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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驿前同时，龙岗方向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也向古龙岗展开进攻。8月，蒋介石就该线“进剿”计划下达手令，令其9月份“到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407]8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三纵队向石城进攻；第六纵队向兴国古龙岗进攻，第八纵队则向兴国的老营盘迅速推进。第八纵队出动后，先后占领沙村、杨公山等地，红六师在沙村阻击，从7月26日到8月25日，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第八纵队伤亡、失踪1720人。[408]9月1日，国民党军控制由泰和往兴国的必经要冲老营盘。9月4日，第八纵队向新田、蓝田圩一线发动进攻。红五、红一军团先后到达该地区展开顽强防御，努力迟滞国民党军的迅速南下，保住红军往西的出口。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红军虽有效控制了国民党军的南进步伐，但损失较大，不得不步步后撤，9月22日，第八纵队进据新田、蓝田圩一线，30日，进占距兴国县城仅30公里的高兴圩，直逼兴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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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古龙岗的国民党军第六纵队于9月11日开始发起攻击，12日双方在雄岭下“激战终日”，[409]打成相持。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在雄岭下防御的红二十一、二十三两师编为红八军团。22日，国民党军出动4个师部队向红八军团大举进攻，23日，基本控制雄岭下地区。红八军团先退兴国南坑，再退天子嵊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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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红军连遭失利时，9月初，红一、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在福建温坊取得局部战斗的胜利，给苏区军民稍许安慰。温坊位于长汀东南部，8月下旬，国民党军李延年纵队进占朋口一带后，计划经温坊推进长汀。中革军委对国民党军这一动向高度注意，决定在此方向集中兵力对敌实施打击。8月26日，朱德签发《我军目前的作战任务及行动部署》，命令集结在宁化曹坊的红一军团以打击李纵队为目标，即速赶至长汀童坊、河田地区，与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会合，待命出击。31日，朱德再次命令红一、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主力集结“温坊中屋村间进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410]9月1日，国民党军第三师第八旅大意轻敌，离开朋口单兵向其西十余里的温坊突进，准备在此构筑碉堡。该部到达温坊后，对近在眼前的红军主力仍没有感觉，报告：“当面之匪，系伪廿四师，并无其它匪情。”[411]国民党军这一违背常规的举动，连红军将领也感困惑，红九军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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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对敌情判断确有怀疑之处，认为一军团情报不确，因为敌人从来没有用两团兵力而远离其堡垒前进，李敌纵然胆大也不敢以两团军力挺出其封锁线十余里之温坊。纵或有之，仅系游击性质，绝不敢在该地构筑工事，今既构筑阵地，必有较大的兵力在后尾跟进或已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必系我军的侦察不确，一时为其所欺骗。[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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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说明国民党军在温坊行动的轻率，也显示屡遭失利后，红军将领自信心已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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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国民党军实为单兵突进后，红军决定抓住机会，以一部迂回到敌军背后，截断其后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分路出击，将进驻温坊的国民党军紧紧包围。战斗至次日凌晨2时许，国民党军阵地被全线突破，两个团遭歼，第三师第八旅旅长许永相仅以身免，部队“逃脱的仅约百余”。[413]该师事后总结，战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官长轻敌之心太盛，阵地不能慎密布置，工事不能迅速完成，以致猝遇匪袭，噬脐莫及。”[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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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部均取得进展时，福建却传败讯，令早已对福建方面进展缓慢的蒋介石深为恼火，他特电蒋鼎文令其牢记稳扎稳打战术，声称背离这一战术“虽胜必罚”。[415]同时派顾祝同到龙岩，在给蒋鼎文的电报中说是协助，而给顾的电文中则称可令蒋“向前指挥”[416]或调赣，实际是以顾代蒋，贬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随后，蒋介石以“欺上陷下，又复临阵脱逃”[417]之罪将第八旅旅长许永相枪决，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一家欢乐一家愁，在蒋介石大感痛心时，林彪、聂荣臻对此战结果自是颇为欣慰：“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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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国民党军根据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的部署，再次出动第三、第九师3个团进攻温坊，显然，蒋鼎文对红军在温坊地区的兵力没有足够的估计，在两个团遭消灭后，仅仅增加一个团兵力，犯了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对此，红军指挥部有充分估计，9月3日凌晨，朱德命令“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在有利条件下应在温坊阵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419]3日上午，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九师第五十团进至温坊东北，红一军团截其归路后，实施包围并予以全歼，同时，第三师后续部队也遭到红军的痛击。两次战斗，红军将领回忆共歼敌2000余人，俘虏2400余人，仅红二师四团就俘虏1600人。[420]国民党方面的数据是：自身伤811人，阵亡395人。[421]红军伤亡仅900余人，其中一军团伤亡600余人。[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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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坊战斗的局部胜利不足以扭转战局。