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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指示其向皖南挺进,“创造皖浙边苏区”。[376]此后,红十军团在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转移进行长征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往返于闽南与皖浙赣之间,作战十余次,减员达1/3以上,坚持奋斗至次年1月,“由于军政首长决心的不够”,[377]“没有下断然决心”[378]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在婺源怀玉山陷入重围,主力分割成数段。1月下旬,大部溃散或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就义,只有800余人突围到闽浙赣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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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七军团北上,如朱德所指出的:“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379]是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服务的。在派出北上先遣队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进行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转移和西征的先遣队。两路部队,“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380]意图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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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红六军团遭到国民党军围攻。虽然红军在梅花山、沙市等战斗中给进犯之敌以严重打击,但仍然难以抵挡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和蚕食,根据地日渐缩小。1934年6月底、7月初,东华山、松山战斗失利后,湘赣苏区中心区域被占领,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方圆仅数十里的狭小区域内,处境艰难。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命令,鉴于“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要求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命令强调:“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置。”[381]中共中央下令红六军团转移,除保存湘赣苏区现有力量的考虑外,更希望红六军团西进后,通过与湘鄂赣苏区红二军团建立可靠联系,在湖南中部开辟根据地,形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这样将极大地便利主力红军的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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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由江西遂川突围西征。据任弼时等报告,当时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共有6800余人,长、短枪及机枪3200余支。[382]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出发后,11日到达湖南桂东,次日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军政委员会为西征最高领导机关,任弼时任主席,萧克、王震、李达、张子意分任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团辖红十七、十八两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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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红六军团进入湘西南地区。中革军委指示其“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干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383]随后,该军团在城步一带活动。由于国民党军集中湘、桂、黔三地兵力施以压迫难以立足,被迫向贵州国民党军相对较弱地区进发,到达黔中瓮安一带。10月4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向北至黔北印江与红二军团会合。北进途中,7日在石阡遭遇国民党军堵截,损失惨重,此后一直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部队不断减员,“子弹极缺乏”。[384]此时,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得知红六军团准备北上会合,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24日,红六军团主力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在印江与红三军会师。随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辖两个师;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暂时编为3个团。两军成立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首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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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虎脑、驿前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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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开始执行其进军石城计划。国民党军第三路军确定的推进总方针是:“以进占石城与东路军会取长汀之目的,拟即由白水附近向石城逐次筑碉前进,并准备随时与匪主力决战,以达成任务。推进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进占驿前,第二期进占小松市,第三期进占石城。”[385]8月5日,国民党军开始向贯桥一带红军阵地发动攻击。为阻止国民党军的快速进展,红三军团奉命撤至贯桥地区依托高虎脑有利地形,阻击南进石城之敌。红五军团于广昌、宁都之间布防,阻截西进宁都之敌。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第五师为正面,在鹅形、蛤蟆寨、高虎脑设防;第四师为第五师的右翼,在画眉山、东家边、老寨、宝峰山、腊烛形设防;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为第五师的左翼,在船形、高脚岭、香炉寨设防。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20余里区域内构筑了以5个支撑点为骨干的立体防御工事,工事“外壕深广,各堡垒前均有三铁鹿砦,鹿砦之外,遍置竹钉,竹钉之外,埋设地雷”,[386]防御相当严密。其中,高虎脑位于驿前北面,背靠两座大山,地势险峻复杂,紧紧卡住绕镇而过的广(昌)石(城)公路,是红军纵深防御体系的重点。