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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陈铭枢活动益繁，陈济棠曾电蒋介石，请其适当安置陈铭枢、李济深，以免引起异动，但未得到蒋的积极回应。[182]稍后，蒋介石又接到戴笠的报告：“陈铭枢前来闽用意在与蒋蔡密商联络桂系倒蒋，以求西南切实联合，反抗中央。”[183]对此，蒋介石仍然没有明确反应。11月9日、10日，朱培德连电蒋介石，告以福建陈铭枢等“谋不轨”的消息，建议其速劝时在福州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回京坐镇”。[184]此时，坐以观变的蒋介石方才出手。11日，蒋介石致电林森，望林“即日回京”并代劝陈铭枢“回中央襄助一切”。[185]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自我安慰：“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实消息，蒋当夜“几不成寐”；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186]16日，他做最后的努力，拿出惯常的封官许愿招数，致电蒋光鼐：“许陈军事总监或参谋总长，内政部长亦可。”[187]但这样的表态，未免失之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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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既起，在判断其将局限于福建范围内后，蒋介石迅速确定军事解决闽变的方针。十九路军原辖3个师，1933年6月扩充2师，总共有5个师10个旅，每师4000～4500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188]事变之初，戴笠即向蒋介石报告，闽方“新兵多，逃亡众，能作战者不上三万五千人”。[189]据此，蒋介石致电汪精卫表示：“总计逆军号称六军十二万人，实际能作战者最多三、四万人。”[190]对于蒋介石而言，这样的实力并不足以构成致命危险。何况十九路军“此次师出无名，其军心必动摇，干部钱多，必不如前之肯牺牲”。[191]1933年12月5日，在给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中，蒋介石乐观判断：“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192]而陈诚早在12月中旬对事变的趋势也作出了准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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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变当不难解决，报载军事行动多不确。现我军早至建阳，且建瓯尚有刘和鼎所部，闽军决不能北进。以现在情形观之，彼只能守延平附近。将来在延平或有一场恶战，此一战之后胜负即决定。再进一步，即闽省善后问题耳。所可虑者，或因此引起他方之变动，及日帝国主义者之再侵扰，而共匪亦得苟延也。[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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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24日，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制定北路军作战计划：“入闽军应以较匪优势之有力部队集中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匪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以迅速之行动，向南进展。”[194]12月初，进一步确定攻闽方针为：“以有力之国军一部编成数个纵队，由赣、浙边区分道入闽，先击破逆军之主力，并将其余逆部，由南北两方夹击，一举歼灭之。”[195]具体攻击部署是：以第二路军两师从浙赣边界的上饶、广丰入闽，第四路军两师从浙西入闽，加上总预备队两师于12月15日前集中闽北浦城，准备分由建瓯、屏南攻击延平、水口；第五路军四个师加上总预备队一师由金溪、资溪入闽，于12月20日左右集中光泽附近，负责掩护攻击部队侧翼，并由邵武、顺昌拊十九路军之背；第三路军主动向德胜关方向出击，牵制中共部队，掩护第五路军入闽并配合其确保攻闽军右侧背安全；海军陆战队准备进攻福州、厦门。这一部署将进攻重点放在闽北方向，欲乘十九路军主力“未集中以前，迅速击破其现驻闽北之部队”，[196]而在闽西北由于顾忌到红军的威胁，以保持警戒状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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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红军威胁是蒋介石平定闽变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蒋判断“赤匪未必急助伪闽……必在闽北赣乐间地区，以阻止我对闽行动，而以消极助逆”，但在抽调10个师左右兵力入闽时，仍然不敢大意，自我警醒曰：“匪主力既在黎光之间，我军动作极应慎重也。”