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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战斗中的这种战场上的拼消耗战法是中共中央对敌我力量对比还缺乏深切了解的一种反映，广昌战役后，红军转而采取依托坚固工事，实行固守的战法，虽然这种战法在当时和日后均遭到批评，但起码可以比在广昌坚持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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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第三路军进攻广昌同时，为配合进攻广昌，4月中下旬，位于藤田、沙溪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向龙岗一线展开进攻，以“与正向广昌进展之第三路军齐头并进”，[334]牵制红军主力集中。21日、22日，其先头部队第九十师、第九十二师与红军在韶源、上固交火，红军在此方向兵力薄弱，尽力阻击后即撤出战场。薛岳报告，国民党军在此遭遇了红军的地雷：“地雷系用烟罐竹筒内实炸，故其爆炸力甚微。”[335]显然，由于技术的原因，红军此时的地雷尚未发挥出太大威力。30日，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向龙岗进兵，红二十三师及独立第一、二团4000余人与对手激战竟日，5月1日下午，龙岗北端红军碉堡在与国民党军“肉搏十余次”[336]后终告失陷，龙岗随之为国民党军占领。陈毅当时曾谈到这一战斗：“龙岗之支点，在构筑上不十分坚固，被敌人包围一天一夜，两翼的突击部队侧击又未得手，而其上级首长尚令该支点内守备队死守，请示上级，致失时机，而使守备队受到损失。”“在突击队失效，估计敌兵力强大不能固守，即应机断的给敌人以短促的突击，随即撤退，最好先保持退路不陷于敌人包围中。”[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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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南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在蒋介石一再催促下，向苏区南部粤赣省发动进攻。3月中旬，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占安远，第二师占信丰，第二军第四师进驻南康、赣州。随后，又以第三军李扬敬部为主编成第二纵队，辖4个部队，主攻南线。其作战计划为：“纵队先进攻筠门岭，俟巩固占领后，候机向会昌城进攻。以主力从寻乌、吉潭经澄江、盘古隘，向筠门岭正面攻击；另以一部从武平的岩前经武平所向筠门岭东南侧攻击，并掩护纵队主力右翼安全。”[338]当时，红军在粤赣只有二十二师一个师的主力部队，在汶口、盘古隘、筠门岭设置三道防线。4月初，南路军由安远、寻乌和平远、武平两个方向推进筠门岭、会昌。陈济棠部发动进攻后，红军寡不敌众，汶口、盘古隘相继失守，退守筠门岭。筠门岭距粤赣省府所在地会昌仅55公里，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是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的交通要塞。21日拂晓，陈部集中重兵猛攻筠门岭，战至当日午后，红军被迫放弃筠门岭，退守门岭县站塘地区。由于陈济棠并不真心想对苏区形成威胁，攻占筠门岭后即电蒋报捷，[339]算是对蒋介石和舆论有所交代，随即与红军联络，止步不前，南路战事仍保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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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东路国民党军第八、第十纵队对建宁发动进攻。红军以第五军团为主力，红一、七、九军团参加战斗，在建宁外围将军店、驻马寨等主要阵地节节抵抗，其中，红一军团是在广昌失利后，马不停蹄赶往建宁前线。5月7日，国民党军第八纵队向将军店发起进攻，同时其第三、第十纵队等部准备从侧后向建宁挺进。9日，红军未能阻挡住敌军的攻势，放弃将军店，退守离建宁城十多里的驻马寨一线。12日，国民党军向驻马寨发动进攻，红军且战且退，虽然予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但无法阻挡其前进步伐。16日，红军退出驻马寨，午后，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占领建宁。到5月中旬，国民党军已控制西起龙岗，中经广昌，东至建宁、泰宁、归化一线的广大地区，苏区区域被大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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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4.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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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计议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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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围剿”的不利形势，提示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可能性日趋渺茫，虽然博古1934年5月为《红色中华》撰写的社论中仍然宣称：“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340]但这更多只是政治宣传。政治离不开宣传，但宣传并不就是政治。就在博古发出上述豪言壮语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突围问题的讨论已提上日程。1934年2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报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341]面对此一局面，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回忆，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342]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转呈中共中央报告时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两个建议：“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个人虽明显倾向撤离中央苏区，但他同时强调：“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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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撤离计划和共产国际一贯思路其实是契合的。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就指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344]1933年3月，共产国际又提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同时强调：“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345]在中央苏区面临大规模进攻时，共产国际强调建立新根据地及对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肯定，意味深长，以致埃韦特对此一度颇有疑虑，为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电中央苏区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消灭敌人，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谨慎，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346]虽然埃韦特试图淡化共产国际对转移的肯定，但其潜台词不可能不对中共中央未来的行动规划形成影响。正由于有此思想基础，当军事不利后，考虑转移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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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后，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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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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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电基本同意了中共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次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明确谈道：“我们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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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突围已成必然，各方对此了然于胸，1934年6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赖安认为：“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赖安在信中还透露了埃韦特等人的想法：“在目前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换句话说，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349]可见，撤离中央苏区的想法早在福建事变前后已成共产国际代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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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即将展开的突围行动，其方向几乎不言自明。