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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了解了1946年之后中央政府在光复地区的做法。在光复时期，这个国家主要城市中心的几乎所有群体都感到强烈的不满，政府的政策和官员们的行为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受益者似乎只是接收官员、投机者、奸商以及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家。光复地区的工业停产和内地的经济萧条造成大面积的失业。成千上万的工人得不到足够的救济度过长达数月的失业期。物价上涨减少了工薪阶层的收入。政府确定的伪币对法币的汇率过低，致使伪币大幅贬值，苏浙地区的中小企业家和商人由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内地的企业家因为得不到预期的补偿而被迫破产。学生们因为歧视的再教育政策而敌视政府。最糟糕的是，国家经济和政府的公共形象因为接收官员的腐败而受到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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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行业里，“无能”和“腐败”已经成为人们用来描述国民党当局糟糕表现的最常用的词语。在光复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表现让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原日占城市的民众对这些词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负责执行接收的行政结构本身是混乱的，它无法保证接收的顺利进行。由于缺乏足够制度性的约束，这一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不应为接收的混乱承担主要责任。接收政策要么是本身的设计就存在问题，要么是执行时出现了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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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纠正错误做了一些努力，并要求官员提高道德水平，但收效甚微，反而突显出政府的许诺与官员们实际表现之间的巨大反差。但政府的尝试的确达到了一个目的，在人们眼中，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或许并不对官员们的腐败负直接责任。公众似乎无法相信，委员长本人不是一心为国家着想的。因此，受到谴责的总是那些“附属”或下层官员。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人们对政府在光复时期的表现感到普遍失望，但国民党的统治并没有受到真正严峻的挑战。政府为这一时期的表现付出了重大代价，它在人民中间的声望大大降低了，但很少有人因此想要推翻这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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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出版物严厉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并对所有遭受不公正待遇、感到不满的社会群体表示同情和支持。尽管如此，共产党这一时期在城市的宣传产生的影响仍是相对有限的。很少有人认为共产党能对政府构成真正的挑战，或认为它有可能取代目前的政府。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不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国家当前的问题，这种怀疑催生出一种普遍的无助感。一个作家提出疑问：“我们可以向谁抱怨呢？我们还没有一个能反映民意的机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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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最普遍的要求仅仅是希望政府进行改革。一家民盟报纸的评论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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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民众中声誉明显下降，令人悲叹。何至如此？回答下列问题便可使之迎刃而解，缘何扰乱民生之政府官员……未受惩办？何以物价扶摇直上而无任何平抑举措？为何公民自由屡遭践踏？恕吾辈坦直言之，毁政府之社会威望者乃政府之官员也。故解铃还须系铃人。[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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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政府始终没有恢复自己的声望。光复时期引发人们广泛批评的大多数问题从未得到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日本投降后的混乱和管理不善曾被视作暂时的“插曲”而被人们忽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开始失去城市居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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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詹姆斯·M．伯特伦（James M. Bertram）在他的《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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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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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报纸，与国民党“政学系”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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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句子经常见诸报纸和媒体。例如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载于《青岛日报》，1948年2月19日（1948年3月27日转载在《观察》上，第16页）；另见特别通讯：《重庆政闻》，载于《观察》，1946年11月21日，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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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例如，1945年8月18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的亲国民党的经济学家伍启元在《世界日报》上发表长篇评论，表达了这一观点。1945年8月17日的《大公报》上也有类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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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蒋介石在云南与当地军阀的权力斗争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东北的政治局势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有专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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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和20日，10月5日、6日和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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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11月30日。1947年1月，仍然有8万名日军留在中国东北，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梅尔比：《天命》，第183页）。在阎锡山的要求下，直到1949年，还有一部分日军留在山西与共产党军队作战。1949年4月，太原被共产党攻克时，指挥山西的国民党军队的原日军军官今村保作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自杀。见唐纳德·G．基林（Donald G. Gillin）：《山西军阀阎锡山（1911—1949年）》，第286—288页；约翰·亨特·博伊尔（John Hunter Boyle）：《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29—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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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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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5日和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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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庆《大公报》，8月30日的报道，194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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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重庆《世界日报》，194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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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重庆《大公晚报》，194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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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9月19日；上海《文汇报》，1945年9月29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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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9月29日；上海《立报》和上海《联合日报》，1945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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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0月4日；上海《中美日报》和《文汇报》，1945年9月29日。1945年10月3日，周佛海被收监关押，随后被转移到重庆，处于软禁之中。1946年，在对他的审讯中，周佛海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声称自己在战争期间一直与重庆政府的代表，特别是政府特务部门的头领戴笠将军，有秘密联系。周声称自己从1941年开始与戴笠接触，并于1945年8月14日接受重庆政府命令，负责指挥上海的特别行动小组，抵御住了共产党的攻击——日本投降时有传闻共产党正准备进攻上海。直到日本投降一个多月之后，国民党军队才抵达上海，在此期间，周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但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周佛海的话变得无从查证。周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蒋介石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周1948年死于监狱。真正被国民党政府处死的汉奸包括陈公博、梁鸿志、王揖唐、梅思平、林柏生、褚民谊。见北平《新生报》，1946年7月21日；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1月29日；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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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8日；北平《世界日报》，194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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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针对陈仪的指控引自博伊尔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4页。王克敏于1945年11月死于上海监狱，见《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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