[197]国民党军在江西保持了强厚的兵力，留在江西及赣浙边境的第三路军辖7个师的进攻部队及6个师的守备队，加上赣西第一路军部队，兵力仍数倍于红军。对浙江后方地区，也多有部署，事变发动当天，蒋就致电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提醒其“闽乱既起，浙防应从速准备”；后又电示浙省：“在龙泉、庆元、泰顺、平阳各县对福建之松溪、政和、寿宁、福鼎之各要隘，从速派员负责，专员修筑闭锁堡并囤积粮秣，以防万一。”[198]由于江浙一带为其基本区域，实力坚强，他甚至十分期望闽方攻浙。11月26日，蒋计划研究“如何使闽逆来攻浙”，晚间有闽方攻浙消息传来时，他更“不禁转忧为乐”。[199]为使自身在宣传上居于主动，蒋电告陈布雷等：“自即日起即宣传闽逆进攻浙边庆元、泰顺之消息，逐渐发布使国人注意闽逆开衅之罪恶。惟宣传方法应须有系统与计划，不可使人知为虚构也。”[200]深悉内幕的陈诚在家书中说得很明白：“闽逆军事行动与报纸所载完全不同，现已处被动，我军已过建瓯、邵武，即可知报载所谓犯浙，不过以祸首予闽逆耳。”[201]12月10日，蒋介石亲向第五路军入闽先头部队训话，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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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第十四军这两师人此次同走一路出发，力量非常雄厚，而这一路兵又是土匪和叛逆所料不到的，敌人一定想不到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部队，由我们所决定的这个路线出去，你们这两师人的目的是要占取此后战争的中心要道，这一点对于剿匪讨逆战争最后的胜利，实有最大的关系。[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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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为防止由赣东入闽时遭遇红军阻拦，蒋先发制人，要求第三路军“由黎川向东南德胜关泰宁方向进展，协同第二路军堵截伪三、七军团，冀歼灭其实力，并竭力掩护第二路军之推进”。[203]希望通过攻击赣闽边境红军，将其逼向建（宁）、泰（宁）地区，敞开入闽通道，使入闽军进展顺利。根据这一计划，12月11日，黎川一带国民党军奉命沿团村向闽赣边境的德胜关地区进攻，寻找红军主力决战。16日，国民党军进占德胜关，红军被压往泰宁方向。17日，蒋介石又指示：“为防匪由泰宁绕道北窜，扰我第五路军后方起见，第五纵队应即占领金坑。”[204]该部随即向东北方向的熊村、黄土关、金坑一线推进，截断建、泰红军往光泽一带的去路；同时加紧构筑碉堡，打通、巩固至光泽方向联络，此陈诚所谓“决先完成黎川至德胜关，及黎川至金坑、东山至熊村之封锁线”。[205]这样，在由金溪、资溪入闽通道东南方向，国民党第三路军构筑了一条环形防御带，确保其入闽通道安全。由于浙赣边界和浙西国民党军入闽部队本身就受红军威胁甚小，因此，当闽赣边境入闽通道基本被打通后，国民党军入闽事实上有了相当的安全保证。对于德胜关的占据，陈诚在家书中更揭示出另一层意义：“德胜关工事已完成，此后匪在赣南与赣东北完全隔绝，此举实其致命伤。尤以黎川附近之丰富资源，现被我掌握，对匪之物资补充更感困难，实可致其死命也。”[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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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三路军的顺利进展及第五路军的入闽，蒋介石对红军威胁的提防逐渐减小，原计划主要用于警戒的自光泽一带的入闽部队除留一部分继续执行警戒任务外，有3个师部队投入前线，南京政府军兵力使用更为充裕。25日，蒋介石抵闽北浦城就近指挥作战，“虽一团一旅之众，亦亲临训话，砥砺士气”；[207]同时确定攻击计划，以延平、古田、水口作为首期主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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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古田、水口互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围据点，直接关系福州乃至整个闽东南地区安危。十九路军在此却只是布置了新编的谭启秀第五军，分由该军第六师守延平，第五师两个团守古田，另一团及军直属部队守水口。而蒋介石布置的围攻部队是：第四、第三十六、第五十六3个师攻延平，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攻古田，第九师及第三、第十师各一部攻水口，仅从编制而言，就均为闽军3倍，至于实际兵力和战斗力更远远超出。因为“抽调入闽的兵力，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并集中了海空军及炮兵的优势力量”，[208]而谭启秀部是十九路军原补充旅（1933年6月改为补充师）基础上成立的新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有限，这样的接战态势使闽方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1934年1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其攻击计划：“微日攻击延平城，八日攻击水口，十日占领闽清。