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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农村“土改”的“过激”，中共的城市政策显得温和得多。对城市中的“富人”——民族资本家、大小工商业者，不仅不剥夺其财产，还允许其发展。一些城市工人涨工资的要求过高过快，也并未总是得到新政权的支持。由于多数干部来自农村，一些城市出现的把农村对待地主、富农的方法带进城市对待资本家的现象，也迅速被制止。当然，私人经济活动，尤其是大城市的私人经济活动，新政权采取了种种办法将其渐渐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对共产党城市政策的细致研究，是本书亮点之一。因为几十年来，国内对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中共农村政策研究相当丰富，而对城市研究相对薄弱得多。本书对以往研究注意不多的张家口市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张家口实验”是中共城市政策、管理城市的重要“实验”，通过“张家口实验”，共产党初步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张家口实验”与东北一些城市的经验，是1945—1946年中共城市政策起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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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素珊强调，中国如此之大、社会如此复杂，很难有单一的原因，所以“中国的内战”最终结局是前述“政治斗争”的结果。即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她设定的目标是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或表现进行比较，她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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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中国这一次“内战”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实际就已开始。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胜利者的接收，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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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接收”开始，本书对国民党的各项政策也做了详细的研究。总体说来，国民党的各项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从政治学角度看：“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和受到这种权力管理的个体、集团、部门、阶级之间的互动和交换。政治资源相当于交换的介质，政府和被管理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间会经常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胡素珊的研究表明：“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在1945—1949年这一轮“政治资源交换”的国共博弈中，共产党终成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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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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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再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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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写作不仅与它试图描述的过去紧密相关，同时也会受到历史现状的深刻影响，没有什么比一本旧历史著作的新版本能更好地证实这样一个观点了。自《中国的内战》于1978年首次出版后，已经有几代政治人物和学者离我们而去了。如果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作为研究背景，那么在这本专著再版之前，我们有必要确定中国内战最初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对于某些特定年龄的读者而言，这种重述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他们重温过去的历史，因此似乎是显得有些多余了。然而，历史的描述并不总是只限于时间一个维度。本书的1997年中文版就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也就是说，时间的间隔并不是历史著作要跨越的唯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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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对初次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做一些基本介绍。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以及对历史的兴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再版本书的主要理由。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政府开放了国家档案，并且重新放宽了——尽管不是完全取消——诸多历史著作的出版限制。正是由于这种开放，学者们得以接触到有关新中国的大量原始或二手资料，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阶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进行的内战。[1]新中国翻译并出版了许多非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这是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色。有了这些翻译作品，中国学生事实上能读到许多北美和欧洲大学为自己的学生提供的有关近代中国的图书。国内外的几代中国读者由此同时读到了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片段描述。可以肯定，这些历史片段的作者将为即将阅读他们作品的新读者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中国读者以这些外国作者未曾想到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作品，这是对作者们最好的回报。我们将在下面详述这种利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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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研究始于1969年，那一年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中国内战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真正完成这篇论文是3年以后的事情。为达到出版的要求，我在1973年和1975年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筹备出版”的过程持续了3年。直到1978年，它的第一版才正式面世，并于1980年推出了平装本。这部著作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一些人喜欢它，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没什么价值。事实上，人们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我感到不满意是由于最终的作品并不符合我最初的期望。题材和资料的缺乏、出版日期的推延、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似乎让这本书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仍然是成功的。因为对读者而言，它涉及的题材和提出的问题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期10年的写作过程让这些问题显得更加普遍和重要了。10年的创作时间在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1969—1980年那个思想急遽变化的年代，这一时间跨度足以断送任何一本书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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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美国之亚洲，中国之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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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研究中国内战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1969年对我而言十分关键的问题到1980年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到1980年，许多人已经读过了我的书，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69年，在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学生中间，最时髦的话题是越南和詹隼（Chalmers Johnson），而且这两个话题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詹隼当时担任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有关农民民族主义的论文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引起了不少争议。[2]如果将背景换成其他的任何时代或政治学科，这样的议题本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那时，越南战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焦点，没有哪一个政治系的学生会不讨论与越南直接相关的话题。美国在后殖民地区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参与他国的内战，这些战争的性质，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挑战，与此相关的所有话题都引起了人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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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人们寻根究底，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归结到一个最初的激烈争论上，即对1949年中国“沦陷”于共产主义，美国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这场争论的结论是，美国当时决定不直接干预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许多考虑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华盛顿决心在朝鲜给予共产主义坚决的回击，并在越南延续了这一强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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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政府做出了这样明确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后期仍是一个过渡时期，上述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广泛讨论。随着两极时代的终结，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流行的强硬的反共思潮以及产生这种思潮的认识根源已经不再被人们视作是绝对正确的了。冷战的结束几乎和它的到来一样突然。为了对过去历史进行新的总结，全美国范围内又展开了另一轮激烈的争论。和中国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越南共产党最终取得了胜利。美国试图在自己和对手之间建立一种既共存又遏制的新平衡关系。农民民族主义展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它即将灭亡的预言。农民民族主义将学术目标和政治内涵结合在一起，这使它具有双重的意义。由于这种双重性质，在人们试图达成新的政策共识的过程中，詹隼既被视为冷战后第一批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中的自由主义先驱，也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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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贺康玲（Kathleen Hartford）和戈迪温（Steve Goldstein）对西方学者关于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总结。