由于江西战事紧急，红一军团在战斗胜利后奉命开往江西，仅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继续留守松毛岭、白衣洋岭一线。9月27日，国民党军第九、第三十六师开始向松毛岭、白衣洋岭发动进攻，29日，红军阵地全线失守。随后，红军根据转移命令，主力逐渐向江西集中，福建方面战事大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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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5.红军实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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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军长征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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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8月底攻占驿前后，照例修建碉堡、构筑公路，并将碉堡线逐渐向小松市红军阵地伸展，其前锋部队则试探性地对红军阵地展开攻击，蚕食红军防线。在屡遭失败，国民党军前锋步步向红军中心区进逼时，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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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中策划、调度即将到来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战略转移的有关事宜，一系列有关战略转移的计划、行动陆续展开。遵义会议决议提到，中革军委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423]最初预定的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424]中共叛将杨岳彬在给国民党方面的呈文中透露了中共的这一意图：“今年四五月，赤党伪中央，已从匪军中，调出湘南籍之干部多名，潜回湘南各县，布置交通路线，并闻有从湘赣边匪区，抽调一部匪军，编为湘南游击队，窜扰湘南之说。”[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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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向西转移的方针，从1934年7、8月份开始，红军已开始部署重要物资、资材的西运事宜。7月下旬，红十五师奉命开往福建方面，“到福建搬运胜利品”，[426]所谓胜利品，实际就是准备搬运的重要资材。7、8月份，红一军团主力开赴闽西掩护红九军团安全转运资材到赣南。8月中旬，朱德电令一、九军团，要求其在闽西苏区“确实掩护资材”[427]西运。同时，中共中央还秘密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到于都、登贤等红军预定集结地域，侦察路线。中革军委则由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一个分队，潜往赣粤湘边界，侦察敌情和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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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中革军委电示第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杨尚昆，要求其在9月底前“阻止敌人于石城以北”，“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在战斗的间隙中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的政治团结”。同时强调在石城地区的防御战应进行“运动防御”，“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的撤退”。[428]14日，周恩来向林彪、聂荣臻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决定。24日，中革军委再电彭、杨，重申：“为避免过多的损失及确实突击，第一地区阵地，应作为掩护地带，而第二地区阵地应作为主要抵抗地带。”[429]显然，中共中央此时已将保存有生力量随时准备撤退作为主要考虑。中革军委发出命令，要求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把敌人占领县区的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为红军主力突围后苏区继续坚持作出组织上的初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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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接触，展开停火谈判。陈济棠出于自身生存需要的考虑，把红军在江西的存在作为其与南京中央间的一道屏障，因此，对“剿共”军事阳奉阴违，和中共间一直有信使往还。早在1933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就报告：“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430]此后，谈判断续进行。当红军开始准备撤离时，谈判进一步加紧。潘汉年回忆：“当我们的红军向中国西部推进时，广州的军阀们认为，如果蒋介石能消灭红军，那就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红军至今是南京军队和广州军队之间的屏障。我们曾派代表去进行谈判。第一次我们未能达成什么协议。第二次我们终究争取到广州同意进行谈判。”[431]1934年“八一”节前，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声明“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10月间行之”，表示愿就停止双方作战、恢复贸易、政治开放、军事反蒋、代购军火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432]14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双方的接触。共产国际对与粤方接触高度重视，指示中共在谈判中主要应提出代购军火和取消封锁、恢复贸易，不应附加其他过高条件，以免“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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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这一表态迅速得到粤方回应，10月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在寻乌进行会谈。双方经过数日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要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中共和粤方成立的这一协议，为红军的顺利突围转移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的文章明确指出：“近来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军阀，愿意同我们在反蒋方面进行某些条件的妥协，我们显然是不会拒绝利用这种机会的。”[434]长征开始后，中革军委给红军各军团指挥官发出指示，告之：“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消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435]事实上，长征初期，红军之所以能顺利实现转移，和粤方放开道路直接相关，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指称“粤陈纵匪祸国，何以见后世与天下”。