十三日占永泰。十六日占莆田。廿日占泉州、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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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战事刚一爆发，延平守军就告不支，南京政府军第三十六师、第四师、第五十六师分从城南、城东、城东北展开攻击，守军退路也被切断，被迫于次日缴械，延平易手。7日，包围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军发起总攻，当天即占领水口。此时，位于三城犄角顶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蒋介石对古田引而不发，欲以古田作为诱饵，围点打援。攻克水口当天，他致电前方：“蔡逆决率其主力来援古田，并言十日可达古田附近，逆军出巢来犯，正我军求之不得者，现决对古田城逆暂取包围监视之姿态，不必猛攻。”[209]次日，蒋再次强调：“古田城逆，只可包围，昼夜佯攻，一面严密监视，不许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务使蔡逆主力仍来增援古田。”[210]9日，当十九路军一部前出准备北上往援古田守军时，蒋介石更信心满满地指示卫立煌：“逆军已倾全力来犯古田水口之线，刻已进至白沙以西地区，望兄迅速准备在白沙洪山桥间地区，选择多数之渡河点，设法渡河，袭击逆军侧背，整个包围而歼灭之。”[211]其一心期望以古田为诱饵，吸引十九路军主力于古田、水口地区实施歼灭。但是，十九路军并没有足够勇气与蒋在闽北对垒，1月12日，北上往援的沈光汉部与南京政府军第三师稍有接触，虽然政府军根据蒋的指示后撤诱敌，但沈部并未乘势前进，反而见其“不战而退，更致狐疑”，[212]当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却。其实，根据蔡廷锴的回忆，1月9日，蔡与陈铭枢、蒋光鼐等放弃福州向闽南撤退，这时的应援行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12日，孤处敌后的古田守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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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电文、战报体现出的是蒋介石一意诱敌而十九路军不敢应战的过程，此中的蒋介石可谓运筹帷幄、信心满满。然而，如果对照蒋介石日记，却会发现档案、电文中无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为一个人的蒋介石心态的复杂变幻。战事爆发后，蒋在日记中对福建方面是否将主力出福州，在闽西主动出击一直高度关注。就军事常识言，单纯防御福州几无可能，水口、古田为福州防御必守之地。因此，蒋在全面攻击即将展开时，密切注意：“我军攻击水口时，逆部主力由省来袭否？”[213]1月6日攻克延平后，他全力注视闽方军事动向，猜测“福州逆军，其或反守为攻乎？”[214]当时，由于担心日方借事变有所动作，蒋对进攻福州没有信心，多次在日记中写道：“对倭只有避战，如不得已，则不攻福州，以延平为省会，成立政府”；“对福州叛逆，如果集中负隅，则以封锁之法处之”。[215]如果闽方出福州在闽西决战，对蒋而言，不失为一个一举解决闽省的机会，前文中说到的蒋的诱敌之计盖出于此。但是，十九路军的战斗力毕竟不可小觑，两军正面交锋，成败也未可料。所以，1月7日，当蒋得到事后证明并不确切的消息，报告“蔡逆果率主力来援古田”时，当时的反应却并非“吾计已售”的得意，而是令览史者感慨万端的“喜惧交集”。[216]喜的自然是闽方出击，其计可售；惧的则是决战结果，事前难有绝对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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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不守，福州外围防御据点尽失，南京政府军开始向福州推进。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海军早在12月下旬就先后占领长门、马尾两要塞，时时威胁福州安全。1月9日，海军在厦门市长黄强配合下接收厦门，威胁漳州地区，对十九路军后方形成巨大威胁。在不利形势下，闽方向南京提出三项停战条件：“海军守中立”、“中央军在距福州十英里之线停止”、“福州治安交由海军陆战队接收”，[217]欲以此退让换取蒋介石息兵。对此，汪精卫认为“逆军能如限撤退，如能做到仍为有利”，[218]但信心满满的蒋介石根本不为之所动，反而加紧对十九路军的攻击。四面楚歌声中，十九路军撤出福州，向闽南退却。16日南京政府军进占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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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福州外围据点同时，蒋介石已经开始部署从闽西北插向十九路军后方。