北面是国民政府核心区，向北无异于自寻绝路。东面濒临大海，也无出路，南面陈济棠虽不愿与红军作战，但保境欲望强烈，向南难免陷入粤方和宁方夹击之中，以此看来，向西几乎是唯一出路。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突围计划时已经对行动方向有了明确交代：“虽然敌人从4军团1932年的远征时起学会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有比1932年更加强大的、我们必须克服的防线（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虽然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1932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反正都一样，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350]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这是明显的西进四川路线，而这和共产国际前一年指出的西进川陕路线完全一致。8月，回到莫斯科的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汇报湖南省的情况时也侧面提到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为了与这个省建立联系和在那里组建党组织作出了很大努力。作出这种努力是出于打通湖南的迫切需要，并考虑到保住江西已不可能了。”[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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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中央决定向西突围几乎同时，国民党方面也预想到中共的可能动向。5月中旬，蒋介石指示：“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之计”。[352]6月中旬，陈诚还判断：“第三国际绝不轻许匪军一旦放弃数年来经营成功，自命已成为伪中央苏区根据地之赣巢，而另谋新匪区之盘据。”7月初，他已基本改变看法，认为：“月来我军分路推进，外线合围，愈趋有效；惟匪绝不让我长驱，坐以待亡，其最后策略，似必集中全力，或凭险邀击，或乘虚冲逃。”[353]双方均已考虑下一步的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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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头陂、白水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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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战役失败后，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重大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曾明确表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354]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与中共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成为其重要考虑之一；其次，此前的屡屡失利使之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的可能性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赣匪自广昌建宁连城头陂白水相继失陷迭遭惨败后，变更策略，采用堡垒战术，企图节节顽抗，阻我前进。”[355]他们的判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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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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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广昌后，红军退守头陂、白水一带，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国民党军在攻击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上，也不得不停步消化，构筑碉堡和封锁线，准备下一步的进攻。同时，重新调整部署：以北路军第八纵队6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方向推进；第六路军第七纵队4个师由龙岗向古龙岗方向推进；第三路军第五纵队4个师首先进占头陂等地，尔后集中第三、第五纵队和东路军第十纵队共9个师，向宁都、白水、驿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进；东路军第二路军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方向推进；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宁都方向推进；另以3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此时，红军控制区域不断缩小，到1934年6月只剩下瑞金、于都、兴国、赣县、会昌、石城、宁化、长汀等中心区域的寥寥数县。为抵御国民党军的攻击，中革军委决定“六路分兵全线抵御”。7月23日，中革军委通报了国民党军六路进攻的情况和红军六路防御的部署：红三军团六师和红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的沙村地区，抵抗敌周浑元部进攻；红二十三师和江西军区地方部队在兴国东北的古龙岗地区，抵抗敌薛岳部进攻；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广昌南部的头陂地区，抵抗敌罗卓英部进攻；红三军团四、五师和五军团三十四师、十五师在石城北部的贯桥、驿前地区，抵抗敌樊松甫、汤恩伯部进攻；红一、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闽西的连城、朋口地区，抵抗敌李延年部进攻，红二十二师在会昌筠门岭以北地区，抵抗敌陈济棠部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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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完成在广昌的集结，准备继续向南深入，兵锋直指石城。3日，国民党军进占头陂。红军在头陂东部天府山地区集结，一方面瞰制头陂方向国民党军，使其不敢贸然深入；另方面牵制通向石城的另一重要通道白水方向国民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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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为打通进攻石城的通道，决定两路会进，第五纵队由头陂向东，攻下天府山，再和由广昌向南的第十纵队会攻白水。9日，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向天府山发动进攻，占据天府山，随后，红军集中主力展开反攻。当日夜，双方展开激战，“短兵相接，往复肉搏，凡数十次，双方在黑暗中混战，达五六小时”。[357]半夜时分，红军已占领除最高点外的大部分阵地，国民党军第十四师被压缩到山顶最后一线，面临着被歼灭的命运。10日凌晨，闻讯增援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赶到战场。国民党军在援军支援下发起反攻，红军功亏一篑，未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标，于黎明前退出战斗。此役，红军给对方以较大打击，国民党军伤亡达4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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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天府山地区第五纵队的进攻，国民党军第十纵队也于9日开始向赤水地区进犯。10日，在空中力量掩护下，攻占赤水，至此，国民党军已经打开通向石城的第一道门户。红军主力退往中司、驿前一带，前锋则位于白水西南的大寨脑一线，在此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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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纵队开始向大寨脑地区进兵。红三军团在此以堡垒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虽然延缓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但由于国民党军的炮火优势，损失颇大，红军堡垒作用有限：“一切条件支点全不坚固，受不起一个迫击炮弹，打不出枪，手榴弹投不出去，没有副防御，不能抑制敌于我手榴弹火力下”。[358]22日，国民党军付出近300人伤亡的代价，攻占大寨脑、鸭子岭，兵锋直指贯桥、驿前一带红军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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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虽然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装备，攻击屡获成功，但继续进兵其实也承受着很大压力。随着其向苏区内部的不断深入，后勤给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因为连续作战，水土不服，传染病对其形成很大杀伤，国民党军将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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