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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却丧失殆尽，在最后的国共大决战中惨败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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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最终如此结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与解释，历史学家当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与解释，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即其中最重要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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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五十多万字、厚五百多页关于“中国的内战”的专著，却几乎未提战争、军事。显然，作者认为在1945—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中，战争、军事并非决定性作用，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然而，所谓“政治斗争”，作者对国共两党的谋略、策略也惜墨如金。通读全书，作者的“政治斗争”指的是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可以称之为“社会政策”。然而在国共两党的“政权攻防战”中，彼此不同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就是广义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终决定鹿死谁手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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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英文首版于1978年，20年后，本书于1999年再版。在长长的再版前言中，胡素珊对相关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思想的变化都有详细梳理。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的结局，在美国曾经引起“为什么我们失去中国”的讨论，检讨美国政府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但美国学界不久就开始反思这种研究套路：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的，美国如何“失去”中国？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应从中国内在因素寻找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历史答案。在这个背景中，尤其是以农民为主、以农村为根据地、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背景，使有关研究都聚焦于中国的农村、农民。有的学者提出了“农民民族主义”新概念，认为通过领导华北、华东的抗日活动，共产党得到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而且，中共不再是苏共的“复制品”，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本土政治力量。这种观点认为，动员农民要从利益入手，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农村实行“土改”，使农民得到实惠，广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支持共产党，“土改”是农村最大的动员力量。然后，进一步动员农民的有效方法是告诉农民，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反帝”，即民族主义，是中共动员农民并最终取胜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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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胡素珊不表赞同，认为共产党的取胜同“农民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她举例说，“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国许多地方土地兼并并不严重，农民本来大都是土地所有者，从“地主”“富农”手中分得的土地其实有限。然而，她认为值得思考、研究的是，在土地占有多寡差别并不十分大的许多地方，“土改”依然非常激烈，对占地比其他农民多不了多少的地主和富农的批斗、镇压依然严酷。之所以如此，因为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现有的农村上层集团，无论是不是由地主组成。‘土改’摧毁了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权，是创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的武装力量，保证了“土改”的进行和“土改”成果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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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农村“土改”的“过激”，中共的城市政策显得温和得多。对城市中的“富人”——民族资本家、大小工商业者，不仅不剥夺其财产，还允许其发展。一些城市工人涨工资的要求过高过快，也并未总是得到新政权的支持。由于多数干部来自农村，一些城市出现的把农村对待地主、富农的方法带进城市对待资本家的现象，也迅速被制止。当然，私人经济活动，尤其是大城市的私人经济活动，新政权采取了种种办法将其渐渐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对共产党城市政策的细致研究，是本书亮点之一。因为几十年来，国内对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中共农村政策研究相当丰富，而对城市研究相对薄弱得多。本书对以往研究注意不多的张家口市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张家口实验”是中共城市政策、管理城市的重要“实验”，通过“张家口实验”，共产党初步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张家口实验”与东北一些城市的经验，是1945—1946年中共城市政策起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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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素珊强调，中国如此之大、社会如此复杂，很难有单一的原因，所以“中国的内战”最终结局是前述“政治斗争”的结果。即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她设定的目标是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或表现进行比较，她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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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中国这一次“内战”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实际就已开始。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胜利者的接收，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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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接收”开始，本书对国民党的各项政策也做了详细的研究。总体说来，国民党的各项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从政治学角度看：“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和受到这种权力管理的个体、集团、部门、阶级之间的互动和交换。政治资源相当于交换的介质，政府和被管理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间会经常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胡素珊的研究表明：“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在1945—1949年这一轮“政治资源交换”的国共博弈中，共产党终成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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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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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再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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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写作不仅与它试图描述的过去紧密相关，同时也会受到历史现状的深刻影响，没有什么比一本旧历史著作的新版本能更好地证实这样一个观点了。自《中国的内战》于1978年首次出版后，已经有几代政治人物和学者离我们而去了。如果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作为研究背景，那么在这本专著再版之前，我们有必要确定中国内战最初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对于某些特定年龄的读者而言，这种重述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他们重温过去的历史，因此似乎是显得有些多余了。然而，历史的描述并不总是只限于时间一个维度。本书的1997年中文版就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也就是说，时间的间隔并不是历史著作要跨越的唯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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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对初次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做一些基本介绍。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以及对历史的兴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再版本书的主要理由。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政府开放了国家档案，并且重新放宽了——尽管不是完全取消——诸多历史著作的出版限制。正是由于这种开放，学者们得以接触到有关新中国的大量原始或二手资料，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阶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进行的内战。[1]新中国翻译并出版了许多非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这是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色。有了这些翻译作品，中国学生事实上能读到许多北美和欧洲大学为自己的学生提供的有关近代中国的图书。国内外的几代中国读者由此同时读到了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片段描述。可以肯定，这些历史片段的作者将为即将阅读他们作品的新读者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中国读者以这些外国作者未曾想到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作品，这是对作者们最好的回报。我们将在下面详述这种利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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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研究始于1969年，那一年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中国内战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真正完成这篇论文是3年以后的事情。为达到出版的要求，我在1973年和1975年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筹备出版”的过程持续了3年。