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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究竟是事后诸葛亮之言。事变当时，中共和十九路军对双方的军事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对军事形势的发展也难有全盘的计划，在国民党军十几个师压迫下，中共即使勉为其难，效果也难以臆测，何况，国民党方面还观察到：“伪一、三、五等军团被我痛剿，迭受叵剧，喘息未定。”[153]这虽然不无自夸之嫌，但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连遭失利、军力受创、亟需休整确也属实。[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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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事变发动后，中共和十九路军间在联合作战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协议。潘汉年回忆：“在福州，蔡廷锴向自己的指挥部示意，有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在这里，但同时他却不让师长们直接同我交谈。”[155]蔡廷锴既希望借助中共及其背后的苏联力量，又对中共不无防范担心的微妙心理，于此显露无遗。对于福建方面的联共之举，闽方许多中高级将领也缺乏心理准备。十九路军与红军曾多次交手，就在事变发动前几个月，红军东路军还在与之作战，官兵中有一定的敌视心理。在事变前蔡廷锴主持的动员会上，许多将领“对同红军和平相处，对反对南京政府之事一无表示”，部分将领则“在政治上不同意即行反蒋，也不同意与红军合作”。[156]一些团长明确提出：“十九路军历来是反共的，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157]这反映了相当部分中高级干部的看法。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的林知渊评判：“他们即使和中共合作成功，也只是貌合神离，只求各保边境，互不侵犯，并没有想到要进一步联合行动，统一作战。”[158]这一说法颇中肯綮。至于发动事变的陈铭枢则“过于不重实在军事，毫无打仗准备”。[159]在福建人民政府参与机要的麦朝枢回忆，12月底，中共电告闽方，蒋军两个师东向闽境推进，陈铭枢得知情况后表示：“江西境内有红军，当可以把蒋军击退，不必顾虑。”而在麦看来，“十九路军和红军合作的具体条件还没有订定，红军实在没有代我们挡击蒋军的义务，我们为什么不派兵警备呢？”[160]麦朝枢的这一疑问其实相当可以说明问题，当十九路军自身已在选择从闽西北后撤时，和其并无约定的中共确无代十九路军牺牲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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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共对全力支持十九路军心存疑虑，但是，完全放任国民党军进攻十九路军也不符合中共利益。中共虽未选择以主力在闽赣边境与国民党军作战，但中革军委却谋划了一个更大更全面的战略构想：将中央苏区红军编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准备分路作战。红五、七军团编为东方军，在福建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一带展开游击战争，钳制东线国民党军，“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红九军团编为中央军，在东方军左翼活动，防止江西方面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纵深；主力部队红一、三军团编为西方军，挺进到永丰地区活动，“从左翼绕至蒋介石军之后方，就是说渡过赣江由西向九江南昌进攻，以协同第十九路军前后夹攻”。[161]在中革军委看来，该计划既避开了以红军主力在闽西北直接与国民党入闽军决战，从而为十九路军火中取栗，成为其掩护部队的结果，在北线“敌人最弱的地位”主动出击，又不无围魏救赵之意，客观上帮助了十九路军；同时还可抓住国民党军东移机会，使中央苏区“打通与基本区域的联系”即湘赣苏区的联系，进一步在北线打开缺口，北出昌、九，全面打乱国民党军部署，争取战略主动，壮大自身。[162]不失为一石三鸟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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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这一计划，湘赣的红十七师受命由湘赣苏区北上，出击南浔路，“和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行动”；[163]湘鄂赣的红十六师也根据中央电令，“向高安、万载附近行动”，[164]威胁南昌。李德回忆，这一决策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165]红十六师和十七师的出动确曾给国民党军造成一定压力，蒋介石致汪精卫电中谈道：“赤匪一部最近窜至南浔路附近地区，确是事实。”[166]蒋更曾致电抚州方面的陈诚，告以：“清江万寿宫被匪占领，省防可虑，请抽调第五师或九十六师中之一师星夜集中南昌，用车运输为要。”[167]红军对国民党方面形成的压力可见一斑。杨永泰直承，当红十六师逼近南昌时，“南昌夙未留存预备部队……泰等在此唱了两夜空城计，仅能用飞机轰炸以威胁之”。[168]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也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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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西方面的匪情，不是北路之匪想渡江西窜，就是西路之匪想向东窜，所以西路军现在所负任务，一方面要消灭萧孔各匪，一方面要不许萧匪等东窜，同时又一方面要堵截北路之匪不能渡江西窜，因此每三方面同时发生战事。[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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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中共中央这一计划和当时彭德怀建议并在日后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出江、浙进扰国民党军后方的设想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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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红军真要在南昌一线与国民党军大规模作战，也难有成算。这一带平原坦荡，堡垒众多，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地区；虽然闽变吸引了国民党军一部分兵力，但其在北线的绝对优势并未改变。红一军团北出不久，即在丁毛山战斗遭到较大伤亡，北进计划难以实施。