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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为打通进攻石城的通道，决定两路会进，第五纵队由头陂向东，攻下天府山，再和由广昌向南的第十纵队会攻白水。9日，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向天府山发动进攻，占据天府山，随后，红军集中主力展开反攻。当日夜，双方展开激战，“短兵相接，往复肉搏，凡数十次，双方在黑暗中混战，达五六小时”。[357]半夜时分，红军已占领除最高点外的大部分阵地，国民党军第十四师被压缩到山顶最后一线，面临着被歼灭的命运。10日凌晨，闻讯增援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赶到战场。国民党军在援军支援下发起反攻，红军功亏一篑，未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标，于黎明前退出战斗。此役，红军给对方以较大打击，国民党军伤亡达4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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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天府山地区第五纵队的进攻，国民党军第十纵队也于9日开始向赤水地区进犯。10日，在空中力量掩护下，攻占赤水，至此，国民党军已经打开通向石城的第一道门户。红军主力退往中司、驿前一带，前锋则位于白水西南的大寨脑一线，在此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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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纵队开始向大寨脑地区进兵。红三军团在此以堡垒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虽然延缓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但由于国民党军的炮火优势，损失颇大，红军堡垒作用有限：“一切条件支点全不坚固，受不起一个迫击炮弹，打不出枪，手榴弹投不出去，没有副防御，不能抑制敌于我手榴弹火力下”。[358]22日，国民党军付出近300人伤亡的代价，攻占大寨脑、鸭子岭，兵锋直指贯桥、驿前一带红军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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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虽然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装备，攻击屡获成功，但继续进兵其实也承受着很大压力。随着其向苏区内部的不断深入，后勤给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因为连续作战，水土不服，传染病对其形成很大杀伤，国民党军将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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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石城之间，匪我相持缠斗，达三个月之久，大军云集于狭窄地区，时值酷暑，部队皆无蚊帐，又以蔬菜稀少，饮水不洁，及在阵地露宿等因素，致痢疾及疟疾患者极多，死于道旁者累累。师野战医院病患达千余，人满为患；我团两千余人，只有七人未患疟疾，我亦染患此病。疾病对于战力消耗，数倍于作战受伤，军队健康之维护，实为一极其重要之事。[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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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回忆道出了国民党军的实况，让我们看到中共方面处于困境时，国民党方面其实也并不轻松。稍后，陈诚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此次至各处视察，情状极惨，沿途死病士兵夫无人处理者，不知其数。自广昌至石城，每日死亡计二百以上，各师患病者占三分之二，行营及总司令部无人过问，而各部又无法处理。”[360]战局进行到此时，双方都各有苦衷，国民党军也有骑虎难下之势。蒋介石可资依赖的主要是人多势众、实力雄厚，抗击打能力相对较强。然而，当时蒋介石又不能不顾虑地处赣南红军之后虎视眈眈的粤桂势力，如果与红军作战消耗太大，必将影响其应对粤桂挑战的能力。所以蒋介石此时表面看气势汹汹，内心则谨慎有加，苦心焦虑谋划的，是代价最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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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七军团北上与红六军团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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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战役后，战场上不利的形势使红军的战略转移更加迫在眉睫。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落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决定派出红六军团、红七军团分别往西、往北。[361]北上和西进计划在共产国际同意中央苏区突围的电文中有明确交待：“（1）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2）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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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革军委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6月下旬，红七军团军团部和所属第十九师受命从福建连城回到瑞金，待命北上。7月初，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深入到闽、浙、皖、赣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并力争“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以牵制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力量，促其“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363]红七军团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全军团共计6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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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于下旬进入闽中。随后进到尤溪地区。29日，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此时，中革军委突然改变原定计划，命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调动和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回援。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一部兵力继续北上。8月1日，攻占福州近郊水口，威胁福州。同时正式向部队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绕道大湖向福州进发，7日进抵福州西北郊，当晚对福州发起试探攻击。对此，国民党军预有准备，第八十七师主力回防福州，第四十九师也经上海驰援，红军缺乏攻坚装备，兵力有限，被迫撤出战斗。红军进迫福州，中革军委意在围魏救赵，以此缓解闽西一带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压力，对此，蒋介石一度因难以摸清红军的意图：“闽北匪情是否另辟匪区，抑仅系牵制东路而窜扰耶”，而为之“心颇不安”。