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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商会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对事件的愤怒，要求工商界声援学生要求美国士兵彻底撤出中国的要求。假如此要求可以实现，会议推断，内战将加快结束——美国的介入只能延长内战。另外，这将减少三分之一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商品数量。到1月17日，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那天，甚至官方和国民党报纸也谨慎小心地要求惩处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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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抗议在几个星期之后平息下来，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还在继续组织联络。12月31日，上海17所学校组成上海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相似的全市范围内的联合会也在北平和天津出现，1月28日，这些联合会合并成一个总会。总会的要求明显比最初北大学生会议在12月27日采用的要求涉及更广泛，包括：中央政府采取独立外交政策，立刻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平津、南京和杭州的抗议联合会代表在2月赴上海计划组成全国组织。该组织于3月8日在上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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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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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运动的最初目标实现得很有限。中美联合法庭审判的设想落了空。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下士威廉·皮尔森被军事法庭审判，被裁定有罪，判处十年监禁。然而五个月之后，该案件被美国海军当局在华盛顿复审，他推翻了原先的定罪，理由是对于强暴的指控难以证实。复审还指出当初做出判决时，全中国学生要求定罪的示威制造出一种氛围，使得被告不可能受到公允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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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更广泛的目标——责令所有美国军队从中国撤出以及停止内战，就像“一二·一”运动提出的富有雄心抱负的目标一样，超出了学生能力范围。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决定放弃它作为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调停者的角色，涉及调停的美国人员将尽早撤离。但是在1946年12月18日，美国已经在国内宣布了继续在中国减少驻军的计划。[22]因此在马歇尔使团正式中止的过程中，学生在加快其终结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还存有疑问。然而还有下列美国军事机构依旧留在中国：青岛海军的分遣队和同样在青岛的美国海军训练团以及南京的军事顾问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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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更广义重要性的角度看，这次运动的确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的、在全国范围内表达反美和反政府的情绪。这些情绪已经在风行的论调下酝酿了几个月。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重大的事件，围绕其进行的学生抗议在短短几天之内成为表达普遍不满的载体。在此过程中，反美示威动员了足够强大的群众基础来支持全国学生运动新成立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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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说，协调一致的学生运动最初在市内的学校间发展，然后扩张为跨市运动，最后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独立于政府和国民党之外的学生运动。几个月后下一轮学生示威期间成立的全国学联，其雏形即始于本次运动。因此，北平强暴事件为全国性学生运动提供了契机，明确及正式地标志着国民党对学生阶层控制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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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饥饿反内战运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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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在2月和3月暂时平息，但在4月和5月又继续进行，焦点直接集中在生计艰难和内战问题上。这次的运动没有单独的引发事件，而是从几个来源——包括刚刚结束的反美示威积累的势头中，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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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上半年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的调停努力在1月的正式退出象征着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希望最终破灭。政府和共产党军队正公开地进行全面战争。这意味着“二战”之后企盼经济恢复的梦想化为泡影。2月，政府宣布了一项紧急经济改良计划，冻结了决定工资涨跌的生活费用指数。基本商品的价格被设以上限，但是价格在继续上涨。从2月到4月底，各类物价指数上涨了50%到100%。5月5日到10日五天内，商品价格的总指数上涨了15%。米市陷入混乱：上海大米价格在5月4日到8日之间上涨了20%。由于运输困难，政府征收军粮和紧急经济改良计划造成的混乱，充足的大米无法从生产区运抵城市。在改革措施执行最为有力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最稳固的长江沿线城市，缺粮情况最为严重。在许多城市，米店关门，还发生了抢米事件。工人加大对政府施压的力度，要求解冻生活费用指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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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片混乱，学术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有的学生不得不因为无法筹够学费放弃学业，还有的学生缺乏充足的食品和衣物。有数篇文章报道了营养不良、小米和包心菜聊以果腹、学生没有足够体能参加体育馆锻炼的消息。通胀使得教授的薪水缩减至“二战”前的小部分。有几位教授甚至自杀，据说是因为穷困逼迫。对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来说，失业成了一个大问题。“毕业即失业”的说法在学生圈中成了流行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老师都认为内战是国家经济困境和他们自身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人士——强烈反对拨给教育的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率过少，只有差不多4%，而相比之下军事支出却占压倒性比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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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八年抗战时的态度不同，知识界如今拒绝忍气吞声地接受内战招致的个人牺牲。这就是1947年5月学生示威爆发时的大环境。示威开始于南京—上海区域的国立学校[27]，要求为“解决教育危机”。在北平和天津，主要口号为“反饥饿，反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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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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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称国民党右翼“CC系”策动了这次学潮。美国大使馆的报道引用了“有资格的观察员”和中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作为这则消息的来源。这些消息在细节上稍有出入，但是消息提供者都同意学生运动和抗议很快争取到了相当多的“公众支持”，而“CC系”恰恰失去了对“公众支持”的控制。