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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十分重视宣传作用的政党，中共中央的公开表态和真实立场其实存有弹性，这一点，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就可看出端倪：“为了不致因同军阀的妥协而损害我们在群众面前的威信，苏维埃政府应该以红军斗争和改善苏区居民经济状况的需要来全面解释自己参加谈判的做法。”[129]因此，与公开表态的尖锐批评不同，中共和共产国际实际对闽态度要复杂得多。陈云在阐述闽变后福建赤色工会任务时谈道：“不估计到一部分群众对于人民革命政府的影响，不估计群众今天觉悟的程度，在群众中简单的把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与反对人民革命政府并立起来，或者不在发动群众的运动中在群众面前实际证明人民革命政府不是革命的，而只是空叫反对人民革命政府的欺骗，那就非但不能组织真正群众的革命斗争，而且不能争取群众。”他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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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福建目前的具体情形，赤色工会与革命的反帝组织，必须向一切黄色工会与反动派别领导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组织，与向他们的群众，提议建立反日反国民党与反动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团聚一切群众的力量与可能联合，虽然是动摇的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为了争取对于这些组织中的群众的领导。[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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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提到的所谓“反动派别领导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组织”，后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索解，但它却是中共在当时理论和现实环境下面对复杂形势的真实反映，字面的批判和实际的争取在这里被奇特地统一起来。1933年11月23日，共产国际针对广州方面寻求与苏区接触的电文明确指示：“如果广州人意在反对19路军，那我们就不该同他们谈判，以期不削弱19路军反日反蒋的立场。”此中所表现的对福建方面的支持和信任相当明显。而共产国际代表更直接就双方共同组建军队征询国际方面：“是否同意苏维埃政府建议蔡廷锴靠自己的力量组织不叫红军而叫人民革命军的工农武装？我们有人，但没有武器。这些力量应该同红军和福建军队实行合作来对付南京的进攻。”[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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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当时中共中央决策有着重要影响。1933年11月底、12月初，代表团两位主要领导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第13次全会大会发言中都谈到了福建事变。王明认为：“个别的军阀派别，在和红军屡战屡败之后，在兵士群众和一部分下中级军官革命情绪压迫之下，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或者继续和红军战，那么，毫无疑问地他们将要完全塌台；或者把自己枪头掉转过去反对日本及其走狗蒋介石，以便从绝路上另找出路。”[132]显然，这一判断注意到了事变的积极意义，并不完全对其采取否定态度。康生则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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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红军作战失败后，十九路军的部分指挥员认识到，若继续对红军发动进攻，那势必要招致更大的失败；但倘若不打红军，而打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给老百姓以起码的民主、自由，那么，这支军队是能够使中国获得解放的。无论美国及其它帝国主义者是否想利用福建事变以达到它们反对日本的目的，无论福建的将领们是否会始终如一地实现自己的诺言，抗日运动结果，给福建劳动群众和十九路军士兵指出了一条道路，以便实现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1933年1月10日关于抗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宣言中所提出的要求。[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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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这段讲话对事变的肯定更加正面，而且含蓄否定了有关十九路军是代表美国利益反对日本的说法，明确十九路军的行动有实现中共倡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使中国获得解放的可能，这样的表态不可忽视。由于中共代表团在中共中央决策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他们的态度不可能不对中共中央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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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福建的一系列行动也体现着中共对闽变欲迎还拒的真实态度。11月29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将原定在人民政府召开群众大会上的示威行动改成参加大会并宣传中共方面的主张。[134]福州中心市委在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信前曾正确判断“此次政变是有利于我们的，认为蒋介石才是我们的最大敌人，是冲破五次‘围剿’有利的条件。即决定发动群众参加反蒋大会”。但随后改变了这一看法，采取了与人民政府对立的一些做法，“犯了‘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135]12月中旬，在得到有关指示后，福州中心市委调整政策，决定将游击队改为人民抗日军，进一步开展反帝运动。罗明回忆，事变后，“中央局派我和谢小梅前往厦门、福州领导党组织推动地方群众工作。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中央局指示，并决定开展群众抗日反蒋的民主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加强党组织的发展和秘密工作”。[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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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策转变的标志，中共这时把工作重心转到反蒋和中共自身的发展上，不再以十九路军为对抗对象。十九路军在福建连江开展“计口授田”工作时，正在此准备进行土地革命的中共方面当即表示：“如‘人民政府’实行分田”，他们“当让‘人民政府’去做。”[137]同安地方政府召集大会时，为凑集人员求助于中共当地负责人，中共负责人“叫他们到各乡村公开打锣去号召，用汽车去载人，弄点心给农民吃”。[138]福州党组织慰劳队到前线慰劳十九路军，以“号召广大群众参加反帝反国民党的统一战线”。[139]陈子枢甚至为厦门中心市委得知中共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协定后“表现出一种空洞的欣喜的情绪”感到担心，忧虑“这样必然会放弃了实际的艰苦的斗争工作，不可避免地由于这种错误的幻想，会有走上机会主义道路的危险”。[140]中共在福建和十九路军的微妙关系，外界其实也多有注意：“共党宣传，表面上仍属反闽，实际上则共党密赴福建者甚多，对民众组织甚努力。”