红军在阵地前沿大筑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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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了三道一米多深的堑壕。从山上砍来竹子,削成二、三寸的竹钉,用火锅炒一下后钉在木板上,放在堑壕前面,上面加以伪装,还挖了许多陷阱,设置了路障,并在阵地前沿埋设了地雷群。为防敌炮火和飞机轰炸,我们锯倒粗大的松树,作为工事的顶盖,再铺上二、三尺厚的泥土封顶,将各个防御工串构筑得像碉堡一样坚固。各工事之间还修挖了出击的通道。[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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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准备相当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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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当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对高虎脑展开全面进攻时,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对其实施沉重打击:“我炮兵及机枪的短距离射击,手榴弹与地雷的爆烈在距离我约百米远的反斜面上,给敌以群集的牺牲。”[388]国民党军“团长以下伤亡甚重,且时近黄昏陆空不易协同”,红军“控置后方之部队得以从容活动”。[389]次日,国民党军在火炮支援下,首先向鹅形发动强攻,红军“守备支点被炮火毁坏,机枪子弹用尽”,[390]被迫退出鹅形。接着国民党军又于下午以猛烈炮火掩护,不惜代价猛攻高虎脑,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攻占高虎脑主阵地,红军退向驿前,国民党军进占贯桥。高虎脑战斗,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各种炮弹和炸弹达2000多发,手榴弹达5000余枚。红军通过顽强抗击,使国民党军攻占不足3000米水平距离的山地,却付出了伤亡3000人的惨重代价,[391]精锐部队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不过,此役红军伤亡达1373人,另有40人失踪。其中第五师“原来两千多人的大队伍,只剩下不到一千人,有的连队只剩二十多人”,[392]红五师政委陈阿金及众多指挥员牺牲。以当时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红军仍然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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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战役,国民党军对红军的防御能力有了新的认识,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由于红军防御方式的变更,使“飞机侦炸及炮兵射击均不易生效力”。[393]陈诚判断:“此次贯桥之役,匪构成数线强固阵地,并以比较精锐之向称突击部队顽强固守,似有因运动战(无)机可寻,转而采取阵地战之势。”为此他调整部署,一面完成碉堡修筑,“再行进展,并研究对于攻击匪强固阵地之对策,以利作战”;一面紧急向南京方面提出:“山迫炮效力极小,昨日飞机轰炸命中非常精确亦不能予以破坏。”[394]要求增调新型山炮,加强火力,对付红军更加顽强的碉堡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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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民党军的厉兵秣马,红军也在调整兵力,修筑堡垒,彭德怀等前线指挥员致电朱德强调,面对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进攻,“我皆不应与之决战,以四、五两师三十四师防御动作,依靠支点高度消灭其有生力量,并以短促的反突击消灭敌人部分”。[395]次日,中革军委复电指示:“三、五军团抗击陈路军的任务仍以防御及部分的反突击来阻击及削弱敌人,但不必进入决战以节约我军兵力。”[396]8月13日,经过数天整顿,国民党军开始向驿前发动攻击。14日,两军在万年亭一带展开血战,“始则手榴弹互相投掷,密如骤雨,继则白刃搏斗,往反冲突,血肉横飞,极其惨烈”。[397]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一部突入红军阵内后,被红军切断予以全歼,余部在飞机掩护下退回原阵地。此后,“因两次攻坚伤亡过大”,[398]国民党军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直到其炮兵第一旅一营炮兵携带新式山炮到达前线,空军主力也向南集结,完成攻击部署后,才开始新一轮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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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国民党军汤恩伯、罗卓英、樊崧甫三部,由罗卓英统一指挥,分左中右三路开始新一轮攻击。凌晨4时,国民党军集中三个炮兵营、飞机数十架,首先对红军阵地展开猛烈轰击,压制红军突击部队,同时“敌步兵预先利用暗夜接近出击地,此时乘机、炮轰炸及烟雾弥漫之际,猝然奇袭我阵地”。[399]“这一来,我们的短促突击就根本用不上了”,[400]“绵亘廿余里之匪阵地带,一弹指顷,已深深埋葬于烟幕之下”。[401]在国民党军优势火力的强大攻击下,红军修筑的防御工事效果大打折扣,受对方“步炮空火力摧损,死伤极大”,保护山守军更“因被炮弹爆烟遮蔽视界机关枪突然发生故障”,致使敌军侵入阵地后守军都未有反应。同时,由于“忽视了敌人十五天的严重准备,所以在敌人开始突击时便暴露了我们精神松懈的极大弱点”。[402]许多部队在国民党军突然发起攻击时,正在熟睡、出操或在阵地下面休息,第十三师三十九团阵地内“无人守备,只有一个哨”,一遇进攻,措手不及,阵地纷纷失守。29日,国民党军已逼近驿前,凌晨3时许,中革军委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指示:“关于驿前之最后扼守或放弃由彭杨作战况决定,但如撤退必须有计划有掩护的进行。”[403]30日,红军撤离驿前,退向小松市方向。是役,红军损失重大,伤亡两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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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虎脑、驿前之役,国共双方消耗均大,国民党军由于处于仰攻状态,伤亡更重。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和杨尚昆在总结高虎脑战斗的经验时谈道:“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404]他们的总结也在国民党方面将领那里得到印证,汤恩伯当时在电文中汇报:“匪占各高地之工事极度强固,飞机炸弹及炮弹多未破坏,工事前面埋有地雷,俟国军接近拉线即爆发。匪兵守工事者甚少,皆在周侧隐伏,如国军接近工事则从两侧包围反攻。”[405]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师团长的石觉后来谈到此役时说:“我军总共耗时七十二天,只进展廿九公里,表面上我们成功,事实上敌人利用这段时间向西南方面突围逃逸。这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大疑问,何种作法为对,实难断定。”[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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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驿前同时,龙岗方向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也向古龙岗展开进攻。