左翼分子掌握了主动权。“CC系”领袖、前教育部长陈立夫依旧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教育事务，他与他的继任者朱家骅关系不和。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影响到国立学校的决定，像早该预料到的那样，这些决定激起了学生的敌对反应。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信息以外，很不幸，该外交报告对“CC系”所负责任的确切性质语焉不详，对“有共产党参与其中”的论断也不置可否。然而所有消息都同意的一点是广泛支持与“左翼”目标的趋同。这一组合将“扰乱”转变成了那个时期规模最大的学生反战抗议。抗议按如下的步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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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向教育部请愿：要求将现在占全国预算4.5%的教育拨款增至15%。另外，他们还要求：（1）增加教职员工的基本工资；（2）将薪水与生活费用指数的上涨相挂钩；（3）政府给予学校外汇兑换额度，以便他们能购买急需的国外书籍和日用物资；（4）国民党资助的运动和组织，如三民主义青年团，[28]其经费不得计入全国教育经费。几天之后，青岛的山东大学、开封的河南大学、沈阳的东北大学的教授们都罢课抗议教育支出的短缺，要求重新调整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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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授们没有收到实质性的回应时，学生开始接手这个问题。5月13日，中央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各系代表会议，决定不但支持教授的要求，而且提出他们自己的一项要求。他们要求提高每月的食物津贴。公立学校对学生食物津贴的发放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时候逃亡到西南的学生与家庭消息隔绝，私人的资助中断。中央大学的学生要求每月津贴升至每人10万新法币。他们指出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5月，南京的物价已经上涨了4倍，所以他们的食物津贴应该是12月时发放的2.4万新法币的4倍。而事实上，他们只收到6万新法币或更少。医学院的学生起草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证明了以南京目前的物价水平，每月6万元新法币的食物津贴只能获得每日1859卡路里的伙食，而人体每日的必需卡路里是2584。然而，学生的要求被拒绝。教育部要求他们安静地投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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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其他事件的压力也在积聚。比如，教育部发布了一条即刻生效的新命令，要求全国所有应届中学毕业生参加统一终考。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发起了抗议活动，并立即得到了其他城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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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科大学的学生在5月4日因为张贴通告和标语与警察产生了冲突。在接下来的厮打中，有两名学生和一名警察受伤。于是全体学生罢课。市长吴国桢同意承担受伤学生的医疗费，但是拒绝在调查结束前采取措施惩办警方。学生不满意这一解决方法，随即动员上海地区的34所高校和中学，获得他们的支持，并于5月9日再次将他们的要求呈至市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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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两起最戏剧化的事件是杭州英士大学以及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征用了火车，试图将他们自己运送到南京以向政府请愿。交通大学是内战时期活动在学生运动前沿的一所技术和工程学校，它的问题涉及教育部下令废除航海与船舶工程系。学生认为这是南京的反动分子试图肢解他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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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拒绝了要求撤回命令的请愿。在首都参加了请愿的学生代表带回未来将有更多科系被削减的传闻。交大学生计划一起去南京，发誓只要学校的威胁不解除就不返回上海。5月13日早晨，2800名交大学生几乎倾校出动，携带着铺盖和20天的口粮聚集在上海北站。铁路官员不允许他们使用客车，但是几个大四学生搜索了调度场，发现了一台他们可以开动的老式火车头。他们把几节运货车厢连在火车头上，学生爬上车，火车开往南京。与此同时，沿线第二站的一部分铁轨被拆除，以阻止火车行进。学生没被吓倒，连夜修理铁轨。武装护卫站在旁边，但是并没有干涉。最后，大约在早上7点30分，市长吴国桢通过扩音器宣布教育部长朱家骅已经在晚上从南京启程，同意接受学生的要求。这是少数的几次学生赢得干净利落的胜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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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学生的行动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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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星期，许多学院和大学举行一系列连续的罢课和示威。这些罢课和示威围绕着种种议题，有的问题事关大局，有的问题仅局限于个别学校。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课。罢课开始于5月17日，抗议内战和政府对师生生活状况漠不关心。北大和很多其他大学紧随其后，举行自己学校的罢课。学生走向街头，公布抗议与罢课的原因。5月18日，成群的学生在市中心进行宣传活动的时候被青年军208师士兵袭击并殴打。[29]8名学生受伤。在当晚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来自11所学校的学生聚集一堂，计划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回应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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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计划在5月20日举行一场大游行，当天还将有许多游行在各城市举行。此外，来自天津和唐山的学生代表在5月18日左右在北京碰头，组成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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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做出反应，想要阻止计划中的5月20日示威。5月18日，行政院在南京召开会议，公布《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该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罢课、游行和请愿。当地执法当局被授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执法。第二天，7000学生手持破饭碗在上海的街头行进。当天傍晚，该市警备总司令从南京返回，对新闻界宣布，只要暂行办法在有效期中，就不会再有示威活动。他说，该指示来自于蒋介石本人。根据美国大使馆消息，蒋介石告知一批大学相关人士他已经发出了禁止示威的命令，并准备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其执行。他还告诉这批人士，共产党领导了学生的抗议。这意味着最初在1945年11月和12月被昆明当地代表采用的手段现在被中央政府官方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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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当局在开始时很克制，不使用武装来镇压学生运动。5月18日青年军的袭击是极少见的例外。这显示了北平当权者内部，北平和中央政府之间，对于如何更好地对付学生存在着分歧。北平对《临时办法》发布的反应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发布的第二天，北大校长胡适在采访中表示，《临时办法》很明显是针对南京和上海学生请愿的强硬行为的。当然，他继续说道，政府没有对北平学生简单的宣传活动耿耿于怀。天津《大公报》表示：“由于公告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蒋总统的公告将当地当权者置于困难的地位。”李宗仁将军——蒋介石的北平行辕主任，召集100多位教授以及大学的行政人员，开会探讨形势。会议一致同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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