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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学生运动的发展时，焦点往往集中在学生自身以及他们的目的、组织、活动和取得的成就上。这些特点在一系列与国民党当权者的对抗中结合在一起。它们的作用不但让学生阶层更加坚定地反对政府，也使得政府在其他阶层人群眼中失去威信。剩下来要讨论的是学生与内战另一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此，下面将探讨三个问题：（1）共产党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看法；（2）共产党对运动的影响；（3）学生对两个对抗政党的比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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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对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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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的不肯让步相比，中国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是实用主义和灵活性的楷模。事实上，共产党对学生示威也存有保留。一份毛泽东写于1939年的声明经常在内战期间被引用，它很典型地说明了共产党对学生和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毛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46]但是他依旧承认他们能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共产党人对学生运动予以公开或秘密的鼓励，将其作为动员民意反对政府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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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继续依靠武力，将它作为捍卫各自利益最有效的途径，然而似乎只有共产党才意识到支持普遍反战情绪可获得的政治资本。毛在“一二·一运动”发生之际写道：“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47]毛并不避讳他支持和平运动的声明中包含着政治目的。然而，这种支持政策代表了民主和集中这对孪生原则的应用——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和行动中，民主集中制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结果是出台的政策迎合——而不是嘲讽了——普遍的对和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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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保留态度依旧存在，甚至当它鼓励学生进行抗议运动时也是如此。在一篇赞扬昆明和其他地区学生反战抗争的文章里，一名《解放日报》的记者就学生未来的工作给出了一些建议。由于担心他们低估工人和农民的重要性，他强调了工农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指出他们组成了抗战和创建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力量，并表示了他的希望：“你们将与当地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联合起来，要消除你们在他们面前的优越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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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在评论北大学生被强暴后的全国反美示威时，《解放日报》对学生的努力不吝赞扬之词。但是依旧不乏警惕和劝告：“你们应该珍惜这次斗争的经验，加强你们的团结，更加坚信和平、独立和未来民主斗争，并且发扬你们的英勇精神。”[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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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共产党在内战期间政治上的指导纲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50]尽管学生运动有种种不足，毛认为它是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先锋。1947年5月30日，在为新华新闻社撰写的社论中，他宣称：“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于是尝试在可能的场合对学生和其他人群的抗议予以支持，并试图影响这些运动的方向，同时对政府的窘境加以利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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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和其他因素对学生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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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怎样理解国民党的具体指控：学生抗议运动是由活动在学生中间的中共地下党特务和间谍发起的呢？[52]共产党在当时自然没有表态，但是在后来他们也宣称共产党和其地下骨干领导和组织了1945—1949年期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3]但是有关以上领导活动的确凿细节却依旧很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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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数年后回忆：在共产党占领北平后不久，该校大约有50名地下工作者公布了身份。一名女性回忆：当时在学校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与她一起担任干部的几位学生在解放后都亮出了共产党干部身份。一名男子后来称：他在上海读大学期间已是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在另一个案例中，两名浙江大学地理系应届毕业生在1948年加入了福建省一所中学的教师队伍。此后不久，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一个民族舞小组和一个歌唱小组。至少有很多较年轻的学生，甚至不明白当时教授让他们学唱的一些歌曲中已表现出明显的亲共迹象。[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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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29日的《解放日报》刊登的文章简述了交通大学内的共产党政治小组的历史。该支部20年代成立，1933年被捣毁，1937年重建。1945年8月，它仅有12名成员，但是它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该政治小组在1947年8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期改组成总支部。[55]文章称党支部不但在学校内组织了社会、学术和福利活动，而且在幕后策划了内战时期交大学生参加的几乎所有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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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暗示该组织控制了交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有具体事例为证：学生团体干部李俊良在1948年抗议美国扶植日本运动期间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初，共产党解放了北平和天津，交大的党组织经历了相当快的扩张，为上海的解放做准备。1949年4月，400名交大学生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在上海的最后行动之一是处决了穆汉祥和史霄雯，前者是交大党总支委员，后者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在4月26日晚间校园遭到突击搜查时与大约40名同学一起被捕，这时距离共产党军队进城只有一个月。[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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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说1947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学联刚建立时还没有与共产党建立密切关系的话，此后不久，它就与共产党过从甚密了。该联合会在成立后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后来有人说它的总部一直在上海。该总部在1948年底迁到了解放区，它的负责人在12月中旬到达石家庄。迁移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筹备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14届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以及正式重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同时，上海留下一个办事处，以便“促进国统区的学生运动”。