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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精装珍藏版） 第二章 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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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入侵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首先，日本的入侵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这种反应使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统一的抗日运动中联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抗日运动的领袖。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蒋介石具有足够的声望来领导抗日战争。[1]无论在朋友还是在敌人眼中，蒋和他领导的政府都被视作是中国抵抗侵略者的民族决心的真正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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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想要保持这一形象，面对日本人的强大攻势，蒋和他的政府被迫从华北和沿海地区撤退到中国西南部。汪精卫领导的伪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撤退后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日本对中国北部的入侵。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发展壮大，是因为从1927年他们的农村根据地被摧毁后，他们就一直被迫进行游击战争和农民革命，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日本人进入中国北部后，共产党立即运用这些经验在日本军事前线的后方组织抵抗运动。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逐渐发展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政治势力。到1945年4月，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包括大约9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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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国民党政府却没能有效利用日本入侵为他们提供的同样机会。在国际上，国民政府或许被视作“自由中国”的唯一代表，但在国内，到1945年，国民党在政治力量和民众的支持上几乎没有得到增强。的确，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也曾发展过游击队和地下运动，但这些尝试从未演变成广泛的抗日运动。在撤退到重庆的岁月里，国民党并没有完成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国民党政治体系中固有的弱点反而更加严重了。1944年中期，一位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员认为，国民党要比之前1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他写道：“委员长正在失去中国民众的支持。在对日战争的头两年里，这个因外敌入侵团结起来的国家出现了一股人们未曾料到的新力量。国民党内部的虚弱越来越明显了，联合的抗日阵线正在瓦解。”[2]普遍的不满、政治反对派、管理混乱以及政府和军队中前所未有的贪污腐败，这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国民党的最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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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5年8月，日本的战败为国民党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有些评论家是这样认为的。国民政府突然发现，它能够在包含这个国家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包括“自由中国”在内——重新建立统治了。《大公报》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敦促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日本的投降，在人民心中重新树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大公报》提出警告：“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让光复区的人民丧失对政府的信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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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的今天，当那一代的中国人回想起中国内战或者当他们的孩子回忆父辈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正是1945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对日本占领区的接收让普通城市居民对国民党统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中文里的“接收”是一个中性词语，相当于收到或收取。然而，当公众亲身体验到国民党接收人员的种种劣行之后，这个词逐渐成为掠夺、公开抢劫或盘剥穷人这类词语的代名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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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区最深切地感受到恢复时期的种种变化，城市居民对国民党信心的削弱是最为明显的。大量国民政府官员被派到各个城市接管敌方政治和行政机构以及敌方资产。这些官员的贪婪在他们接管的城市里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他们实施的“恢复”政策对经济生产造成了最大的破坏。因此，正是在城市里，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他们糟糕的处境，不仅是因为官员们明目张胆的腐败和这种腐败的规模，还因为城市的媒体并没有完全受到官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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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政府的公共形象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十分关键。国民党政府回到了沿海地区，它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些清楚国民党缺陷的人预料到国民党一旦返回敌占区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就此向它提出了警告。[5]但直到战后的接管期之前，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国民党缺陷的严重性。当人民发现，八年以来一直象征着民族生存意志的政府原来是这样的无能和腐败，他们的失望情绪就更大了。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无法用国民党战争时期建立的声望来衡量它战后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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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民党政府能在随后的几个月采取行动，改正恢复时期犯下的错误，公众的记忆和这些错误做法的政治意义本来会迅速淡化的。不幸的是，对国民党来说，在接管期间引起人们如此广泛批评和抗议的大部分问题都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在中国内战中，这件事的政治重要性在于，它是城市公共舆论开始背离国民党的第一个转折点。同时，接管时期标志着政府抗战无能的最终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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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批评和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在解除日本人武装上的迟缓以及明显不愿惩治汉奸。第二个问题，也是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重庆派出接管日伪资产和机构的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第三个问题是恢复时期经济和金融管理的混乱。最后一个更为微妙，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接收官员对没有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内地，而是继续生活在日占区的一般民众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至少在这些民众眼里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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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者与战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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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于怎样的道德理由，抗战胜利后，公众普遍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那些曾与日本支持的伪政权积极合作过的中国人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并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在日本投降后，它要依靠日本人和汉奸（人们这样称呼那些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来维持日占区的“法律和秩序”。