[364]不过，红军北上兵力毕竟有限，国民党方面很快看清了这一点：“东路军总部探知其诡谋，密调劲旅，兼程进剿，闽西国军仍向石城长汀一带迈进，并末因之移动”；而先遣队的实力却因之“完全暴露”：“赤匪的诡计和实情，已经给我方看破了，所以我方对前方剿赤的军队，不调一兵一卒，以致松懈前方清剿的工作，只由他方面调来有余的兵力，已经可制这些残赤的死命了。”[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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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福州失败后，红七军团向闽东地区转移，8月下旬，进入浙西南地区。9月初，转进至闽北苏区休整、补充。9月4日，中革军委来电，对原定行动计划作出补充：要求：“继续彻底的破坏进攻我红十军及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366]在执行上述两项中心任务时，首先在浙西一带活动，破坏交通和铁路线，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9月7日，中革军委又电批评：“在近几天来，七军团是在同闽北部队作盲目的儿戏，以致使较弱而孤立的敌人进到渔梁地域。七军团未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367]从当时实际情况看，中革军委出动红七军团北上，旨在使其于浙西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尤其红军战略转移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时，这一要求更加迫切。但是，红七军团深入国民党军占领区域后，所遇困难确实相当严重，保证部队的生存成为执行任务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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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利局面，红七军团仍然尽力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根据中革军委指示，9月9日，红七军团转到浙西一带活动，18日抵遂安白马，接中革军委电令：“主力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的方法占领该城而确实保持之于我军手中。”[368]中革军委还要求，攻占遂安后，“于安徽边境淳安、寿昌、衢县、开化的范围内发展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并在“浙皖边境，约在徽州、建德、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369]根据这一命令，先遣队派出侦察分队，至遂安附近了解敌情，准备袭取遂安。但国民党军在此严阵以待，国民党方面报纸报道：“省方开往部队昨已安全到达遂安县城，防地并已布置就绪，龙游、寿昌、淳安、衢县均已派定相当部队向遂安西南北三方面严密防堵，东西则有陈调元派队开入遂境，负责进剿，包围之势已成”[370]，红军军事上处不利态势。另外，从政治上看，浙西一带群众基础薄弱，“常、遂交通一带之群众很差，几次逃跑一空，连向导均无人找到……因此，在我们的行动上均难以秘密”。[371]七军团指挥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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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最近十天在浙西行动艰苦的经验，由于浙西电话、交通事业的发达，我们的行动敌人很快就知道，飞机每天都能跟追随，敌人队伍运动与转移均极迅速。并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完全没有，伤病员安置极度困难。我们最近在浙皖边境，寄存群众家中一批伤员，据闽浙赣谍息全被敌搜出，影响士兵战斗情绪、战斗力极大。[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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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军团领导决定放弃在浙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摆脱敌人，改向皖赣边前进。10月初，到达皖赣苏区休整，此时，“部队已不足两千人”。[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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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军加紧向皖赣苏区进攻，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逐步转回闽浙赣苏区”。[374]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在浮梁、德兴间通过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1月初与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下辖两个师，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由于红七军团出发后就出现领导层的种种问题，曾洪易消极避战，寻淮洲与乐少华则“不断的闹私人意见”，领导层其他成员间也矛盾重重，“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375]因此，军团领导层根据中共中央意见进行调整，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治委员，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并决定：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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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指示其向皖南挺进，“创造皖浙边苏区”。[376]此后，红十军团在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转移进行长征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往返于闽南与皖浙赣之间，作战十余次，减员达1/3以上，坚持奋斗至次年1月，“由于军政首长决心的不够”，[377]“没有下断然决心”[378]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在婺源怀玉山陷入重围，主力分割成数段。1月下旬，大部溃散或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就义，只有800余人突围到闽浙赣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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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七军团北上，如朱德所指出的：“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379]是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服务的。在派出北上先遣队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进行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转移和西征的先遣队。两路部队，“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380]意图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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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红六军团遭到国民党军围攻。虽然红军在梅花山、沙市等战斗中给进犯之敌以严重打击，但仍然难以抵挡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和蚕食，根据地日渐缩小。