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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机构，上海还成立了监察院驻江苏省特派员办事处，该办事处的主要职能是调查所有上报的腐败案件。该办事处会依据调查做出处罚的建议，并将调查结果写成报告，呈交中央政府。[40]随后，12月10日，中央政府在东南地区的两名特别代表抵达了上海，调查接收工作在民众中引起的普遍不满。[41]最终，在12月底，几个城市设立了“委员长信箱”，这样蒋介石就能够亲自看到每一封举报贪污官员的匿名信件，也能够清楚地了解民众的怨气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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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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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府行政机构，特别是上海地区行政单位的混乱状况，只是对实际接收过程中“不规则行为”的一种粗略反映。[43]10月26日，蒋介石给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发了一封电报，以下是该电报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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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军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的沪、平情状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有何相关见闻？于光复地区腐化至此等程度而无丝毫自重，在当地民众而言，无异耻辱，亦是对我捐躯疆场英烈之不敬。余闻此情，为之痛心疾首，亦感愧赧。……汝悉电即可着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盖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护罪犯情况发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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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当局，都没有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管怎样，在11月初，当蒋发布这些命令时，大部分伤害已经造成了。《新民报》指出，公众感激总统对政府官员的警告。但该报接着猜测：几句公正的话就能赢得民众如此的感激，如果委员长的命令能得到有效执行，光复区人民会给予他怎样坚定的支持啊。“不幸的是”，文章总结道，“委员长下属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损害了他本人的努力。整个国家的事务不能依靠委员长一个人的善意解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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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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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央政府多次发出了遏制腐败的命令和警告，但大部分负责执行命令的地方官员仍然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例如，许多接收官员随身带有大量的政府货币（法币），他们知道中央政府无法立刻为光复地区提供所需数量的法币，为了充分利用这一情况，他们有意推迟了法币和伪币之间的兑换。胜利日之后，伪币的价值迅速下降，但仍作为法定货币在市面上流通了几个月。这一期间，接收官员的商业活动对价格的上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伪币贬值的过程中，许多人陷入了经济困境，他们不得不贱卖自己的房屋、土地和其他资产。购房者通常是内地来的带有大量法币的政府接收官员。对这种行为最温和的一种评论是：“一定有许多追求暴利的奸商混进了接收官员的队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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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下旬，已经有大量这样的批评见诸媒体。中央政府下令，重庆各政府机构派出的接收人员不得携带大笔的法币。命令还禁止上海—南京地区的接收人员从事商业活动、以强行制定的价格购买黄金或以政府机构的名义购买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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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情况也没有好转。到10月底，在上海，“重庆人”已经成为贪污者的同义语。因为，新接收官员抵达上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伪人员的财产据为己有。国防部的接收官员和经济部的接收官员为争夺4家面粉厂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并不是要将它们归还给原来的中国所有者，而是打算将它们变成自己的财产。[47]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中央宪兵大队的第23团，表面上看，这是一支由高中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组成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于1945年8月下旬抵达上海，是最早进驻上海的军事单位之一。这支部队的成员犯下了许多劣行：以搜捕叛徒为名非法逮捕平民、强占私有房屋和车辆、没收大批必需品。在经警告无效后，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0月12日发布命令，逮捕了这个团的指挥官，并对该团的劣行展开正式调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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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第23团的惩罚是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个别措施并不足消除所有混乱，扭转整个局势。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最糟糕的结果是对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工厂设备被拆除了，仓库里的大量商品和原材料要么被卖掉，要么为了未来更大的利润而被囤积起来。《大公报》认为最初接管了许多工厂和仓库的军事单位要为上海的经济混乱负主要责任。军队经常拒绝把他们接收的资产上交给“合法的当局”。由于军队拒绝发放工厂仓库里的原材料或归还运输工具，工厂无法恢复生产。当电话局的工人进行通信维护时，他们发现，许多电话机和其他设备已被转移，并安装到了军官的办公室里。同样，铁路工人发现他们无法进行必要的维修，因为大量的材料和设备被军队拿走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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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海关11月开始清查工作之前，许多违规行为都没有被正式“发现”。监察院江苏特派员的一份报告披露了接收过程中的一些不法行为。该特派员承认，海关工作人员在进行调查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例如，在将仓库上交给海关人员时，一些政府部门并没有呈交市郊的仓库的名单。海关刚展开调查不到几天，就有两个仓库被神秘地烧毁了。一些官员和政府机构干脆拒绝将他们接收的仓库移交给海关调查员，甚至不允许海关人员检查它们。有这样一个例子，调查人员在检查一个仓库时，突然开来了几辆来历不明的卡车。一些人将仓库货物搬上卡车，然后开车扬长而去，整个过程是当着调查员的面进行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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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报纸试图更详细地报道特派员报告中提到的案例。上海《大晚报》报道，11月7日晚上，一个仓库的30桶油突然消失了。11月11日晚上，一伙武装人员闯进了另一个仓库，搬走了里面的货物。然而，政府拒绝披露有关这些案件任何更详细的情况。被神秘烧毁的两个仓库分别是11月20日烧掉的上海火车北站的第二仓库和11月26日烧掉的九龙路的坂田仓库。据推测，有人为了销毁仓库遭到盗窃的证据而有意放火，但两起火灾发生后，地方当局都没有进行调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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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民提供的情报，敌伪资产监督委员会在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即10月29日至11月底，仅在上海地区就处理了超过500件试图隐瞒敌人资产的案件。