[57]上海解放后的24小时内，上海学联浮出水面，并在上海的北部和中部开展工作。联合会的一名发言人告诉《大公报》的记者，上海300所大学、学院和中学中，大约80所与联合会有“经常的联系”——他没说时间有多长，但是剩下的学校依然“相对落后”。联合会的任务就是尽快地与他们都建立联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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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些回忆和述说多么简略，而且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它们还是指出了在国统区学生中间确实存在着地下党组织。它的成员数目随着共产党胜算的概率逐渐扩大而迅速增长。但是由于缺乏更实质的信息，不可能做出任何对这些骨干总数的统计。他们的任务并不轻松。就像前面所说，政府在学校里也有学生作为耳目。由于他们提供的信息，大多数主要城市继续发生着逮捕学生积极分子的事件。被逮捕和被劫持的学生很多都从此杳无音讯。一旦确认共产党特务身份属实，惩罚办法将是处以极刑。用刑逼供是得到交代和信息的常用方法。根据一名消息提供者的说法，地下工作如此危险，以至于地下工作者只能集中精力搜集信息，进行社会活动和偷偷撰写小册子评论时事，比较抛头露面的真正领导工作是由其他学生完成的。因此，我们不禁怀疑，内战期间学生中的地下共产党骨干数目应该相对较少，他们对自己的行动顾忌也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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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想到了更重要的问题：对于抗议运动本身，共产党员施加了何种影响？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中的学生党员很可能对“一二·一”运动施加了相当的影响。同样，北大或清华的历史学社的共产党员可能影响了强暴事件后北平反美抗议的发展。后两次抗议运动涉及较广，影响较大，所以很难找出在什么时间点上共产党骨干可能会“领导和组织”学生。自然，共产党可能在组建全国性学生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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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生的普遍反应是如此直接和自发——这甚至在前两场抗议中已得到充分体现——使得对“共产党煽动”的指控几乎失去了意义。这样的指控暗示了如果不是地下共产党员煽动者的出现，学生抗议运动将不会像现实中那样发展起来。但是考虑到运动中大量非共产党员的学生领袖以及广泛的支持——这样的支持是四场主要抗议得以开展的基石——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指控还暗示了更多的学生被误导用示威来反对政府和内战。但是学生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承认他们不介意共产党的很多主张与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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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5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评论了国民党政府发出的谴责，该谴责称最近一系列的国内动乱系共产党“精心策划”的。在报告中，司徒雷登称“共产党参与其中的问题”基本是纯理论上的。共产党当然对利用学生感兴趣，但是在每个案例中，动乱的原因都是出于对政府的不满。这些不满源于它自身管理上的无能以及它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安抚不满情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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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的中方消息源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涉入学生运动问题时无一例外得出了与司徒雷登大使相似的结论。以下文字都写于1948年4月到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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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较为保守的评论出现在5月27日的《立报》上。考虑到处理目前学生动乱的政府要员自己在过去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人们不禁对他们没有更具同情心地看待学生运动感到奇怪。大部分学生“纯洁而热烈”，参加反政府活动只是因为他们对政治形势不满。社论指出学校中无疑存在着共产党特务。社论接着严厉谴责政府也安插了自己的“职业学生”。“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清除出去？”社论提议，“此外再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支出，采用进步的教育政策，杜绝官僚和政治家管教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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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上海《大公报》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但是更倾向于将学生问题看成是政治大局的反映。既然政府已下定决心镇压共产党叛乱，它就不可能让中国共产党在学校中太过嚣张地开展活动。但是在处理学生动乱上，政府应该先试图了解它的真实性质而不是错误地将一切都归咎于共产党。7月16日，同样是这份报纸，一份措辞更严厉的社论宣称：“任何想要用暴力对付青年的人都不大懂得他们的心理，同样他也不懂得什么是教育。将所有的青年学生都看作是（共产党）匪徒将迫使他们加入对立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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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北京杂志《新路》以及上海杂志《中建评论》都表述了与上文相同的观点。前者提出既然青年学生容易过分激动，如果有外力试图让他们偏离原先的道路，他们只会更坚持初衷。既然政府官员那么腐败，年轻知识分子愤起抗议也属情理之中。然而，这不意味着大批的学生为共产党工作。[61]《中建评论》称，政府用专横手段对付学生是共产党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吸收新成员的最佳机会。[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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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观察》的赵超构提出，敌对双方往往在战时将秘密特工渗透至对方的阵营，因此共产党特务利用时局加剧学生的骚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认为共产党独立创造和控制了令政府如此提心吊胆的“学潮”是不合理的。假如确有共产党的加入，他们将跟随学生，而不是领导他们。提到8月18日中央通讯社文章宣称“每场学生骚动都是由共产党特务领导的”，赵强调，人们想知道在政治和学术领导人都无法驾驭学生的时候，在艰难条件下工作的敌方特务，怎么可能对学生施加如此巨大的领导作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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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观点中得出的一点共识是：共产党骨干不像一些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对学生抗议运动负有责任。几条有据可查的间接证据也证实了该结论。比如，1947年5月和1948年夏末，政府最终释放了绝大多数在上海被捕的被怀疑为共产党特务的学生活跃分子。但凡有任何证据，政府肯定会起诉他们，或者将他们按所控告的罪名定罪。我们只能认为要么在学生运动达到最高点时上海学校的共产党特务寥寥无几，要么大多数特务以众多学生活跃分子作掩护，藏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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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说明共产党对学生运动没有影响，只是他们的主要影响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不幸的是，又一次地，仅有间接证据作为佐证。其中对三名年轻人的审讯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三名年轻人被控告受共产党指使在浙江大学阴谋煽动学生骚动。1947年10月25日晚，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于子三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名同窗和两个最近从大学毕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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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正式指控是：通过耕种一个商业桃园在经济上资助共产党叛乱以及通过密谋控制学生自治联合会来煽动大学内的学生示威。该事件转而引起轰动是因为于在狱中被审问时（据说是）自杀。[64]其他三人被确认罪名成立，各被判处七年监禁。在定罪后，这些年轻人被官方称为有罪的“共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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