[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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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与闽方政治上欲迎还拒而又相互有所企图的合作关系，当十九路军的反蒋军事展开后，中共与闽方的军事合作也呈现复杂的内容。蒋介石向闽方发动进攻之始，中共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采取了有保留的协助措施。1933年11月24日，朱德、周恩来等要求赣东北和闽北中共武装，在国民党军向闽浙赣边境集中时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扰乱其后方，红七军团主力则随时准备截击或尾追敌人。同时，周恩来致电中革军委，探询可否出动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军入闽部队。[142]中革军委对直接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抱有疑虑，强调“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但同时也指示红七军团及独立部队应“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妨害敌人第一路军集中”，在“敌人第一路向闽北前进时阻滞并剥削之”。[143]12月中旬，中革军委要求红五、七军团及独立第六十一团组成的东方军，在建宁、泰宁、邵武、光泽、黎川一带展开游击战争，“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在资溪务须进行顽强的防御”，“迟滞、钳制向光泽前进的敌人”。[144]12月中、下旬，朱、周又多次指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侧击敌“进剿部队之后尾”，“积极扩大并发展闽中游击战争，不断截击邵顺间敌人后方联络部队及进行一切破坏工作”。[145]12月底，项英明确指示红九军团第十九师“转移到将乐的地域，与十九路军的左翼部队取得直接连络”。[146]当时前方国民党军对红军行动的亲身感受是：“企图破坏道路阻我前进，无顽强抵抗力。”[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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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这一系列行动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提出：“你们的部队应该避开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在迅速重新部署后，从北面和南面同时打击进攻19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翼和后方，最好是在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148]就中共而言，维持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的存在，是一种符合其利益的常识判断，罗明回忆，事变后他被派往厦门、福州“传达中央对闽变的指示，即军事上联合，帮助他”。[149]而蒋介石也报告：“最近赤匪因得闽方接济，并为牵制策应闽方及实行联成一片起见，突以伪第一军团向我崇仁、宜黄一带进犯，并以伪军第三、五、七各军团，集合全力，分向我黎川、金溪一带进犯，对我冀作中央突破及右翼迂回之企图。”[150]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则注意到：“赣东赤匪乘中央军进迫闽垣之际，迭犯浙赣边境，企图牵制我方兵力，截断我后方联络。”[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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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红军受命骚扰入闽的国民党军，但要以实力代价为十九路军在闽北阻挡国民党军，也为中共中央所不取。在国民党军兵力居绝对优势情况下，红军要独力担起阻止国民党军入闽重任其实并不现实，何况，本在闽北的十九路军主力也在后撤。因此，虽然王明在事变后不久曾批评中共中央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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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我们红军愿意不愿意接受蒋介石这个打击，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或者红军和十九路军一起来击退蒋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蒋介石先打败我们的同盟军——十九路军，然后再集中一切力量来打击我们的红军。[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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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究竟是事后诸葛亮之言。事变当时，中共和十九路军对双方的军事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对军事形势的发展也难有全盘的计划，在国民党军十几个师压迫下，中共即使勉为其难，效果也难以臆测，何况，国民党方面还观察到：“伪一、三、五等军团被我痛剿，迭受叵剧，喘息未定。”[153]这虽然不无自夸之嫌，但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连遭失利、军力受创、亟需休整确也属实。[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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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事变发动后，中共和十九路军间在联合作战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协议。潘汉年回忆：“在福州，蔡廷锴向自己的指挥部示意，有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在这里，但同时他却不让师长们直接同我交谈。”[155]蔡廷锴既希望借助中共及其背后的苏联力量，又对中共不无防范担心的微妙心理，于此显露无遗。对于福建方面的联共之举，闽方许多中高级将领也缺乏心理准备。十九路军与红军曾多次交手，就在事变发动前几个月，红军东路军还在与之作战，官兵中有一定的敌视心理。在事变前蔡廷锴主持的动员会上，许多将领“对同红军和平相处，对反对南京政府之事一无表示”，部分将领则“在政治上不同意即行反蒋，也不同意与红军合作”。[156]一些团长明确提出：“十九路军历来是反共的，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157]这反映了相当部分中高级干部的看法。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的林知渊评判：“他们即使和中共合作成功，也只是貌合神离，只求各保边境，互不侵犯，并没有想到要进一步联合行动，统一作战。”[158]这一说法颇中肯綮。至于发动事变的陈铭枢则“过于不重实在军事，毫无打仗准备”。[159]在福建人民政府参与机要的麦朝枢回忆，12月底，中共电告闽方，蒋军两个师东向闽境推进，陈铭枢得知情况后表示：“江西境内有红军，当可以把蒋军击退，不必顾虑。”而在麦看来，“十九路军和红军合作的具体条件还没有订定，红军实在没有代我们挡击蒋军的义务，我们为什么不派兵警备呢？”[160]麦朝枢的这一疑问其实相当可以说明问题，当十九路军自身已在选择从闽西北后撤时，和其并无约定的中共确无代十九路军牺牲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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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对全力支持十九路军心存疑虑，但是，完全放任国民党军进攻十九路军也不符合中共利益。