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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这样总结，政府的声望在战后的接收时期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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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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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公众对政府信心的第三个原因是糟糕的经济表现。在胜利后的头几个月里，政府没能推出并实施人民需要的有效的经济和金融措施。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这些措施包括稳定物价、抑制投机、防止经济在由战时转变到和平时期而引起混乱。接收官员的行为使人们严重怀疑政府是否真像它自称的那样正直公正和关心人民的利益。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使得人们怀疑它是否在政治上也同样无能。公众将政府的公正和能力这两个问题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无论怎么看，政府无法消除战争结束引起的经济混乱都是因为它未能有效地监管接收官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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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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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结束，内地的战时工业变得无利可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人们原以为政府会将接收的敌伪企业补偿给经营这些战时工业的工厂主和商人。如果是这样，日本占领区的工业基地就能够吸纳已经十分萧条的内地地区的管理和生产资源；政府也能够给予追随自己来到西南内地的工业界人士相应的奖励，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但与此相反，政府只是纵容官员、奸商和官僚资本家大肆侵占日占区的工业资产，完全忘记了原先支持自己的民族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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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是那些在日本人入侵后，将企业留在上海和其他地方，跟随政府来到内地的中小工业家。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用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少的资源发展起了战时的工业基地，为政府控制的地区提供支持。他们的企业受限于原材料和资金的缺乏、劣质的装备和技术、生产能力不足和运输困难等许多因素。由于许多企业家在履行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国责任时，已经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他们期望——政府的确也曾答应过他们——一旦战争结束后，政府能以某种形式的补偿回报他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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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人们怀疑它是否忘记了中小企业在战争期间提供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在重庆，有流言声称，某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对战争期间日占区的工业所遭受的困难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战时首都的工业领袖们感到事情似乎出了差错，他们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要求将所有敌伪工厂移交给那些跟随政府来到西南地区的企业家。他们还要求政府让他们参与敌伪工厂最初的接收和此后的管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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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南地区的许多中小工业来说，能否获得日伪资产很快就成了一个事关生存的问题。到9月中旬，西南地区的工业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经济恶化的迹象十分明显：需求下降、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流动资金短缺、工厂倒闭、破产的案件大量增加。日本投降后不到一个月，重庆的金价就从每盎司20万元（法币）下跌到4.8万元，羊毛的价格从每担11万元下降到3万元，桐油的价格从每桶7万元下降到1.7万元。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有类似的下降。[73]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对投机者和合法的企业家造成了同样严重的打击，因为投资黄金和大宗商品是人们抵御战时通货膨胀风险的最常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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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仍很少有人购买。西南地区的许多工厂是为了满足战时的需要而建立的，这些工厂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靠战争生产委员会的订单。在8月中旬，当订单减少或取消后，这些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到9月中旬，西南地区一家战时主要的钢铁厂关停了大部分设备。国营的重庆钢铁厂在9月底几乎完全停工。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四川纱厂由于缺少原棉而被迫停产。虽然湖北和陕西的棉花获得了丰收，但由于运输条件的糟糕，新的棉花无法抵达四川。据估计，在光复地区，有10万担敌伪棉花封存在仓库里，因为没能及时转移，这些棉花全被冻坏了。即使这些棉花以后被运往内地，它们也无法使用了。[74]和其他商业企业一样，重庆大部分小型的烟草厂也被迫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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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工业联合会云南分会1945年11月的统计数据，昆明市77个工业企业中的37个已经关闭，没有关闭的企业也缩小了生产规模。到1946年2月，据估计昆明有90%的工业企业完全停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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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政府没有承认中小企业家的“爱国贡献”并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共产党看到了获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共产党立刻发布了一项声明，支持重庆工业界的诉求，并要求救济失业工人。[76]政府的确宣布了一项50亿美元贷款的工业救助计划，但这个数字甚至不能满足重庆附近的工业和矿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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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促成立的“四川工业复兴协会”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政府立刻向全省的农业、工业、商业、矿业以及金融业企业提供切实有效的援助。