1月4日，战事尚未打响，他在日记中标列的注意事项就有“进取闽南利害之研究”。[219]7日，鉴于水口已下，蒋介石考虑：“卫第五纵队挺进闽南计划是否实施，当注意之。”[220]次日，电卫立煌令其分兵南下永泰，“但须隐秘中央军兵力队号为要”。[221]10日，再电卫立煌，令其渡河南下，行动须守秘密，“不可使逆军发觉我有渡河企图”。[222]永泰地处福州西南部，由此前进可扼住十九路军退路，蒋的一系列动作旨在于此。因此，蒋介石日记明确记有：“逆军如向闽南撤退，则第五路仍照原计划向永春、漳州急进。”[223]12日夜，在确知十九路军将全线后撤时，蒋介石命令“主力明日速向永泰急进。除留一旅守永泰外，其余主力再向仙游沙溪急进，以行截击”。[224]如计占领永泰后，蒋介石大感得意，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我军已占永泰，此心为之大慰，从此必可如计截击，在莆田海滨歼敌，使之片甲不返也。”[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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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在准备围点打援、诱敌实施歼灭战同时，已有展开追击战的腹案，因此，当十九路军沿着沿海公路南撤时，南京政府军从侧翼对十九路军展开所谓“行动之艰苦与神速，俱达极点”[226]的超越追击，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指挥四路大军以莆田、仙游、安溪、同安、漳州等为目标，直插十九路军后方。蒋介石要求前方将领：“我军只要正面稳固，尽可多抽部队，到达惠安以东或以西地区，分组截断公路，节节袭击，横断其退路，总须达成一网打尽之目的，以为我战史创例也。”[227]在南京政府军快速推进下，全线溃退的十九路军不断遭到追击部队的堵击，狼狈不堪。17日，南京政府军第八十三师已进至仙游，次日，第九、第十师到达。南京政府追兵和夺路而逃的十九路军在仙游、涂岭一带激烈交锋，虽然南京政府军未能在此完全堵截十九路军并予以消灭，但十九路军“蒙受巨创，士气沮丧，致入于不堪再战之境地”。[228]20日，莆田被南京政府军占领，十九路军大部纷纷向泉州退却。21日，南京政府军第三师由厦门嵩屿登陆，对泉州一带的十九路军形成南北夹击态势。蔡廷锴见大势已去，被迫离开部队，所部随即向蒋介石请降，轰轰烈烈的闽变从大规模交战开始到失败不过半个月时间即告瓦解，确如军事发动前蒋介石所言：“闽乱不逾一月，必可敉平。”[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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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镇压福建事变后，蒋介石顺利将福建纳入自己手中，对其“剿共”军事的继续展开，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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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3.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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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介石与陈诚关于进攻路线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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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起第五次“围剿”，初期进攻重点放在江西方面，以广昌、石城、瑞金这一直通苏区中心区的进攻路线作为主攻方向。福建事变后，随着国民党军第二路军大批进入福建及红军主力一部分向福建进军，国民党方面在主攻方向上有过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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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初，鉴于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军在福建进展顺利，红军北出永丰地区的行动又不顺利，中革军委改变将红一、三军团组建为西方军的设想，决定加强福建方面兵力，牵制国民党军在福建的军事行动，命令红三军团进兵福建。红三军团入闽后，主动出击，很快于11日包围闽西沙县县城。同时，红七军团也从泰宁南下配合行动。红军首先打败了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四师，取得第二次入闽的初战胜利。25日，攻占沙县，毙伤敌军700余人，俘虏1300余人。红军的行动，引起蒋的很大不安，1月中旬，蒋要求第三路军以主力进军福建建宁，强调：“福州不难收复逆军必可在兴化海滨为我全部解决，我北路第三路军主力应即设法迅占建宁或泰宁，并限本月杪达成任务。”