中共虽未选择以主力在闽赣边境与国民党军作战，但中革军委却谋划了一个更大更全面的战略构想：将中央苏区红军编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准备分路作战。红五、七军团编为东方军，在福建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一带展开游击战争，钳制东线国民党军，“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红九军团编为中央军，在东方军左翼活动，防止江西方面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纵深；主力部队红一、三军团编为西方军，挺进到永丰地区活动，“从左翼绕至蒋介石军之后方，就是说渡过赣江由西向九江南昌进攻，以协同第十九路军前后夹攻”。[161]在中革军委看来，该计划既避开了以红军主力在闽西北直接与国民党入闽军决战，从而为十九路军火中取栗，成为其掩护部队的结果，在北线“敌人最弱的地位”主动出击，又不无围魏救赵之意，客观上帮助了十九路军；同时还可抓住国民党军东移机会，使中央苏区“打通与基本区域的联系”即湘赣苏区的联系，进一步在北线打开缺口，北出昌、九，全面打乱国民党军部署，争取战略主动，壮大自身。[162]不失为一石三鸟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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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这一计划，湘赣的红十七师受命由湘赣苏区北上，出击南浔路，“和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行动”；[163]湘鄂赣的红十六师也根据中央电令，“向高安、万载附近行动”，[164]威胁南昌。李德回忆，这一决策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165]红十六师和十七师的出动确曾给国民党军造成一定压力，蒋介石致汪精卫电中谈道：“赤匪一部最近窜至南浔路附近地区，确是事实。”[166]蒋更曾致电抚州方面的陈诚，告以：“清江万寿宫被匪占领，省防可虑，请抽调第五师或九十六师中之一师星夜集中南昌，用车运输为要。”[167]红军对国民党方面形成的压力可见一斑。杨永泰直承，当红十六师逼近南昌时，“南昌夙未留存预备部队……泰等在此唱了两夜空城计，仅能用飞机轰炸以威胁之”。[168]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也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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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西方面的匪情，不是北路之匪想渡江西窜，就是西路之匪想向东窜，所以西路军现在所负任务，一方面要消灭萧孔各匪，一方面要不许萧匪等东窜，同时又一方面要堵截北路之匪不能渡江西窜，因此每三方面同时发生战事。[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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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中共中央这一计划和当时彭德怀建议并在日后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出江、浙进扰国民党军后方的设想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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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红军真要在南昌一线与国民党军大规模作战，也难有成算。这一带平原坦荡，堡垒众多，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地区；虽然闽变吸引了国民党军一部分兵力，但其在北线的绝对优势并未改变。红一军团北出不久，即在丁毛山战斗遭到较大伤亡，北进计划难以实施。事实上，由于福建迅速出现不利形势，计划中的将红三军团西移设想并未实施，当蒋介石基本完成其对福建的部署但大规模战斗尚未打响时，红军已作出直接援助十九路军作战的决策。1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福建“沙县地域移动”。[170]滕代远记载：“中央军委当即令红军第七军团由太宁往将乐、顺昌地区以协助十九路军向浙边进展。同时命令已开抵广昌地区的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星夜取捷径向顺昌开拔。并以红军第九军团位于建宁归化地区，以第五军团在黎川地区支持北面蒋军的进攻。”[171]但是，由于十九路军防线轻易瓦解，蒋介石又未给其任何喘息之机，红军来不及实现对十九路军的增援。所以中共后来说：“我们红军为了配合他们反蒋的战争，曾经在闽北积极行动，从占领沙县直下尤溪，但是这对那些表现丧魂失魄的狐群狗党依然是无用的帮助。”[172]这固不无推脱责任之意，却也不全为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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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应指出的是，1934年1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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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同志对于福建的所谓人民政府，说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起的一个欺骗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觉苏维埃是他们的死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骗民众，没有真正革命意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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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福建事变的这种评价，征诸前引潘汉年回忆，当然并非如李德所称毛泽东当时坚持“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174]而是反映着事变后中共中央的态度。福建事变失败后，整个中共领导层一改事变中的谨慎态度而展开谴责、批判，在此背景下，毛的表态自也不能出此框架，它倒是提醒我们，正像不能简单用毛泽东事变后的发言等同于事变中毛泽东的态度一样，事变后中共中央对闽方的定性也不完全代表其事变中的真实态度。虽然，中共中央可以被批评缺乏有效措施将事变引向自己有利的方向，但如果看看蒋介石当年的部署，就可能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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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政府镇压福建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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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爆发，对中共是机会，对蒋介石，却也未必全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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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十九路军是淞沪抗战后进驻福建的。1932年蒋介石重掌南京中央后，作为粤陈（铭枢）势力的十九路军戍守南京势难继续，粤桂方面提出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对此，蒋介石内心并不情愿，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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