这些案件中涉及的资产包括400万吨铜和铁、500多台机器、80卷新闻用纸、5家工厂以及大量布匹、大米、面粉和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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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警察局的案子是这一时期曝光的另一个案件，该局的局长串通其他警察，从一个封存的仓库盗窃了50袋糖。另一个案子是以前隶属日本海军军械局的培林上海冷藏厂案件。抗战胜利日后，中国海军接收了这个储藏有大量鱼和肉类的冷藏厂。11月下旬，有人发现接管的海军军官动用了部分库存，供应自己的部队以及战俘。不仅如此，他们还以5600万法币的价格将剩余库存卖给了通顺码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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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伪资产处置局成立两个月后，上海的一家报纸承认，该局的确已经责成海关检查和接收敌人的仓库。该报也指出，现在市面上已经有腌鱼和棉布在公开出售，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一直在询问处置局的工作。但直到现在，人们还很少知道处置局和海关调查员的工作的具体进展。该报评论道，处置局现在是时候提交一份说明他们接管的500间仓库库存情况的详细报告了。鉴于维持人民生活和城市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物资短缺，公开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个月之后，市民终于知道一些库存商品到哪里去了。上海市政府的官员被指控非法出售价值40亿法币敌伪商品。人们先是得知了一起较小的案件，有市政府官员被指非法出售了130辆汽车。此后，市政府的一个前雇员透露了上述数额惊人的倒卖敌伪资产的信息。[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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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苏州的商业机构必须向接收政府支付1000万伪币，才允许重新开业。许多小城镇被勒令每月向驻扎在附近的亲政府的非正规军缴纳大笔“赞助金”。[54]政府官员亲自到附近的农村地区寻找平民房屋，并以种种借口非法占有它们。官员经常强迫当地商人降低商品价格，然后卖给他们。[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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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先后有四批接收官员被派往徐州。而在此之后，对敌伪资产的接收仍然没有结束。第一批接收官员是第十战区先遣指挥部派遣的；第二批是国民党市党部的官员；第三批是国防部的官员；第四批则是粮食和经济部的官员。这些官员收缴了包括大米、面粉、香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内的大量物资。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机器被拆走以及原材料的损失，工厂无法恢复生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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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车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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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海—南京地区是最早被中央政府人员接管的地区，人们有理由期待那里发生的不法行为不会在其他地方重现。但让人们失望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在1946年4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湖南公路局的负责官员介绍了有关接收该省敌伪车辆的腐败情况。大部分的敌伪车辆最初由交通部监管的机构——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公室负责接收。运输委员会获得了大约3500辆汽车。其中的1000辆被移交给了湖南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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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南公路局的报告，该局的接收工作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从1945年11月3日至12月上旬。在这一时期，公路局从陆军第四供应服务站手中接收50辆卡车，但实际只接收了这些车辆中的80%，另外20%神秘地失踪了。第二个阶段是从1945年12月中旬至1946年1月，公路局从湖南战争运输委员会办公室接收250辆汽车。公路局指出，它们实际只收到了大约一半的车辆。最后一个阶段是从1946年1月至4月中旬，公路局从战争运输委员会那里接收另外700辆汽车，但这些车辆一定是经过了“精心挑选”，因为它们无论如何看上去都“不像是汽车”了。公路局接收的车中没有一辆是可以上路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批“资产”，公路局不得不将这些旧车拆开，把能用的零件卖给湖南的各家汽车修理店和五金店。同时，湖南公路局总共只有60—70辆汽车维持全省的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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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消息披露后的第二天，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事处意识到公路局的报告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单独召开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运输委员会的代表声称该委员会从敌伪那里接收的3438辆汽车，包括1000辆转交给公路局的汽车，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好无损的。[57]与此同时，政府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讯困难。这些问题通常被归咎于原材料和其他商品的短缺以及军队糟糕的后勤。显然，这些困难并不都是由人们通常说的“军事情况”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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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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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东北地区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政府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接收人员在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就更加严重了。1946年初，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引述了东北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宁孟岩的观点，宁孟岩认为，接收官员忽视当地居民感受和需求是政府在东北地区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58]日本投降几乎两年之后，国民党在奉天（沈阳）的报纸才开始讨论中央政府为什么会失去民心，并对政府派往东北地区的接收官员的“奇特行为”感到遗憾。这份报纸呼吁政府立刻撤职查处所有仍然占据要职的腐败官员。[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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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搬走了东北的大部分工业设备，但仍有许多机器留了下来。《大公报》报道，抚顺煤矿80%的机器没有被损坏，鞍山昭和钢铁厂剩下的机器能每月生产2部火车头和100根铁轨。炼钢设备也是完好的。锦西地区的工业设备被保留下来。辽阳纺织厂的一部分机器仍然是可以使用的。虽然大部分火力发电机被苏联人运走了，但水力发电机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人撤走后，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仍是相当可观的。[60]苏联军队刚一离开，国民党官员就立刻声称他们拥有这些“赃物”的所有权。[61]《和平日报》沈阳版在报道当局对敌伪工业资产的处理时指出：“一些取得工厂所有权的人并没有让工厂重新开始生产，而是拆除厂里的机器设备，把它们当废铁卖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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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接收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和伪满洲国政府的资产会被第一个看到该资产的接收官员据为己有。重庆一家报纸的记者描述了1946年3月23日他在沈阳看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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