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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消息披露后的第二天，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事处意识到公路局的报告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单独召开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运输委员会的代表声称该委员会从敌伪那里接收的3438辆汽车，包括1000辆转交给公路局的汽车，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好无损的。[57]与此同时，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讯困难。这些问题通常被归咎于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短缺以及军队糟糕的后勤。显然，这些困难并不都是由人们通常说的“军事情况”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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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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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东北地区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政府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接收人员在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就更加严重了。1946年初，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引述了东北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宁孟岩的观点，宁孟岩认为，接收官员忽视当地居民感受和需求是政府在东北地区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58]日本投降几乎两年之后，国民党在奉天（沈阳）的报纸才开始讨论中央政府为什么会失去民心，并对政府派往东北地区的接收官员的“奇特行为”感到遗憾。这份报纸呼吁政府立刻撤职查处所有仍然占据要职的腐败官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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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搬走了东北的大部分工业设备，但仍有许多机器留了下来。《大公报》报道，抚顺煤矿80%的机器没有被损坏，鞍山昭和钢铁厂剩下的机器能每月生产2部火车头和100根铁轨。炼钢设备也是完好的。锦西地区的工业设备被保留下来。辽阳纺织厂的一部分机器仍然是可以使用的。虽然大部分火力发电机被苏联人运走了，但水力发电机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人撤走后，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仍是相当可观的。[60]苏联军队刚一离开，国民党官员就立刻声称他们拥有这些“赃物”的所有权。[61]《和平日报》沈阳版在报道当局对敌伪工业资产的处理时指出：“一些取得工厂所有权的人并没有让工厂重新开始生产，而是拆除厂里的机器设备，把它们当废铁卖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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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接收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和伪满洲国政府的资产会被第一个看到该资产的接收官员据为己有。重庆一家报纸的记者描述了1946年3月23日他在沈阳看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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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情况十分混乱……一则有争抢工业设备的情形，二则抢占公共建筑和房产。眼下政府人员正在争夺家具。过去几个月来一直空无一人的楼房已被某大员派人把守起来。某军官已接收了数千栋房屋。国民党的一个事业单位——中国文化署——已派员到此，正忙于接收日本印刷所和书店。某政府部门代表方才抵达，但大失所望，只因可接收之物已所剩无几。然而一些部门索性将其他政府部门的封条撒掉，代之以自己的封条。此事令当地人民不胜惊讶，“中央政府的人”比其他人“没啥好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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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当时在沈阳目睹这一切的记者这样评论贪污可能导致的后果：“我担心，我们不仅将失去东北，还将失去民心。”[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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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沈阳出版的官方《中央日报》承认，只有一小部分接收工作的完成是令人满意的。例如沈阳一个区的接收情况。这个区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日本资产，于是中国政府顺理成章地接收了这个区的房屋。但在等待处理期间，这些房屋并没有被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而是很快成为少数几个人的私有财产。到1947年9月，一些“新主人”已经开始出租这些房屋，收取租金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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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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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于1946年3月29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强烈批评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惩治腐败的接收官员，指责政府有意包庇这些官员。参政会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批评本省糟糕的接收情况。广东省代表韩汉藩说，海南的接收工作完全是一片混乱。空军官员占据了许多农场，海军则得到了国营招商局。一群军官占领了所有加油站，另一群军官夺走了所有汽车。结果“有汽油的人没有汽车，有车的人没有油”。广东省的另一名代表张良修在报告中说，政府将“大批诈骗犯”派到了广东，他举了四个实例证实自己的指控：（1）广东省省长和新一军指挥官同意将接收的一部分日本人房屋划归给参政会，但在参政会接管这些房屋之前，军队搬走了里面所有的家具。（2）陆军后勤部的船运监理会强占了所有可以使用的船只。（3）军事人员拆除并搬走了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所有的水电设备。（4）曾在日占区开展地下活动的国民党特工现在开始接受汉奸的贿赂，帮他们掩盖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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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代表王立哉指控山东的接收人员伪造敌伪资产的清单，许多官员通过出售隐瞒下来的敌伪资产发了横财。湖北省代表刘叔模揭露了汉口的政府官员是怎样以权谋私，把接收资产据为己有的。会议提议由中央政府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日本敌伪资产的接收和处理情况再进行一次审查。[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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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议促使中央政府成立了几个“接收行动调查小组”。这些调查小组在这一年的夏天开展工作。调查小组被授权调查任何受到指控的接收官员及其渎职行为，确定具体案件中的相关责任，并提出处罚建议。可以想象，调查的结果只是让政府的声望受到进一步的打击。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当然还有上海地区的调查组查出了许多新的渎职案件。虽然公众对这类报道早就习以为常了，但一些几乎达到夸张程度的重大贪污案件仍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其中一个案件的嫌疑人是海军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刘乃沂，经查实，他送给自己3个情人超过100盎司黄金、1万美元、15斤珍珠以及150件名贵的皮草。