[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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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方针确定后，8、9月间，中共中央在宣传、组织上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8月18日，中央红军机关刊物《红星》发表周恩来撰写的社论，提出：“我们更要在远殖的行动中增加我们的兵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更多的白军，我们要坚决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利用敌人的空虚，大大的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更多的吸引敌人的部队调回后方，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我们要反对对敌人后方的恐慌观念……要在抗日先遣队胜利的开展之形势下，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437]这隐约透露出红军战略转移的信息。负责组织工作的李维汉回忆：“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438]刘建华回忆，1934年8月底9月初，“按照中央局的部署，党省委和团省委派我带了两个人，到茶梓和乱石做党、团二线工作。所谓二线工作，即一线是公开的，随时准备跟随部队行动；二线是秘密的，准备在中央红军转移后，留在当地坚持斗争”。[439]9月4日，中革军委发出号令，要求：“发展更多的苏区于敌人背后，瓦解敌军，改变敌人的战略部署，把中央苏区革命先进的光荣事业扩大到全中国去，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开始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是我们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基本方针。”[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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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指示信，决定调整苏维埃机构，取消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并规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下级机关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这实际是在布置苏区失陷后的工作。29日，张闻天又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441]文章发表于《红色中华》，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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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积极准备撤离时，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提出：“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442]9月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443]这意味着中共的转移计划已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同意。10月8日，中共中央向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训令，提出在国民党军不断深入苏区的形势下，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在缩小的苏区内部作战，“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澈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这种战斗的方式似乎是退却的，但是却正相反，这才是进攻敌人，克服敌人堡垒主义，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因为这样的行动，将在离开堡垒的地区中得到许多消灭敌人的战斗机会，解除敌人的武装壮大红军，在广大的新的区域中，散布苏维埃影响，创立新的苏区”。[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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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红军加紧突围准备之时，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尚在休整。此时，国民党军久攻之下，师劳兵疲，且因长宿野外，患病者甚多；另外，蒋介石本人对战局估计十分乐观，9月6日，蒋在日记中预定计划：“一、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之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445]正是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国民党军在9月底才开始新一轮进攻，9月26日其第三、第十、第五纵队共6个师向石城攻击，第八纵队向兴国攻击，第七纵队向古龙岗攻击，第四纵队向长汀攻击，南路军向会昌进攻，并拟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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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下达攻击命令，以小松市为主攻方向。26日，国民党军6个师全线展开攻击，先后攻占中华台、陈古岭、分水坳等高地，30日占领小松市。第十纵队指挥官汤恩伯亲至第一线观察，发现石城城北石榴花、鹅项坳一带工事密布，是红军主力集中地区。10月3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在专门调集的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石榴花、鹅项坳高地猛烈攻击。两高地是石城最后屏障，红军在此进行了顽强固守，但难以抵挡对方的猛烈炮火，被迫撤出战斗。7日，国民党军第十一师进占石城。红军顽强奋战，在石城阻挡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为准备战略转移争取了时间，自己也付出很大伤亡，战役结束后，“红三军团老的连长完全死伤”。[446]肖华回忆：“这一仗打得很壮烈，损失也很大。连续战斗的伤亡，原一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到这时只剩下五千来人了。”[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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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城激战同时，向古龙岗进攻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遭到红军顽强阻击，前进一度受阻；后由于红军主力部队的撤出，行动加速，先后占领天子嵊、风车坳等高地，10月10日完成对古龙岗的占领。兴国方面，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在庙背以北和高兴圩西南地区顽强抗击周浑元纵队的进攻。战至9月30日，庙背、高兴圩等地先后失守，红一、五军团被迫“向兴国退去”，[448]撤至新圩、文陂地区，继续抗击国民党军对兴国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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