8月,蒋介石就该线“进剿”计划下达手令,令其9月份“到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407]8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三纵队向石城进攻;第六纵队向兴国古龙岗进攻,第八纵队则向兴国的老营盘迅速推进。第八纵队出动后,先后占领沙村、杨公山等地,红六师在沙村阻击,从7月26日到8月25日,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第八纵队伤亡、失踪1720人。[408]9月1日,国民党军控制由泰和往兴国的必经要冲老营盘。9月4日,第八纵队向新田、蓝田圩一线发动进攻。红五、红一军团先后到达该地区展开顽强防御,努力迟滞国民党军的迅速南下,保住红军往西的出口。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红军虽有效控制了国民党军的南进步伐,但损失较大,不得不步步后撤,9月22日,第八纵队进据新田、蓝田圩一线,30日,进占距兴国县城仅30公里的高兴圩,直逼兴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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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古龙岗的国民党军第六纵队于9月11日开始发起攻击,12日双方在雄岭下“激战终日”,[409]打成相持。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在雄岭下防御的红二十一、二十三两师编为红八军团。22日,国民党军出动4个师部队向红八军团大举进攻,23日,基本控制雄岭下地区。红八军团先退兴国南坑,再退天子嵊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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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军连遭失利时,9月初,红一、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在福建温坊取得局部战斗的胜利,给苏区军民稍许安慰。温坊位于长汀东南部,8月下旬,国民党军李延年纵队进占朋口一带后,计划经温坊推进长汀。中革军委对国民党军这一动向高度注意,决定在此方向集中兵力对敌实施打击。8月26日,朱德签发《我军目前的作战任务及行动部署》,命令集结在宁化曹坊的红一军团以打击李纵队为目标,即速赶至长汀童坊、河田地区,与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会合,待命出击。31日,朱德再次命令红一、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主力集结“温坊中屋村间进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410]9月1日,国民党军第三师第八旅大意轻敌,离开朋口单兵向其西十余里的温坊突进,准备在此构筑碉堡。该部到达温坊后,对近在眼前的红军主力仍没有感觉,报告:“当面之匪,系伪廿四师,并无其它匪情。”[411]国民党军这一违背常规的举动,连红军将领也感困惑,红九军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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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对敌情判断确有怀疑之处,认为一军团情报不确,因为敌人从来没有用两团兵力而远离其堡垒前进,李敌纵然胆大也不敢以两团军力挺出其封锁线十余里之温坊。纵或有之,仅系游击性质,绝不敢在该地构筑工事,今既构筑阵地,必有较大的兵力在后尾跟进或已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必系我军的侦察不确,一时为其所欺骗。[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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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说明国民党军在温坊行动的轻率,也显示屡遭失利后,红军将领自信心已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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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国民党军实为单兵突进后,红军决定抓住机会,以一部迂回到敌军背后,截断其后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分路出击,将进驻温坊的国民党军紧紧包围。战斗至次日凌晨2时许,国民党军阵地被全线突破,两个团遭歼,第三师第八旅旅长许永相仅以身免,部队“逃脱的仅约百余”。[413]该师事后总结,战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官长轻敌之心太盛,阵地不能慎密布置,工事不能迅速完成,以致猝遇匪袭,噬脐莫及。”[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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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部均取得进展时,福建却传败讯,令早已对福建方面进展缓慢的蒋介石深为恼火,他特电蒋鼎文令其牢记稳扎稳打战术,声称背离这一战术“虽胜必罚”。[415]同时派顾祝同到龙岩,在给蒋鼎文的电报中说是协助,而给顾的电文中则称可令蒋“向前指挥”[416]或调赣,实际是以顾代蒋,贬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随后,蒋介石以“欺上陷下,又复临阵脱逃”[417]之罪将第八旅旅长许永相枪决,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一家欢乐一家愁,在蒋介石大感痛心时,林彪、聂荣臻对此战结果自是颇为欣慰:“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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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国民党军根据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的部署,再次出动第三、第九师3个团进攻温坊,显然,蒋鼎文对红军在温坊地区的兵力没有足够的估计,在两个团遭消灭后,仅仅增加一个团兵力,犯了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对此,红军指挥部有充分估计,9月3日凌晨,朱德命令“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在有利条件下应在温坊阵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419]3日上午,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九师第五十团进至温坊东北,红一军团截其归路后,实施包围并予以全歼,同时,第三师后续部队也遭到红军的痛击。两次战斗,红军将领回忆共歼敌2000余人,俘虏2400余人,仅红二师四团就俘虏1600人。[420]国民党方面的数据是:自身伤811人,阵亡395人。[421]红军伤亡仅900余人,其中一军团伤亡600余人。[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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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坊战斗的局部胜利不足以扭转战局。由于江西战事紧急,红一军团在战斗胜利后奉命开往江西,仅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继续留守松毛岭、白衣洋岭一线。9月27日,国民党军第九、第三十六师开始向松毛岭、白衣洋岭发动进攻,29日,红军阵地全线失守。随后,红军根据转移命令,主力逐渐向江西集中,福建方面战事大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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