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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通过以上的方式重新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不仅是出于自身的需要，也是有选择性地为当前的政治目的服务。然而，如今的政治格局已经大不相同了。的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旧有的共产主义对新的经济和政治管理模式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造成的根本性的差异。而且，双方对过去50年成功、失败和对抗的不同记录更将这些差异扩大了很多倍。此外，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对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最权威的文件和资料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然而，考虑到50年来的变化，以及公共领域的记录越来越多地开放，人们的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公共领域的记录所能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出官方原有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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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提到的描述1947年2月28日台湾事件的新书就是这种超越严酷的高压政策下的历史学范畴的明显例子。长期以来被禁止讨论的政治事件终于合法地出现在历史叙述中，而且很快成为当前政治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国民党的腐败和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糟糕的经济管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经验教训。1949年以前自由知识分子为争取独立的政治评论权而进行的斗争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还注意到，新旧时期学生运动的许多诉求都是相同的，例如反对战争、日本侵略、贫困等等。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注重历史先例，强调连续性，希望留下自己的历史遗产。实际上，这只是古代中国政治中一种常用的方式而已，国共双方为了争夺对未来中国的影响重新使用了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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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学者对过去中国政治历史的兴趣可能仍会存在差异，西方的研究可能会继续避开中国内战这一时期，尤其是避免做出任何结论。根据新的资料写成的一两本新书还不足以证明出现了新的趋势。然而，新的研究，加上其他近期和目前关于1949年之前，国民党执政早期的政府、政治、战争的研究显示，堆积如山的新材料下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要想实现这些可能性，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可能性还意味着，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最终能得到多种形式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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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认为，终有一天，会有其他人重新关注这些问题，并继续前人未完的研究。基于这一考虑，《中国的内战》的再版并没有做任何改动，内容与最初的版本完全相同。我选择性地调整了本书的参考书目，为的是让人们知道，新的资料足以支持他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书完成的时间几乎跨越了两代人，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帮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一直以来关心我和我的著作的人，正是因为他们，本书才得以完成并面世；同样是因为他们，我现在才可能推出这本书的再版。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Rowman & Littlefield）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苏珊·麦克伊查恩（Susan McEachern），他们对本书的再版给予了巨大帮助。我要向负责本书印制工作的卡伦·约翰逊（Karen Johnson）表示感谢。对复旦大学的金光耀（Jin Guangyao），我要致以更大的谢意。以金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们以客观的立场搜集了大量近代中国的资料。金教授带领他的翻译团队完成了本书1997年中文版的翻译。在修订书目的介绍中，我还要感谢在我查询新的资料时，所有为我提供意见和建议的新老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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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心情沉痛的是，由于我研究中国内战的时间超过了30年，许多以不同的方式对本书的完成做出贡献的人已经无法亲眼看到这次再版了，这里我要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就在不久前的1999年2月和3月，谢伟思（John Service）和鲍大可（Doak Barnett）分别去世，他们的离世让我回想起了许多曾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虽然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给予了我精神上宝贵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经历就相当于一堂现实的政治教学课，让我们这一代人清楚地了解到当我们继续1949年以前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时，将要克服多大的困难。鲍大可教授的《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是少数几本从亲历者的角度描述20世纪40年代中国历史的著作之一，但这本书一直被锁在抽屉和文件柜里，将近20年都没能出版。书中收录了许多亲历这段历史的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当事人的报告，在20世纪50年代，这本书争议性太大，以至于无法出版。如今，这些资料已经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中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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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谢伟思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崭露头角，他的研究让人们能够更直接地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国。我们常说，开除谢伟思是国务院的损失，却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件幸事。谢伟思的故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付出的代价。此后许多年，美国政治家们都在为此而相互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谢伟思曾在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任职。像许多同时代的外国人一样，谢伟思就中国两个主要竞争者的优势和弱点做了详细报告。由于这些报告，谢伟思成了第一个被国务院开除的被认为是“中国通”的美国雇员，此后他一直进行着最顽强的努力，想要洗刷自己“不忠”的名声。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谢伟思的裁决，他得以重新进入政府部门。但在1956年和1962年期间，谢伟思被下放到美国驻英国一个无足轻重的领事职位上。离开政府后，谢伟思来到伯克利进修。他是班上的第一名，几乎每门功课都是“A”，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后，谢伟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研究所工作了几年。他的生活十分充实，一直担任名誉顾问，为几届研究生提供了指导。无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我们对前辈学者都怀有相同的珍贵记忆和尊敬。鲍大可和谢伟思过去的工作不仅仅让我们想到他们的贡献和成就，也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中转站”，后来者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继续推进前辈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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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书后参考文献中的中文著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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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詹隼：《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中国革命的开始（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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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贺康玲、戈迪温《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中的“概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观察”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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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詹隼：《人民战争分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0、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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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除了前面提到的贺康玲和戈迪温的总结，还可以参考韦思谛（Stephen Averill）：《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载于《台湾中华民国史学研究》，第18卷，1992年11月，第1期，第225—255页。