事实上，由于福建迅速出现不利形势，计划中的将红三军团西移设想并未实施，当蒋介石基本完成其对福建的部署但大规模战斗尚未打响时，红军已作出直接援助十九路军作战的决策。1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福建“沙县地域移动”。[170]滕代远记载：“中央军委当即令红军第七军团由太宁往将乐、顺昌地区以协助十九路军向浙边进展。同时命令已开抵广昌地区的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星夜取捷径向顺昌开拔。并以红军第九军团位于建宁归化地区，以第五军团在黎川地区支持北面蒋军的进攻。”[171]但是，由于十九路军防线轻易瓦解，蒋介石又未给其任何喘息之机，红军来不及实现对十九路军的增援。所以中共后来说：“我们红军为了配合他们反蒋的战争，曾经在闽北积极行动，从占领沙县直下尤溪，但是这对那些表现丧魂失魄的狐群狗党依然是无用的帮助。”[172]这固不无推脱责任之意，却也不全为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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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应指出的是，1934年1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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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同志对于福建的所谓人民政府，说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起的一个欺骗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觉苏维埃是他们的死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骗民众，没有真正革命意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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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福建事变的这种评价，征诸前引潘汉年回忆，当然并非如李德所称毛泽东当时坚持“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174]而是反映着事变后中共中央的态度。福建事变失败后，整个中共领导层一改事变中的谨慎态度而展开谴责、批判，在此背景下，毛的表态自也不能出此框架，它倒是提醒我们，正像不能简单用毛泽东事变后的发言等同于事变中毛泽东的态度一样，事变后中共中央对闽方的定性也不完全代表其事变中的真实态度。虽然，中共中央可以被批评缺乏有效措施将事变引向自己有利的方向，但如果看看蒋介石当年的部署，就可能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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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政府镇压福建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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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爆发，对中共是机会，对蒋介石，却也未必全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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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十九路军是淞沪抗战后进驻福建的。1932年蒋介石重掌南京中央后，作为粤陈（铭枢）势力的十九路军戍守南京势难继续，粤桂方面提出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对此，蒋介石内心并不情愿，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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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黄陈诸兄急欲派十九路赴闽，其势似不可阻止。汪院长亦已赞成，其事必实现。如此恐伯南调赣南部队回粤，又碍中央剿匪计划。故中迟迟未肯下令也。前日罗师长回赣时托其面述此情，并派其往见余幄奇，最好留余部在赣南完成剿匪使命。但其直辖于伯南，如我方往留，则于公于私皆有为难。[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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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心有戚戚，但蒋介石当时没有其他安置十九路军的办法。十九路军的抗日英名，蒋介石自身刚刚复职的脆弱，使其最终不得不同意十九路军赴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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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到闽后，迅速控制福建局势，并与粤方谨慎接触，双方关系若即若离。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以拉拢为主，但也不无搞垮十九路军，将福建收为己有的心思。1933年2月，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福建和粤桂形势，透露出南京中央图闽的隐秘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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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对闽省客军极仇视，而于卢兴邦部为尤甚，常欲伺机解决之。闻中央接济卢部机枪五十挺迫击炮八尊之讯为蔡所悉极度不安。2.刘珍年之调驻浙东与闽北，配之以卢兴邦与刘和鼎诸部在蔡视之为中央对十九路军之包围。3.中央此次调六十师赴赣剿匪在蔡视之为有分散其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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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中心系于陈济棠之一身，陈如效忠中央，则西南风云可以消，盖无广东则西南活动将无经济基础。陈氏乃解决西南问题之锁。[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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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十九路军的老上司陈铭枢游欧回国，开始积极筹划反蒋。