当时政府主要担心的并不是市民动乱，而是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更具体的威胁。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国民党很快发现自己正和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国民政府的总部设在中国西南，在这一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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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有人指责政府对日本最后的投降几乎毫无准备，也没有为此制定相应的计划。还有传言说，国民党在内部的军事建设上也存在着派系之争，蒋介石不信任那些没有向他个人效忠的指挥官。因此，在日本投降后的关键几周里，蒋介石无法有效地调动他的军队，从而获取最大的优势。无论如何，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摧毁他的政治对手在各地的基地。除了共产党，蒋的对手还包括云南省的龙云和东北的张氏家族。因此，蒋介石愿意与任何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人结盟，只要他们不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的威胁。例如，在东北，国民党政府被迫与前伪政府成员合作，因为他们几乎是蒋唯一可以依靠的、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的政治势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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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国民党与日本人公开“合作”。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发布命令，命令规定，日本军队必须有效地防守住他们原先占领的地区，保持交通线的通畅，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日本人还要负责收回那些最近被“非正规部队”（即共产党）夺取的地区。根据这一命令，日本军队和伪军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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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介石于1945年8月11日下达了命令，要求共产党军队在收到进一步指令之前，必须停留在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上，但共产党坚称，他们有权接受敌军的投降。根据8月10日和11日延安发出的指令，为了迫使日本人投降，共产党军队对日本人控制的关键据点和重要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总攻。当何应钦将军在8月23日向冈村宁次下达命令时，共产党正在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张家口市。从8月下旬到9月底，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伪军之间的战斗，据报道超过了100次。日军和伪军成功地从共产党手中收回了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以及绥远的20余个城镇。[7]按照何应钦的说法，到11月底，仍有10万日军驻守在山西、察哈尔、河北这3个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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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对尽快在光复地区重塑自身威信的政治重要性有更清醒的认识，采取这种利用敌人的军队的方式引起的争议或许会少一些。相反，国民党政府毫无必要地把权力交给声名狼藉的“汉奸政权”，从而损害了自身的声望和地位。其结果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民党政府的授权下，日伪仍是他们所在地区的实际管理者。《大公报》认为国民党最高当局要为此负责，并有些尖刻地将这种代管称为“先签署投降协定，再接管政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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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媒体充分利用这一情况，它们特别提出质疑：在光复地区，为什么仍然由伪政府官员，而不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发布公告？为什么在伪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叛国者被国民党授予同样的官职？《新华日报》质问道：为什么像伪上海市长周佛海这样的汉奸以及南京的伪军总司令可以发布本来应该由重庆发布的命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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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抵达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首都”——的报社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能在街上看到少数几个中国士兵以及偶尔有美国运输机到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了……，冈村宁次仍然在外交部大楼里办公。日本宪兵还驻留在前司法院的楼房里。到处都有日本哨兵站岗，他们受命维持和平和保护日侨……”[11]另一个记者在一个星期后报道了类似的情况。他还写道，直到9月4日，南京的报纸仍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傀儡政权贴出的海报和标语，其中最常见的是“和平救国”的口号。[12]据报道，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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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重庆的报纸很快开始报道前傀儡政府官员能够十分容易地重新变成国民党员。许多伪政权官员只要在办公室外挂一块新的招牌，就可以完成这一转变了。民众要求对前傀儡政府官员进行某种形式的惩罚或道德制裁，禁止他们担任公职。政府在官方声明中对此表示支持，但实际的做法却大相径庭。有报道称，前傀儡政府中的一些高官被允许逃往日本，许多职位较低的官员则忙着和驻南京的国军先遣司令部里的国民党特派员——国民党政府还都的第一批官方代表——拉关系。《大公报》在9月9日写道：“在中国，不管发生什么，总是有同一批职业官僚。他们互相勾结，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几乎没有人能够分化他们。虽然在日本投降前，南京傀儡报纸的编辑们还在卖力地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和‘和平救国’的政策，但现在，这些敏感的报业人士正忙着更换外套，他们和重庆的报纸互相呼应，唱起了同一个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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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事件中，引起公众最尖锐批评的是对周佛海的处置。在战争结束时，周佛海的职位是“上海市长”，同时“兼汪精卫政府”的财政部长，还是伪行政院的前副院长。在汪精卫1944年死后，周是傀儡政府中权力最大的人。日本投降后，周立刻宣布组成一支特别行动部队，维持上海的公众秩序，以此表明他对国民党和国家的忠诚。一名记者这样评论这一事件：“当普通民众看到以前欺负和压迫他们的人还和从前一样，仍然执掌大权时，他们只会感到愤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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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底，情况已经变得极为严重了。媒体一致要求惩处汉奸。有人提出，这是对整个国家品格的一次重大考验。批评者质疑道，如果这些汉奸可以免于惩罚，一旦国家发生了另一次危机，人们为什么还要忠诚于现在的政府呢？[14]面对群众愤怒的呼声，政府被迫做出了回应，行政院起草了一系列惩处汉奸的法令。这些法令由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委员会进行了修订，随后在国民参政会获得了通过。法令公布的时间是9月下旬，此后依据该法令逮捕了几个汉奸，马上有人声称这一法令的公布及其执行已经“完全消除”人们对政府不愿惩治汉奸和叛国者的疑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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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更加细心的人则对这一法令提出了许多批评。该法令的第四项条款引起了人们最大的质疑。这一条款规定：如果伪政府官员帮助过抗战，或者在任职期间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可以提出上诉，请求宽大处理。还不到一个星期，即使那些最初为这一法令叫好的人也承认，一些名声最坏的汉奸——几个月以前他们还是日本人忠实的代言人——突然之间变成了爱国者。他们声称自己一直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来帮助抗日运动。在向国民党当局付出一笔可观的金钱后，他们的说法往往可以得到证实。公众感到愤怒的是，越来越多的伪政府官员声称自己有过这种隐秘的爱国举动，并为国民党政府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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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令另一个引起争议的漏洞是，1945年8月10日之前投降的伪政府人员可以得到特别对待。批评者指出，没有人会一直等到8月10日才知道日本将会输掉战争。最后，人们批评该法令只是针对傀儡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放弃了对那些低层官员进行道德制裁。要知道，执行日本人的具体命令，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正是这些基层官员。在这一时期，尽管国民政府逮捕了包括周佛海在内的汪精卫政权的几个重要人物，但它并没有采取系统的努力，建立一个没有偏向性的专门法庭或官方机构，处理人们针对叛国者提出的所有指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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