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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一支以纽约银行家珀西·约翰斯顿以及美国陆军副部长威廉·德雷珀为首的委员会到达东京，作为到日本和韩国进行紧凑的实地调查任务的第一站。该团体4月7日回到美国，其成员立即宣布了结论，并在4月反复重申该结论。他们的调查证明麦克阿瑟以及陆军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复兴日本经济必须成为美国占领的首要目标，这需要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5月19日公布了委员会的报告。总统杜鲁门把用于恢复日本经济的1亿美元纳入1948—1949年度财政预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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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日本占领政策的改变成为中国报界广泛议论的话题。5月份，中国校园内，反饥饿和压迫的口号几乎全部让位给了抗议美国对日政策的新口号。这场新的风暴让美国大使馆摸不到头脑，美国大使馆得出结论：抗议实际上是对美国资助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的”攻击。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援华法案》，在1948—1949财政年度内，授权拨出3.38亿美元进行对华经济援助，再拨出1.25亿作为对中国政府的特别补助金。现在，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所有反对内战的人谴责这样的资助。这样的资助被认为企图支持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延长他与共产党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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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学生并没有完全了解是什么引发了以上的企图，到了1948年，老一辈知识分子却已全然明了：美国支持蒋，并且无论他的统治多么乏力都将继续这样做，只因为蒋是反共的。但是单单经济援助无法让他取得对其主要敌人的胜利：只有积极的美国干预才能做到这一点。当各地的人们都在推测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的时候，国民党坚定分子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如此被美国人自己大张旗鼓地宣传的美国对日新政策，被认为是在日益发展的冷战的背景下对中国最终和平的更大威胁，排在美国增加对国民党经济援助之先。从事后看来，如果美国和共产主义势力的战争爆发，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基地，而中国将成为战场——这样的担心在两年之后几近成为现实，只不过中国战士战斗在朝鲜而不是在中国的土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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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当局的行动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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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和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学生对此做出反应。演讲、讨论会、街头宣传、墙报以及诸如此类以往的活动又开展起来。5月4日，来自120所上海大学和中学的代表在交通大学校园聚集，成立上海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其他城市的学生很快加入到抗议活动中来。5月30日，北平建立起相似的华北学生反美扶日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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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心情可从一份民意调查中窥见一斑。该调查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学术研究部在5月18日和19日发起。940位学生和教职员工给出了回复。占绝对多数的被调查者同意日本法西斯已经死灰复燃，这将导致另一场日军侵华战争。在被问及学生和知识分子能对现有该局势做些什么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动员中国民意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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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法学院也发起了一次相似的调查。有1613人参加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很相似。特别让学生愤慨的是，一些报道称：海南岛的铁矿石正出口至日本；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指派为开采广东和海南岛的经济资源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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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指定5月23日开始的一周为“反对美帝扶日周”。6月1日，上海高校的338名校长和教授签署了一份致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抗议美国对日政策。两天后，一份相对温和的刊载于官方《中央日报》的社论要求公众对“名为学生，实为共产党军事间谍”者煽动的反美运动与一些工商界和教育界对美国对日政策发自内心的怀疑加以区分。后者被要求将一些问题留给专家，包括：工业发展到何种水平日本的军事能力将得以恢复，何种水平为维持日本人民生计所必须，等等。不管怎么说，报纸劝诫，反美运动必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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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华美国人开始发表一些无益于平息事态的言论。在5月25日、26日和27日，美资的《大美晚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谴责圣约翰大学的反美运动。报纸提醒学生，他们的大学是由美国基金资助的，如果不是美国攻打日本的军事努力，学生不会像现在这样在上海享受着自由。美国驻沪总领事约翰·M．卡博特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5月30日的美国阵亡将士追思仪式上，卡博特提到圣约翰学生运动的发言被援引：“很多（美国）人将不愉快地反驳：正是因为美国人的慈善——他们把自己微薄的所得贡献给知识和思考力，学生才得以接受教育，而因美国农民的劳动和美国纳税人的慷慨才得以为生的学生不应该传播对美国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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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及美国大使的一篇声明同样招致了中国报纸的尖锐反驳。6月4日，大使司徒雷登警告学生在美国正准备对中国政府实施新的大规模援助项目时，反美运动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引起抗议的问题，他声称：“我倒要看一看，谁能拿出点滴证据证明日本军事力量的任何组成部分正在恢复之中，证明美国方面除了确保它永远不会东山再起之外还有任何别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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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学生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情绪，这样的威胁有点过了。有的人试图这样解释：大使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被迫做出以上的声明。