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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20 红军转移开始之初,进展十分迅速。湘江战役前的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红军从赣南西部转移到广西境内,行军3500里,且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战斗。以红一军团为例,10月第一个月日行军里程基本在60~90里之间,共行军11天,计860里,平均每日78.2里。11月行军24天,计1530里,平均每日63.75里。[459]考虑到转移人员多达10余万人,进行的又是超远距离连续行军,此种速度应称快捷。共产国际对此的评论是:“运动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几乎在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460]在1935年初,这一判断应该说稍显乐观,但其对红军转移初期状况的描述并不夸张。无独有偶,当时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并未消灭,以不堪中央军之压迫相率西去,经赣州、大余等地而趋湘南,盖欲入川以会合徐向前之股匪也。复以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然以何之兵不善战,恐难收阻止之效,据报告已骎骎西进。”[461]“骎骎西进”,的确是红军初期快速转移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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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22 不过,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红军初期转移的顺利,并不能如李德在前述答辩中用来反证中共中央准备的成功,虽然中共中央的准备工作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仓促、零乱,尚属中规中矩,但也并无出奇之举。要实现初期堪称快捷的转移速度,远非红军单方面所可决定,当红军实际处于被动撤退这样一种境地,向着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域挺进时,更能够在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还是其对手方的动向。红军和粤方的谈判成功,使其在长征之初事实上为中共开放了西进道路自是重要原因,同时,蒋介石的态度其实也十分复杂。李宗仁就曾谈道:“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462]这样的说法虽属一家之言,但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强调的政治割据因素一样,长征初期的进程和国内政治力量间之诡谲互动有着无法忽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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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24 对于蒋介石在“围剿”最后阶段的作战可能的态度,共产国际代表曾有精当的预测:“蒋介石需要这样来同红军作战,使他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同红军作战就不能达到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的目的。”在共产国际代表看来,蒋的碉堡战术既是其对付红军运动战的手段,还包含着他观测形势发展的战略考虑:“蒋介石比德国人更了解江西和在它之后的省份(福建、广东、湖南),因此他知道,突破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东西。他认为,根据各种预测,突破可以取得成功,但为此他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外,红军最终是会被打散的,那时斗争就永不会结束。因此蒋介石想把红军置于包围圈内,看他们在碉堡包围情况下怎么办。”[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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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26 第五次“围剿”最后阶段,南京方面握有充分的主动权,正因此,素喜在内斗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对“围剿”结局没有放弃开放各种可能性。抗战前夕,蒋与中共谈判期间,曾在日记中写道:“政治胜利至七八分为止,必须让敌人一条出路,此围攻必缺之道乎。”[464]这段话,相当程度上传达出蒋进行政争的内在理路和处事方式,对观察蒋的种种作为不无参考意义,其对苏区封锁及进攻的部署,隐约可以窥测到他的如上复杂思虑。“围剿”期间,其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面赣州方向力量始终空虚,没有布置有力部队,这固与赣州一带临近广东、湖南,牵涉到政治地理的复杂形态相关,但蒋的无所作为仍让人印象深刻。随着“围剿”的深入,西线赣州方向地位日形重要,1934年8月,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明确谈道,在合围完成状况下,红军一定会寻找出路,“如窜粤窜浙,均为事实上所不可能,一定只有下述两条路,一为窜闽,一为从粤湘接壤的地方窜入湖南,再图窜别的地方”。[465]9月底,何键更进一步向蒋报告,据其得到的情报,中共准备西进与湘黔部队合股,并建议“抽调三师驻扎赣州,原驻部队及南路军集合赣州、信丰、安远间,以防匪窜越赣水”。[466]10月初,白崇禧也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宜驻良口、赣州、南康”,[467]以防止中共主力西进。但是,何、白这些急如星火的建议在蒋这里并未得到认真回应,除象征性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动作。以致红军开始西进时,赣州一带防御相当空虚,“南康县周百里无国军”,而赣州商会则向蒋介石报告:“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形成“西路军之部署难以防堵”[468]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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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28 不仅是何键等,早在1934年6月,陈诚曾针对红军可能的突围提出建议:“我军部署应仍以有力一部深入匪巢,诱导其它各路前进,以达合围之目的。另以一部准备匪如西窜随时均可截击。故拟(一)以我三、五两路军主力之罗(卓英)、樊(崧甫)、汤(恩伯)三纵队,会取石城,威胁瑞金,匪必东援伪都,而忽视西面。此时即令周(浑元)纵队乘机袭取兴国,诱导南路军北取雩都。(二)第六路军就现地停止集结主力,策应各方,待机前进。(三)兴国附近地势险恶,道路崎岖,匪化最深,仅以现有之周纵队兵力进取兴国似嫌单薄,故拟请增调九十九师归周指挥,以厚实力。”[469]单从战场形势看,陈的建议切中要害,应属高明。对此,蒋介石的反应同样出人意料,他不仅没有按陈诚所说在西线增加兵力,反而在红军行将开始转移时指示:“欲促进战局之从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八十九两师由汤(恩伯)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岳)路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470]难明蒋介石机心的陈诚回电表达出自己的疑惑:“为求歼匪于赣南计,我军重点应偏于西翼地区,使东路军不必急进,免迫匪西窜,如为减少部队调动之疲劳及免费时间计,汤纵队似可不必东调。”[471]陈诚的质疑,恰恰反证出蒋介石西兵东调的用心,即将红军往西线逼迫,其战略目的极有可能指向的是逼走而不是围歼红军。晏道刚回忆,在得知红军离开赣南的消息时,蒋介石曾表白:“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红军不论走那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迫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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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30 “围剿”最后阶段蒋的真实态度,前引9月6日蒋日记表明其此时尚少对红军穷追猛打的腹案,倒是有一厢情愿的招安设想。蒋日记还显示,此时他对粤方和中共的接触已有掌握,10月17日,日记“注意”栏第一条就是:“粤陈联匪已成乎,应制止之。”[473]从语气上看,他对粤、共接触应早有了解,情报掌握尚称迅捷。不过,蒋所谓制止并无下文,倒是此前几天,10月14日,他还在催促粤方向北开动,要求其“进取于都,以为我封锁线前进部队之据点”。如果粤方果真向北开动,充当堵截红军西进的主力,蒋自然乐于见到,但衡诸宁、粤、共三方微妙关系,粤方出动概率几乎为零,而蒋也不会天真到对此真的寄予期待,所以对于粤方提出的索取津贴要求,他一改往常的慷慨态度,以“待其确实占领于都后照办”,将皮球踢了回去。[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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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32 蒋介石的所谓“放水”[475]举动,当年窥破奥妙者或已有人在。11月底,在政坛翻滚有年的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这或许是何揣测蒋介石心态的一种进言。何并针对西南三省谈道:“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对何的上述看法,蒋批曰:“卓见甚是,当存参考。”[476]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477]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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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34 从国民党方面作战计划看,在红军积极准备撤离的关键阶段,其最高指挥机关并没有实施围歼的严密计划。1934年9月29日,时任南昌行营参谋长的贺国光向蒋报告:“综合各方情报判断,赣匪似有西窜企图,如能在沿赣江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线及宁冈、桂东、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线以东地区歼灭之固善,倘被窜逸,则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线封锁较为确实。