽东同志。但我们中央的某些成员不想让这两位代表进入苏区，因为担心他们是特务。当我给毛泽东同志发去电报后，他不同意这种观点并建议：让他们来。这样，毛泽东同志便把他们请到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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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达后，毛泽东同志为他们举行了正式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讲话，阐明了以前公布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两位代表听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后很受感动，以至不知说什么好。让他们发言时他们说，“我们以为，毛是半土匪半游击队的头领，我们决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睿智的政治家”。[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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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福建方面答应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双方在上述条件完成后，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的具体作战协定。[122]中共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议和，使中共的战略态势大为改观，不可否认，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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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共和十九路军关系的迅速缓和，中央苏区东方威胁大大减少，而且开始考虑通过福建方面打破封锁，获得物资援助。10月下旬，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蔡廷锴“将有可能经欧洲然后经福州、延平发出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123]11月，在闽方反蒋弯弓待发时，南京方面的情报称，中共和闽方达成协议：“由闽供给匪军盐卅万元，药品卅万元，兵工器材十万元。”[124]这应该不完全是猜测之词。对于中共方面希望经由蔡购买武器的设想，国际方面考虑得更周到一些，他们指示：“通过蔡廷锴购买需要的武器装备，我们认为不合适，因为收到定货后形势可能发生变化，他可以把我们的全部定货据为己有。我们建议立即从他那里购买重型火炮、飞机、防毒面具和药品。”[125]此时，蔡廷锴则对获得苏联支持抱有希望，当中共代表潘汉年见到蔡廷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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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看，如果我们在福建成立政府，并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苏联会不会承认我们的新政府？”……当然，我不能对他作出什么肯定的回答，但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成立强大的政府，那么苏联一定会支持它的。我补充说，我有一些朋友，可以同苏联人士取得联系。[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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