直到1978年，它的第一版才正式面世，并于1980年推出了平装本。这部著作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一些人喜欢它，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没什么价值。事实上，人们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我感到不满意是由于最终的作品并不符合我最初的期望。题材和资料的缺乏、出版日期的推延、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似乎让这本书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仍然是成功的。因为对读者而言，它涉及的题材和提出的问题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期10年的写作过程让这些问题显得更加普遍和重要了。10年的创作时间在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1969—1980年那个思想急遽变化的年代，这一时间跨度足以断送任何一本书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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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美国之亚洲，中国之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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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研究中国内战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1969年对我而言十分关键的问题到1980年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到1980年，许多人已经读过了我的书，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69年，在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学生中间，最时髦的话题是越南和詹隼（Chalmers Johnson），而且这两个话题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詹隼当时担任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有关农民民族主义的论文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引起了不少争议。[2]如果将背景换成其他的任何时代或政治学科，这样的议题本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那时，越南战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焦点，没有哪一个政治系的学生会不讨论与越南直接相关的话题。美国在后殖民地区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参与他国的内战，这些战争的性质，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挑战，与此相关的所有话题都引起了人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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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人们寻根究底，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归结到一个最初的激烈争论上，即对1949年中国“沦陷”于共产主义，美国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这场争论的结论是，美国当时决定不直接干预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许多考虑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华盛顿决心在朝鲜给予共产主义坚决的回击，并在越南延续了这一强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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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政府做出了这样明确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后期仍是一个过渡时期，上述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广泛讨论。随着两极时代的终结，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流行的强硬的反共思潮以及产生这种思潮的认识根源已经不再被人们视作是绝对正确的了。冷战的结束几乎和它的到来一样突然。为了对过去历史进行新的总结，全美国范围内又展开了另一轮激烈的争论。和中国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越南共产党最终取得了胜利。美国试图在自己和对手之间建立一种既共存又遏制的新平衡关系。农民民族主义展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它即将灭亡的预言。农民民族主义将学术目标和政治内涵结合在一起，这使它具有双重的意义。由于这种双重性质，在人们试图达成新的政策共识的过程中，詹隼既被视为冷战后第一批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中的自由主义先驱，也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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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贺康玲（Kathleen Hartford）和戈迪温（Steve Goldstein）对西方学者关于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总结。除了一点以外，我赞成这两位学者的几乎所有结论。詹隼和他最初的批评者之间的分歧肯定不会“比事实更加明显”。[3]只是在进行了多年的后续研究，并消除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歧见后，人们才得出了这一结论。詹隼最开始受到的反对并不算激烈，学术上的分歧是随着政治含义的增强而变得日益真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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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人们写了许多关于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文章，但詹隼1962年发表的论文与之前文章的主题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前的文章谈论的主要是阴谋论、美国的责任、苏联的责任、共产党作为一种组织武器的特性、精英决定论，以及最高层做出的决策。詹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占领日本的重要意义、整个亚洲蓬勃发展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等问题上的见解并不新鲜。詹隼的创新在于他将这一系列问题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更不同寻常的是，詹隼试图将这些问题置于中国农村的背景下来加以理解，他创造了“农民民族主义”这个新词。詹隼认为，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赢得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这是共产党人最终能够取胜的根本原因。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由党领导的地方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复制品”，而且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合法的、本土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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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隼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变化趋势。然而，詹隼遭受的绝大部分批评并不是来自于他正在取代的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而是来自于快速崛起的左翼学者。詹隼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抗日战争，他将旨在实现阶级调和的统一战线政策视作共产主义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鼓吹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他的这些观点都成为人们批评的目标。詹隼嘲笑“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社会经济改革上——无论是极端的还是其他形式的改革。詹隼坚持他的右派观点，并将他的理论应用到越南和其他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为此遭受到更加激烈的批评。他在1973年的《人民战争分析》一书中写道：“就革命策略而言，只有和民族解放的努力结合到一起时，共产主义才可能获得成功……”。“为了充分动员农民，让他们支持游击战，必须采取土地改革这样的措施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动员农民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告诉他们，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掠夺——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外国武装侵略——造成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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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隼的观点引发了人们持续而激烈的争论。詹隼开创了一个新的西方中国历史学派，这一学派将地区性根据地作为研究重点，力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进行合理的解释。[5]当然，到1969年，几乎所有人都掌握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写作本书之前，我意识到必须仔细分析詹隼理论的矛盾之处并找到对抗权威观点的有效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很自然地想到，在詹隼引用了大量资料、论证严密的理论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詹隼驳回了我最初的两个论文选题（第一个选题是“延安遗产”，第二个是“文化教育的革命性改革”），此后我们选定了“1945—1949年中国的内战”。我选择该题目的理由是，这一时期正好与1937—1945年错开，可以避免与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两个时期又足够接近，可以让我提出与他的观点相对、他必须认真考虑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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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不到几个月，我细心设计的策略便遭遇了重大挫折。最初，我的计划看上去十分完美。准备阶段的阅读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从1945—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一支游击性部队转变成能适应运动战、大规模传统战争的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关于这场内战的当代论述几乎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还是敌人、外国观察家、中国内战的参与者、前军事人员或民间评论者，都一致将中国共产党的获胜归功于基本的“政治”原因。许多人甚至声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主要是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的。不仅如此，这些当代的评论者还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上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具有同等的决定意义。在共产主义获胜的众多政治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这一政策看上去充分体现了农民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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