参与陈铭枢策划的梅龚彬回忆，陈提出上中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上策）是联合粤桂反蒋；如果陈济棠不肯参加的话，就执行第二种方案（中策），先搞闽桂联合倒陈，再发动反蒋；如果陈济棠和李宗仁都不肯干，那只有采取第三种方案（下策），争取与红军合作反蒋。”[177]陈铭枢的活动，南京方面迅速得到讯息，与粤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汪精卫早在6月15日就电蒋报告广州方面的异动，提醒蒋“恐将有军事行动”；17日，更直接点出浙江有被犯之虞：“浙省空虚，不肖生心，乘虚冒进固愚妄所为，但天下乱事往往由愚妄之人所造成。不如益兵为备，使之知难而退，弟固确有所闻故力言之，并非欲轻启兵衅也。”[178]汪精卫在此故作玄虚，并未点明具体的犯浙者，但衡诸时、地二势，有可能对浙江构成威胁的，必为福建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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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陈铭枢的活动，蒋介石多有掌握。在陈铭枢接触陈济棠、胡汉民未取得进展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有：“陈铭枢等联合反动，似告失败，则西南渐稳。”[179]17日，他致电吴铁城时表示：“西南一切酝酿，一切误解，应恳切劝导，设法消弭，必尽其在我。如仍逞私见，害大局，吾人职责所在，固不容瞻顾畏缩也。”[180]虽然对广州方面和陈的活动有所警戒，但蒋的判断还是偏于乐观，认为其一时难成气候。8月，吴铁城也致电蒋介石报告：“粤闽军事联络恐难实现。”[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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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长期内部混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对陈铭枢的活动完全掉以轻心。虽然按照蒋介石惯常的坐观其变处事方式，他未对福建方面和陈铭枢采取积极行动，但并不意味着对此无所作为。准备第五次“围剿”时，蒋在浙赣闽边区部署警备部队5个师另4个保安团，这样的重兵配置，极具防备闽方的意味。尤其是1933年9月，蒋介石令国民党军进攻位于闽赣边境的黎川，应为一石二鸟之举，既防范赣南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对其后来的进兵福建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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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陈铭枢活动益繁，陈济棠曾电蒋介石，请其适当安置陈铭枢、李济深，以免引起异动，但未得到蒋的积极回应。[182]稍后，蒋介石又接到戴笠的报告：“陈铭枢前来闽用意在与蒋蔡密商联络桂系倒蒋，以求西南切实联合，反抗中央。”[183]对此，蒋介石仍然没有明确反应。11月9日、10日，朱培德连电蒋介石，告以福建陈铭枢等“谋不轨”的消息，建议其速劝时在福州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回京坐镇”。[184]此时，坐以观变的蒋介石方才出手。11日，蒋介石致电林森，望林“即日回京”并代劝陈铭枢“回中央襄助一切”。[185]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自我安慰：“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实消息，蒋当夜“几不成寐”；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186]16日，他做最后的努力，拿出惯常的封官许愿招数，致电蒋光鼐：“许陈军事总监或参谋总长，内政部长亦可。”[187]但这样的表态，未免失之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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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既起，在判断其将局限于福建范围内后，蒋介石迅速确定军事解决闽变的方针。十九路军原辖3个师，1933年6月扩充2师，总共有5个师10个旅，每师4000～4500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188]事变之初，戴笠即向蒋介石报告，闽方“新兵多，逃亡众，能作战者不上三万五千人”。[189]据此，蒋介石致电汪精卫表示：“总计逆军号称六军十二万人，实际能作战者最多三、四万人。”[190]对于蒋介石而言，这样的实力并不足以构成致命危险。何况十九路军“此次师出无名，其军心必动摇，干部钱多，必不如前之肯牺牲”。[191]1933年12月5日，在给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中，蒋介石乐观判断：“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192]而陈诚早在12月中旬对事变的趋势也作出了准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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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变当不难解决，报载军事行动多不确。现我军早至建阳，且建瓯尚有刘和鼎所部，闽军决不能北进。以现在情形观之，彼只能守延平附近。将来在延平或有一场恶战，此一战之后胜负即决定。再进一步，即闽省善后问题耳。所可虑者，或因此引起他方之变动，及日帝国主义者之再侵扰，而共匪亦得苟延也。[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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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24日，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制定北路军作战计划：“入闽军应以较匪优势之有力部队集中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匪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以迅速之行动，向南进展。”[194]12月初，进一步确定攻闽方针为：“以有力之国军一部编成数个纵队，由赣、浙边区分道入闽，先击破逆军之主力，并将其余逆部，由南北两方夹击，一举歼灭之。”[195]具体攻击部署是：以第二路军两师从浙赣边界的上饶、广丰入闽，第四路军两师从浙西入闽，加上总预备队两师于12月15日前集中闽北浦城，准备分由建瓯、屏南攻击延平、水口；第五路军四个师加上总预备队一师由金溪、资溪入闽，于12月20日左右集中光泽附近，负责掩护攻击部队侧翼，并由邵武、顺昌拊十九路军之背；第三路军主动向德胜关方向出击，牵制中共部队，掩护第五路军入闽并配合其确保攻闽军右侧背安全；海军陆战队准备进攻福州、厦门。这一部署将进攻重点放在闽北方向，欲乘十九路军主力“未集中以前，迅速击破其现驻闽北之部队”，[196]而在闽西北由于顾忌到红军的威胁，以保持警戒状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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