另一个著名的案件涉及经济部派驻上海的特派员张兹闿，据说张收受了1000盎司黄金的贿赂，作为交换，他掩饰了某个匿名的政府官员对一家纺织厂的非法接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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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还发现，日本人移交给中国官员的所有资产一开始都附有详细的清单，日本人保有这些清单的副本。由于大部分接收官员拒绝提交原始清单，日本人将五大箱的清单副本交给蒋介石以帮助调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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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证据确凿，政府又一次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调查组没有权力强制实施他们的惩罚建议。调查完成之后，这些案件通常只是简单地转交给地方当局，再由地方当局提出起诉。一些地方官员甚至禁止新闻媒体公布调查组发现的证据。大多数情况下，渎职官员只需接受公众舆论这一非正式法庭发出的道德谴责，但对贪污者而言，良心是不值一钱的。民众对调查本身进行了公开的讽刺。一个记者在上海的一份新杂志《观察》上写道，腐败的组织是很难清理自身的。他提出警告，如果调查人员仅满足于拍打苍蝇，政府在未来必将面临更严峻的局面。[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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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汇报》的批评更加直接，但它指出，如果政府进行一次真正彻底的调查并纠正以前的所有错误，仍可能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70]然而，三个星期之后，政府宣布调查任务已经完成，调查组可以撤销了。《大公报》的评论认为，调查组的工作对恢复公众的信心几乎毫无帮助。“从整个接收过程以及随后的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由官僚统治的国家是无法制止腐败的，”该报社论写道，“如果我们仍然想要廉政的政府，我们应该发展人民的力量……并让人民将他们的力量运用在政治上。”[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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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这样总结，政府的声望在战后的接收时期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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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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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公众对政府信心的第三个原因是糟糕的经济表现。在胜利后的头几个月里，政府没能推出并实施人民需要的有效的经济和金融措施。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这些措施包括稳定物价、抑制投机、防止经济在由战时转变到和平时期而引起混乱。接收官员的行为使人们严重怀疑政府是否真像它自称的那样正直公正和关心人民的利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使得人们怀疑它是否在政治上也同样无能。公众将政府的公正和能力这两个问题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无论怎么看，政府无法消除战争结束引起的经济混乱都是因为它未能有效地监管接收官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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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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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结束，内地的战时工业变得无利可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人们原以为政府会将接收的敌伪企业补偿给经营这些战时工业的工厂主和商人。如果是这样，日本占领区的工业基地就能够吸纳已经十分萧条的内地地区的管理和生产资源；政府也能够给予追随自己来到西南内地的工业界人士相应的奖励，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但与此相反，政府只是纵容官员、奸商和官僚资本家大肆侵占日占区的工业资产，完全忘记了原先支持自己的民族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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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是那些在日本人入侵后，将企业留在上海和其他地方，跟随政府来到内地的中小工业家。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用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少的资源发展起了战时的工业基地，为政府控制的地区提供支持。他们的企业受限于原材料和资金的缺乏、劣质的装备和技术、生产能力不足和运输困难等许多因素。由于许多企业家在履行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国责任时，已经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他们期望——政府的确也曾答应过他们——一旦战争结束后，政府能以某种形式的补偿回报他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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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人们怀疑它是否忘记了中小企业在战争期间提供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在重庆，有流言声称，某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对战争期间日占区的工业所遭受的困难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战时首都的工业领袖们感到事情似乎出了差错，他们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要求将所有敌伪工厂移交给那些跟随政府来到西南地区的企业家。他们还要求政府让他们参与敌伪工厂最初的接收和此后的管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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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南地区的许多中小工业来说，能否获得日伪资产很快就成了一个事关生存的问题。到9月中旬，西南地区的工业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经济恶化的迹象十分明显：需求下降、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流动资金短缺、工厂倒闭、破产的案件大量增加。日本投降后不到一个月，重庆的金价就从每盎司20万元（法币）下跌到4.8万元，羊毛的价格从每担11万元下降到3万元，桐油的价格从每桶7万元下降到1.7万元。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有类似的下降。[73]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对投机者和合法的企业家造成了同样严重的打击，因为投资黄金和大宗商品是人们抵御战时通货膨胀风险的最常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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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仍很少有人购买。西南地区的许多工厂是为了满足战时的需要而建立的，这些工厂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靠战争生产委员会的订单。在8月中旬，当订单减少或取消后，这些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到9月中旬，西南地区一家战时主要的钢铁厂关停了大部分设备。国营的重庆钢铁厂在9月底几乎完全停工。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四川纱厂由于缺少原棉而被迫停产。虽然湖北和陕西的棉花获得了丰收，但由于运输条件的糟糕，新的棉花无法抵达四川。据估计，在光复地区，有10万担敌伪棉花封存在仓库里，因为没能及时转移，这些棉花全被冻坏了。即使这些棉花以后被运往内地，它们也无法使用了。[74]和其他商业企业一样，重庆大部分小型的烟草厂也被迫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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