[230]同时以一部留守现地，再将“第三十六军速向西移，以第四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编为一路，向沙溪、龙岗进展”，[231]对兴国方向保持警戒并相机发动进攻。由于第三十六军辖第五、第六、第九十六3个精锐师，主力东开，三十六军西移，将使第三路军形成东、中、西三个兵力点，造成严重的分兵局面。对此，陈诚提出意见：“第三十六军不必西移”，认为该军“一时难以抽调，俟第三路军主力占领建宁后，该军可推进至康都，协同完成南丰康都建宁封锁线，并相机策应主力，向广昌进展”，坚持以广昌为主要进攻方向。同时，陈不赞成由龙岗一带向兴国进兵，表示部队“只能推进至富田，如向兴国进展，由泰和经沙村为妥”。[232]对此，蒋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陈的建议，指示顾祝同：“预定三十六军及四十六师、十三师将来之进展计划均照所拟办理。”[233]改变了原来的分兵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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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底，鉴于福建境内对十九路军的战事已基本结束，红军虽有攻占沙县的动作，但以入闽部队对付之，应该可保无虞，陈诚致电蒋介石，建议第三路主力部队留在江西境内，巩固黎川东南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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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横村为黎川通建宁之咽喉，西城桥为南丰入建宁之孔道，两者均为伪赣闽省苏之中心区域，实匪必争之地……军为巩固后方并节约兵力起见，拟先进占西成桥，构成石沟圩西成桥樟村间之封锁线，将钟贤东坪西坪一带守兵推进接守，届时取建宁或入广昌均较为易。[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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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陈诚再电蒋介石，提出：“樟横村附近粮食被匪搜刮，给养困难万分。待封锁线完成，给养略事补充，即向建宁前进。”[235]2日，蒋介石回电仍然坚持令陈诚“设法早占建宁或泰宁”。[236]同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以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坚决主张：“此间决先解决当面之匪，再用交互前进法，向建宁进展”，[237]坚持主力留在黎川东南作战。从战略态势看，由于福建十九路军已被击垮，红军有限兵力不足以影响福建全局，此时离开主攻方向向福建增兵颇有不得要领之感，而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是双方进退的要点，一旦黎川丢失，则其已经获得的先机将一朝尽失。因此，蒋介石坚持进占建宁的主张颇有昧于大局、轻重倒置之嫌，而陈诚的主张显然更具主动意义。所以陈诚强调：“此后我如得一地一城，即不再为匪所有，保障民众不为匪用，虽觉迟缓，实万全之策。”[238]面对陈诚的抗命举动，蒋介石不以为忤，权衡再三后，次日复电陈诚，肯定其“所见甚是”，同意“照办”。[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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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并不甘于自己的计划被搁置，2月11日，蒋致函陈诚，提出：“中前日回赣审察匪情，其目的仍欲先求闽北方面之决战得胜，然后再回攻我赣边之师，故此时我赣边部队，对其建泰方面暂勿进取，以其工事已成且有备也，不易垂手而得。不如先占康都与广昌，使匪不注重我主力之东向，以懈其戒心，俾其主力转移于沙县方面，专力对我第四、第八十师时，然后我进取广昌、康都部队之主力，再向东进占建宁，必易得手……故弟路务于删日以前占领康都与广昌，最好同时占领，待至二十五日以前，再转移至建宁与康都间地区，俾与我闽北部队夹击残匪，至转移兵力时，广昌最多留驻三团或竟放弃亦可。”[240]蒋此函表面同意陈诚部队留在江西作战，但其重心仍放在福建方面，而且限几日内攻占广昌也让人不知所云，和国民党军一直奉行的稳扎稳打方针明显抵触。正因如此，此函实际并未发出，陈诚2月12日家书中提到：“昨蒋先生给我一函，因计划稍有变更，仍取回未送来。惟不知此后进剿计划如何耳？”[241]当是指的此函。蒋介石计划改变，应和其过于冒进有关。2月12日，蒋在日记中表示：“进剿不能过急”，实际是对陈诚意见的首肯，同时详细写下其“进剿”计划：“预定三月十日前第二期作战开始，三月底到达连城、宁化、广昌、龙岗之线；四月底或五月十五日到达汀州、宁都、兴国之线；六月底占领瑞金、于都，肃清残匪。”[242]几乎与蒋写下这段日记同时，陈诚也起草了给蒋介石的报告，详论其“围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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