第一部对“农民民族主义”提出异议的著作是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詹隼和塞尔登随后逐条回应了针对他们的批评，但是他们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因此他们原来的观点基本是没有改变的。见詹隼：《回顾农民民族主义：一本著作的传记》，载于《中国季刊》，1977年12月，第72期，第766—785页；以及马克·塞尔登：《结语》，载于《中国革命：回顾延安之路》，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M. E. Sharpe），1995年，第222—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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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薛君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9）：关于胡佛研究所中文藏书中相关文献选编与注释》，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62年。见《书目丛刊》，第11期，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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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莱昂内尔·马克斯·查辛：《共产主义征服中国：1945—1949年的内战史》（蒂马斯·奥萨托和路易斯·格拉斯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威廉·威特森、黄震夏：《中国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纽约：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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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有有关这一课题的新著作。例如，托尼·塞奇（Tony Saich）和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编辑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中的第二部分“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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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修订后的相关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包括一些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柯伟林（William Kirby）在《台湾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8卷，第1期，1992年11月），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除了新中国的资料，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受益于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在内的苏联阵营国家新公开的档案。见马克·克莱默的新参考书目：《莫斯科档案研究：进步和错误》，载于《国际冷战史汇编》，沃德罗·威尔森国际学术中心，华盛顿特区，1993年秋，第1、18—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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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约瑟芬·伊克：《中国的城市革命：国共争夺平津的斗争（1945—1949）》，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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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赖泽涵、马若孟、魏萼：《悲剧性的开始：台湾“二二八事变”》，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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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史蒂文·莱文：《胜利的铁砧：1945—1948年共产党在满洲的革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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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易劳逸：《毁灭的种子：1937—1949年战争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中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3年；胡顿（E. R. Hooton）：《最伟大的动荡：1936—1949年的中国内战》，伦敦：Brassey’s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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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在《中华民国的民间社会和城市变迁》中考察了中国民主革命后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见《中国季刊》，1997年6月，第150期，第309—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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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熊玠（James Hsiung）对这一研究空白的评论。熊玠将这一空白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持续的敌意、官方的保密，以及对研究资料的封锁。见熊玠和史蒂文·莱文编辑的《中国苦涩的胜利：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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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齐慕实（Timothy Cheek）、吴元黎（Eugene Wu）编辑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第182页。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指出，毛泽东在1936年就做过类似的预言（斯诺：《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纽约：兰登书屋，1962年，第41页）。在那之后，毛泽东在1965年和1970年会见斯诺时说过，日本让中国人民学到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3年，第173、198—199页）。又见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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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两篇介绍1949年之前的中国的代表性作品（不包括1945—1949年这一时期）是“重新评估中华民国”专号（《中国季刊》，第150期，1997年6月）以及熊玠和莱文的《中国苦涩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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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见邓小平的《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谈话》（1987年4月16日），以及邓小平《论香港问题》中的《要吸收国际经验》（1988年6月3日），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30—37、38—39页（参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5页）。关于这场重大政治改革以及香港在其中地位的初步分析，见胡素珊的《香港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国两制”的首次考验》，载于《当代中国》，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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