除了一点以外，我赞成这两位学者的几乎所有结论。詹隼和他最初的批评者之间的分歧肯定不会“比事实更加明显”。[3]只是在进行了多年的后续研究，并消除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歧见后，人们才得出了这一结论。詹隼最开始受到的反对并不算激烈，学术上的分歧是随着政治含义的增强而变得日益真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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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人们写了许多关于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文章，但詹隼1962年发表的论文与之前文章的主题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前的文章谈论的主要是阴谋论、美国的责任、苏联的责任、共产党作为一种组织武器的特性、精英决定论，以及最高层做出的决策。詹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占领日本的重要意义、整个亚洲蓬勃发展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等问题上的见解并不新鲜。詹隼的创新在于他将这一系列问题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更不同寻常的是，詹隼试图将这些问题置于中国农村的背景下来加以理解，他创造了“农民民族主义”这个新词。詹隼认为，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赢得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这是共产党人最终能够取胜的根本原因。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由党领导的地方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复制品”，而且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合法的、本土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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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隼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变化趋势。然而，詹隼遭受的绝大部分批评并不是来自于他正在取代的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而是来自于快速崛起的左翼学者。詹隼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抗日战争，他将旨在实现阶级调和的统一战线政策视作共产主义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鼓吹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他的这些观点都成为人们批评的目标。詹隼嘲笑“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社会经济改革上——无论是极端的还是其他形式的改革。詹隼坚持他的右派观点，并将他的理论应用到越南和其他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为此遭受到更加激烈的批评。他在1973年的《人民战争分析》一书中写道：“就革命策略而言，只有和民族解放的努力结合到一起时，共产主义才可能获得成功……”。“为了充分动员农民，让他们支持游击战，必须采取土地改革这样的措施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动员农民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告诉他们，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掠夺——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外国武装侵略——造成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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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隼的观点引发了人们持续而激烈的争论。詹隼开创了一个新的西方中国历史学派，这一学派将地区性根据地作为研究重点，力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进行合理的解释。[5]当然，到1969年，几乎所有人都掌握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写作本书之前，我意识到必须仔细分析詹隼理论的矛盾之处并找到对抗权威观点的有效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很自然地想到，在詹隼引用了大量资料、论证严密的理论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詹隼驳回了我最初的两个论文选题（第一个选题是“延安遗产”，第二个是“文化教育的革命性改革”），此后我们选定了“1945—1949年中国的内战”。我选择该题目的理由是，这一时期正好与1937—1945年错开，可以避免与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两个时期又足够接近，可以让我提出与他的观点相对、他必须认真考虑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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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不到几个月，我细心设计的策略便遭遇了重大挫折。最初，我的计划看上去十分完美。准备阶段的阅读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从1945—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一支游击性部队转变成能适应运动战、大规模传统战争的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关于这场内战的当代论述几乎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还是敌人、外国观察家、中国内战的参与者、前军事人员或民间评论者，都一致将中国共产党的获胜归功于基本的“政治”原因。许多人甚至声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主要是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的。不仅如此，这些当代的评论者还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上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具有同等的决定意义。在共产主义获胜的众多政治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这一政策看上去充分体现了农民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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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到下一阶段，几乎所有主要的第一手资料给人的感觉都是相似的。薛君度（Hsueh Chun-tu）对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有关中国土地改革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并专门撰写了书目介绍。但他表达的仍是这一领域中的传统观点。在介绍的开始，薛君度用一种十分有把握的语气写道：“在解放区内推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军事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土地改革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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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接触的资料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共产党的胜利和土地改革之间有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研究很快就陷于了停顿，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我有选择性地阅读了许多可以找到的有关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文献，但这样的阅读甚至不足以让我就这一题目完成一篇质量尚可、篇幅短小的论文，更不用说写出一篇揭示出军事胜利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精彩文章了。只是在很久之后，当本书在进行出版前的校订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几乎所有人在最初都掉进了同一个陷阱，人们都把“土地改革”选做研究对象，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并接受了官方的说法，即这一改革是从1947年开始的。尽管我们并没有掌握多少具体的资料，用于揭示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之间的必然关系及其根本原因，但官方的划分方法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关于国共实力消长的传统看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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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们便得出了一种折中的结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所必须的条件在1945年之前都已经具备了。在随后的1945—1949年中，共产党只是将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转化为最终的胜利，但这种优势只是一种附加的成果，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所需要的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重要基础并不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我在研究中还进一步剔除了外国政策的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内战有着决定性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老一代的保守主义者愤怒地声称，是美国政府的无能让我们失去了中国。但新的观点认为，是否“失去”中国，并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因此，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自身的原则上。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分析很少涉及军事。之所以这样，有几个原因，其中最现实的原因是有必要限制本书的长度，我本人缺乏军事上的专业知识和兴趣，而且读者已能找到大量已有的或者即将推出的、从一般军事角度描写中国内战的著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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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划定了这样的“界线”之后，我不敢有把握地说自己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给出一个明确或理论上的解释。我并不打算写一部有关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政治历史著作。我的目标较为有限，仅限于对国共两党的政治表现进行比较，希望能为人们以后的研究和著述打下一个基础。我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我并没有对共产党的兴起和国民党的衰落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人们对这一主题的种种争论，给它设立一个边界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想被卷入“共产党必然会获胜”这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的争论中。但我最终目标的确是通过分析和对比国共两党政治成功和失败的本质，建立一个可以让我们对1945—1949年这段时期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评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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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展望：中国的政治，西方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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