1934年6月底、7月初，东华山、松山战斗失利后，湘赣苏区中心区域被占领，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方圆仅数十里的狭小区域内，处境艰难。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命令，鉴于“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要求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命令强调：“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置。”[381]中共中央下令红六军团转移，除保存湘赣苏区现有力量的考虑外，更希望红六军团西进后，通过与湘鄂赣苏区红二军团建立可靠联系，在湖南中部开辟根据地，形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这样将极大地便利主力红军的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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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由江西遂川突围西征。据任弼时等报告，当时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共有6800余人，长、短枪及机枪3200余支。[382]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出发后，11日到达湖南桂东，次日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军政委员会为西征最高领导机关，任弼时任主席，萧克、王震、李达、张子意分任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团辖红十七、十八两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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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红六军团进入湘西南地区。中革军委指示其“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干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383]随后，该军团在城步一带活动。由于国民党军集中湘、桂、黔三地兵力施以压迫难以立足，被迫向贵州国民党军相对较弱地区进发，到达黔中瓮安一带。10月4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向北至黔北印江与红二军团会合。北进途中，7日在石阡遭遇国民党军堵截，损失惨重，此后一直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部队不断减员，“子弹极缺乏”。[384]此时，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得知红六军团准备北上会合，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24日，红六军团主力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在印江与红三军会师。随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辖两个师；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暂时编为3个团。两军成立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首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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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虎脑、驿前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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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开始执行其进军石城计划。国民党军第三路军确定的推进总方针是：“以进占石城与东路军会取长汀之目的，拟即由白水附近向石城逐次筑碉前进，并准备随时与匪主力决战，以达成任务。推进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进占驿前，第二期进占小松市，第三期进占石城。”[385]8月5日，国民党军开始向贯桥一带红军阵地发动攻击。为阻止国民党军的快速进展，红三军团奉命撤至贯桥地区依托高虎脑有利地形，阻击南进石城之敌。红五军团于广昌、宁都之间布防，阻截西进宁都之敌。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第五师为正面，在鹅形、蛤蟆寨、高虎脑设防；第四师为第五师的右翼，在画眉山、东家边、老寨、宝峰山、腊烛形设防；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为第五师的左翼，在船形、高脚岭、香炉寨设防。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20余里区域内构筑了以5个支撑点为骨干的立体防御工事，工事“外壕深广，各堡垒前均有三铁鹿砦，鹿砦之外，遍置竹钉，竹钉之外，埋设地雷”，[386]防御相当严密。其中，高虎脑位于驿前北面，背靠两座大山，地势险峻复杂，紧紧卡住绕镇而过的广（昌）石（城）公路，是红军纵深防御体系的重点。红军在阵地前沿大筑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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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了三道一米多深的堑壕。从山上砍来竹子，削成二、三寸的竹钉，用火锅炒一下后钉在木板上，放在堑壕前面，上面加以伪装，还挖了许多陷阱，设置了路障，并在阵地前沿埋设了地雷群。为防敌炮火和飞机轰炸，我们锯倒粗大的松树，作为工事的顶盖，再铺上二、三尺厚的泥土封顶，将各个防御工串构筑得像碉堡一样坚固。各工事之间还修挖了出击的通道。[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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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准备相当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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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当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对高虎脑展开全面进攻时，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对其实施沉重打击：“我炮兵及机枪的短距离射击，手榴弹与地雷的爆烈在距离我约百米远的反斜面上，给敌以群集的牺牲。”[388]国民党军“团长以下伤亡甚重，且时近黄昏陆空不易协同”，红军“控置后方之部队得以从容活动”。[389]次日，国民党军在火炮支援下，首先向鹅形发动强攻，红军“守备支点被炮火毁坏，机枪子弹用尽”，[390]被迫退出鹅形。接着国民党军又于下午以猛烈炮火掩护，不惜代价猛攻高虎脑，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攻占高虎脑主阵地，红军退向驿前，国民党军进占贯桥。高虎脑战斗，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各种炮弹和炸弹达2000多发，手榴弹达5000余枚。红军通过顽强抗击，使国民党军攻占不足3000米水平距离的山地，却付出了伤亡3000人的惨重代价，[391]精锐部队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不过，此役红军伤亡达1373人，另有40人失踪。其中第五师“原来两千多人的大队伍，只剩下不到一千人，有的连队只剩二十多人”，[392]红五师政委陈阿金及众多指挥员牺牲。以当时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红军仍然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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