他们相信，如果他依旧是燕京大学校长——一个直到1946年被任命为美国大使，他担任了25年的岗位——司徒雷登博士将不会发出如此不恰当的言论。作为回应，来自北平高校的437名教授称司徒雷登博士为他们的前任同事，提出证据证明美国确实在恢复日本的军事能力，重建日本，而没有以历史为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将再次可能成为受害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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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教育部次长表达了公众对司徒雷登大使声明的赞同。但是立法院院长孙科颇有微词地做出批评，说用威胁的语气对中国人民说话是错误的，因为这将“产生敌对而不是化解问题”。公众总体的批评增多。最后连《中央日报》也在6月18日在社论中表达了希望，希望美国注意它对日本的扶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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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反美运动中，早先学生标志性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游行变少了。学生转而集中于教育性的活动，比如街头宣传队、记者招待会、散发抗议书以及校园集会、罢课、漫画展，及诸如此类的活动。一场原定于6月5日上海举行的大型游行，由于严格的安全措施而受阻。设法绕过学校周围警卫线的学生来到原定举行游行的外滩公园附近时，发现自己被数百警察、骑警以及装甲车包围。6月9日北平，警察向游行学生开火，还用警棍和石块袭击他们。在昆明，6月17日，在游行过程中发生了逮捕事件。学生对此的抗议一直延续到7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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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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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日本复兴问题上对公众意见的表面顺从，并没有减轻它对学生的不信任。8月18日，中央新闻社发表了题为《共党特务煽动无辜学生制造学生动乱之无可辩驳的证据》的文章，该文章被上海几乎所有的中文报纸登载。该文章指出过去几乎所有的“学潮”都是由共产党特务组织和领导的。紧急经济改革项目——政府通过重振经济来重拾公众信心的最后努力——在第二天启动。同样在8月19日，政府宣布特别罪犯法庭将处理所谓的政治犯。法庭立即开始发布逮捕令，逮捕被怀疑煽动最近几次抗议活动的学生。读者甚众的周刊——《观察》的主编储安平，指责当局巧妙地安排了行动时间，将惩治学生与打击不法商人和奸商的经济改革措施安排在同时，试图通过大快人心的后一举动，来争取人们对前一举动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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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有流言说，将被逮捕或被传讯的名单包括300名上海学生、300名南京学生、248名北平学生以及其他城市各几十人，包括武汉、广州、杭州、重庆、成都和青岛。共产党刊物后来称，1948年秋，光是从上海地区逃亡到解放区的学生就有几百名。以上说法的准确性无从考证，但是实际被捕和被传讯的学生数远比开始所称的要少。[45]到9月末，上海被捕学生数为80—90名，南京180人，北平100人，昆明80人。其他城市的数目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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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审讯期限延长了。在上海，在逮捕学生两个月后，正式指控却迟迟未提出。10月16日，被捕学生家长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采取行动尽快结案。两天之后，40名学生被无罪释放，26名其他学生被正式起诉。在被起诉的学生中，不同报道称其中10名被判两年或以下的短期徒刑。剩下的依旧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共党特务而被无罪释放。另外，大约20名学生无法被正式起诉，因为调查者认为他们的罪行“不那么严重”。但是当局认为这些学生应该在少年感化院待上一段时间。不幸的是，上海没有这样的机构，所以学生被羁押在监狱里。1949年1月，司法部命令特别法庭解散，所有未被判刑的政治犯均予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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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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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抗议很显然没有对美国复兴日本经济的计划起到什么作用，但是运动的确使得中国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日本的复兴上。虽然中央政府没有采取实质的行动抚慰人们的恐惧，它的确最终顺应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民意。这表现在6月18日的社论和诸如此类上，还包括了前行政院院长张群在夏末对东京进行的非常公开化的访问。张群回到中国后宣布了他的发现：美国已经解除了日本的武装，军国主义已经被根除，云云。批评者依旧没有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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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前一年做出的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平息学生运动的决定照行不误，相应地，政府的威信继续下滑。在报界，政府的智慧被尖锐地怀疑。同样被严重怀疑的还有“所有学生抗议是由共产党特务组织和领导的”这一指控。此时对政府的普遍批评在于它的策略只能把学生推得更远，让许多本来不会这样做的人转向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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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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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学生运动的发展时，焦点往往集中在学生自身以及他们的目的、组织、活动和取得的成就上。这些特点在一系列与国民党当权者的对抗中结合在一起。它们的作用不但让学生阶层更加坚定地反对政府，也使得政府在其他阶层人群眼中失去威信。剩下来要讨论的是学生与内战另一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此，下面将探讨三个问题：（1）共产党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看法；（2）共产党对运动的影响；（3）学生对两个对抗政党的比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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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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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的不肯让步相比，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实用主义和灵活性的楷模。事实上，共产党对学生示威也存有保留。一份毛泽东写于1939年的声明经常在内战期间被引用，它很典型地说明了共产党对学生和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毛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46]但是他依旧承认他们能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共产党人对学生运动予以公开或秘密的鼓励，将其作为动员民意反对政府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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