[77]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政府满足了这些要求，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支持西南地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应该寻求一种更根本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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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点，西南地区的各个企业协会强烈呼吁，政府不应将接收的敌伪工厂和矿场收归国有，而应将这些厂矿转交给那些在抗战期间跟随政府迁移到内地的企业。9月19日，中华工业协会的理事长吴蕴初先生从重庆抵达上海，“协助政府收回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和伪政府侵占的原属中国人的工厂”。[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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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努力，敌占区工厂原主人要求归还自己资产的诉求和内地企业家要求优惠待遇的呼吁还是经常被政府忽视。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政府再次言行不一，政府一再声称，它将优先考虑这两个群体的诉求，但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根据官方的政策声明，国有敌伪国有资产的处置将遵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案》中的原则。根据该纲领，大型的重工业和公用事业被划归为国有企业。小型企业和轻工业可以交由民营企业家管理和经营。在所有权得到确认并由经济部特派员批准后，被日本人强行侵占的私人企业将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在处理私有日伪企业时，接收者按先后次序被分成以下几类：（1）在战争期间随政府迁移到内地并为抗战做出过真正贡献的工厂或企业家。（2）没有迁移到内地，但在工厂被敌人侵占后也没有和敌人合作的企业家。（3）拥有必要的资金和经验的新的工厂主或企业家。[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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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官方声明发表5天后，重庆一家商会报纸报道，到目前为止，上海超过40家工厂已经被经济部的特派员张兹闿接收了。在得到经济部进一步指示之前，这些被接收的工厂被要求停止生产。经济部驻上海办事处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要与西南地区企业的技术或管理人员“合作”。[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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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工业协会于10月25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协会执行委员会理事长讨论了上海地区的敌伪工厂的接收情况。会议报告称，其中一些工厂仍掌握在伪政府官员手中。[81]到11月下旬，全国工业协会和转移到四川的全国工业联盟向行政院提交了一份“最后的”请愿书，要求将没收的敌伪工厂交给那些真正为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经济部的相关官员和上海地区敌伪资产监督委员会也收到了同样的请愿。工业协会之所以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是因为它受到了这样一条消息的刺激，48处最新接收的日伪资产即将被拍卖——这显然违反了政府规定的接收次序。[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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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代表重庆中小企业的“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能做的只是提交一份书面抗议，再次描述西南地区企业面临的困境，并批评政府要为此承担责任。该联合协会指出，政府曾要求西南地区的中小工业停业转移，但在随后的转移中，并没有为这些企业提供过渡时期的资助，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不仅如此，政府本身开始涉足并垄断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这完全背离了政府之前宣布的政策。最后，政府对美国和巴西开放了鞋类、棉花、纺织设备的进口市场，国内同类产品的制造商因此而大量破产。[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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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4月，所有期待政府援助的幻想都破灭了。政府宣布，除了直接由政府机构管理的工厂，其他所有日伪工厂都将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尽管这些工厂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售，大部分购买者仍是留在占领区的人或通过暴利致富的人，因为从内地回到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几乎都已经破产了。[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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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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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日本占领区在战争期间受到的实际破坏相对较小，因此日占区，也就是光复地区，在战后原本可以不受影响地继续工业生产，从而抵消内地经济萧条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实际上，由于接收官员的渎职腐败，不仅内地经济萧条，光复地区的经济也经历了几个月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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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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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下旬，代表政府的《中央日报》报道，光复地区的经济混乱与战争胜利和接收人员的到来毫无关系。这种混乱“完全”是由日本统治的“余毒”造成的。该报继续评论道，“他们（工人）目前的处境十分艰难，因此一些单纯的人对胜利的意义产生了怀疑。”[85]一个到中国东北和华东考察、并在11月初返回重庆的苏联人声称，上海90%的工厂都关闭了。[86]一家天津本地的报纸报道，该市90%的工厂已经停产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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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部社会救济司拟订了一个为失业和低薪工人提供基本生活补助的救济计划。但失业工人太多，政府无法保证每个人都领到补助金。据估计，到9月底，仅在上海地区就有20万至50万人失业。政府的接收一下子成了引发工人骚乱的温床。在遭受了多年——包括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压迫后，工人突然挣脱了政府的控制。失业工人要求领取救济金和遣散费，帮助他们度过这一似乎是无限长的困难时期。抗议和示威越演越烈。那些没有失业的工人则强烈要求增加工资，因为他们拿到手的伪币正在快速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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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所有煽动罢工和劳资纠纷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工人被要求遵循法定程序寻求救济。[88]但罢工和示威游行仍然在持续。最终，到11月中旬，上海宣布了戒严令，所有的罢工都被禁止了。当时，上海6家主要百货公司、上海电车公司、法国电车公司、邮局、上海电力公司的员工都在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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