李白何迭次来电同此主张。诚以此线利用河流天然形势南北连贯不易绕越防守极易。除湘江段已颁发西路补助金赶筑外,广西段据李白来电亦在进行中。”[478]可见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将围堵红军重点放在了湘江一线。[479]更有意思的是,在红军主力已离开赣南但尚未远飏时,蒋甚至告诉部下:“匪主力未窜过汝城桂东以西之前,我三路不必急取瑞金,而可先取雩都也。”[480]蒋此举显然不能单从军事角度加以解释,其中含有很深的用心:既与其当时策动前方将领以“剿共”尚未完成呼吁推迟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相关,也不无担心占领瑞金刺激红军回返而暂时控兵不进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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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36 看到这些,我们不能不钦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初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对蒋动向的分析:“要么他应该率领强大的部队由福建和赣江上游(向赣州方向)推进,出现在红军和闽赣两省军队之间,要么指望红军向赣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没有希望的斗争。这也会把他拖到湖南,他会在那里面临准备新战役的任务。”[481]有理由相信,蒋当时选择了后者。正由于此,10月中旬,当红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482]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在蒋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手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所谓“赣匪一旦窜遁,则无论跟踪追剿之师,因地留戍之师,回防中部北部之师,控制西南一带之师,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滞,从此大局可期永安”。[483]而此时蒋的西北、华北之行,当然不会和对日问题没有关系,也不会不落入背靠西北、正和日本相互提防的苏俄眼中。考虑到当时蒋介石正和苏俄寻求更紧密关系,西北之行传达的意思,对中苏、中日乃至国共关系,都透着历史深处一言难尽的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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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38 1927年后的苏维埃运动,中共凭借其真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强大的动员、坚固的武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共产革命的威力。有了中共本身的实力,加上风云际会的国内外政治态势,革命的烈火才会以其可能有的最猛烈态势熊熊燃烧。在此过程中,中共革命不断挑战着能与不能的边际,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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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40 不过,革命的张力不可能无限制地伸展,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既定目标,但当年这样的目标事实上还难以企及。因此,当国民党军对苏区集中全力展开进攻时,无论是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当年国共之间的对垒,并不完全在同一个数量级内进行,中共的发展,更多的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冲突,当这种冲突趋于平稳、南京政府力量不断上升时,中共受到的压力将空前增大。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发端、进行乃至最终结局,如果放到这一大背景下衡量,将可以有一个更为持平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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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42 中国革命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在这期间,每一代革命者都付出了牺牲,也有他们的困难和局限。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革命者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着时势的制约:国内的、国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中央苏区后期,诸多的不利因素共同挤迫着中国革命,这些当年为了生存和理想揭竿而起、意气风发中还略带青涩的革命者们,终究敌不过占据着天时地利又正处盛年的南京政权,革命,将在撤离中央苏区的路途上,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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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44 [1] 万泰在今万安、泰和交界处,胜利在今兴国、于都交界处,杨殷在今兴国、赣县交界处,公略在今吉安、吉水交界处,洛口、赤水在今广昌境内,龙冈、长胜、太雷分别在今永丰、瑞金、石城境内,博生为今宁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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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46 [2] 代英、兆征均在今长汀境内,彭湃在今宁化境内,代英在今上杭、永定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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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48 [3] 西江、门岭分别在今于都、会昌境内,信康在今信丰、南康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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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50 [4] 《中央对目前作战计划与任务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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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52 [5] 《苏区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作战计划指示的布置(193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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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54 [6] 《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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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56 [7] 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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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58 [8] 《蒋中正电蒋光鼐蔡廷锴我闽军主力应待其西撤时腰击之不必正面进援(1933年9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2020001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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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60 [9] 杨伯涛:《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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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62 [10] 《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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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64 [11] 《蒋中正电示熊式辉、贺国光江西省金溪九江南昌等地军事部署(1933年9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9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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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66 [12] 《蒋中正电熊式辉贺国光第八十五师归周浑元指挥周纵队确实占领黎川(1933年9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2020001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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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24668 [13]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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