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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北京杂志《新路》以及上海杂志《中建评论》都表述了与上文相同的观点。前者提出既然青年学生容易过分激动，如果有外力试图让他们偏离原先的道路，他们只会更坚持初衷。既然政府官员那么腐败，年轻知识分子愤起抗议也属情理之中。然而，这不意味着大批的学生为共产党工作。[61]《中建评论》称，政府用专横手段对付学生是共产党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吸收新成员的最佳机会。[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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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观察》的赵超构提出，敌对双方往往在战时将秘密特工渗透至对方的阵营，因此共产党特务利用时局加剧学生的骚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认为共产党独立创造和控制了令政府如此提心吊胆的“学潮”是不合理的。假如确有共产党的加入，他们将跟随学生，而不是领导他们。提到8月18日中央通讯社文章宣称“每场学生骚动都是由共产党特务领导的”，赵强调，人们想知道在政治和学术领导人都无法驾驭学生的时候，在艰难条件下工作的敌方特务，怎么可能对学生施加如此巨大的领导作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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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观点中得出的一点共识是：共产党骨干不像一些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对学生抗议运动负有责任。几条有据可查的间接证据也证实了该结论。比如，1947年5月和1948年夏末，政府最终释放了绝大多数在上海被捕的被怀疑为共产党特务的学生活跃分子。但凡有任何证据，政府肯定会起诉他们，或者将他们按所控告的罪名定罪。我们只能认为要么在学生运动达到最高点时上海学校的共产党特务寥寥无几，要么大多数特务以众多学生活跃分子作掩护，藏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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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说明共产党对学生运动没有影响，只是他们的主要影响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不幸的是，又一次地，仅有间接证据作为佐证。其中对三名年轻人的审讯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三名年轻人被控告受共产党指使在浙江大学阴谋煽动学生骚动。1947年10月25日晚，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于子三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名同窗和两个最近从大学毕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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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正式指控是：通过耕种一个商业桃园在经济上资助共产党叛乱以及通过密谋控制学生自治联合会来煽动大学内的学生示威。该事件转而引起轰动是因为于在狱中被审问时（据说是）自杀。[64]其他三人被确认罪名成立，各被判处七年监禁。在定罪后，这些年轻人被官方称为有罪的“共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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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告资助共产党的学生很少受到公审，但是这一次却设置了公审环节，报界相当详细报道了审判程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死去学生按了手印但没有签字的供认书以及其中一位被告人一份相似的未签字的承认控告的声明。法庭被告知他当时拒绝签字。在庭前证词中，三个被告否认了所有他们在共产党指使下行动的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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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的证词和辩方律师的陈述，这几个年轻人都是新潮社的成员。新潮社与共产党的一个社团重名，但与它没有任何关系。该社团于1945年在浙江大学成立，到1947年11月成员数有17人，所有人都是农学院农艺系的学生。17个成员中的13位最近毕业，住在7所不同的城市和台湾。不过，该社团每一位成员被要求将每月收入的5%贡献出来，作为运作桃园的基金。学生们尝试培养一些新栽种的、三到四年内不会结果的桃树。社团还发行一份只包含农业文章的墙报，该墙报在大学已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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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共产党唯一实质的联系是他们被捕时搜出的书和小册子。他们承认小册子在社团成员中流通。成员们被要求学习完书目列举的阅读材料后写报告。有的书目以及学生拥有的资料是共产党出版的。被告强调所有的资料来自政府认同的合法书店，有的书购自重庆。指控称被告采用共产党人的学习方法，也就是读完相关资料后写报告。被告在为自己辩护时回答，没有人看过这些报告，社团的学习事实上基于一篇题为《学习哲学的问题》的文章。该文章发表于一份与共产党无关的学术杂志上。[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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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学生的陈述可以姑且信之，该案件也许提供了一幅比法庭裁定更真实的画面，显示了共产党对学生影响的性质。似乎很有可能年轻人出于对共产党的阅读材料感兴趣，而不是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密谋任何行动而受到惩罚。根据一位浙江大学前学生的回忆，20世纪30年代该校确实存在着一个共产党政治小组，这样的组织在1947年同样也应该存在。另外，地下共产党员确实试图在学生中传播阅读资料。但是于子三案出示的证据中，没有一个显示被告实际上是秘密特务。加诸他们的宣判也不支持这点：考虑到正式控告的严重性，这些年轻人本来应该被判死刑——而不用大费周章地公审。当局将该案例公开似乎是想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此举看上去不像是要“彻底切断浙江大学农学系与共产党之间的一切秘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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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证据的确显示学生对共产党这个（执政党）备选项非常感兴趣，以至于明明知道被发现后果不妙——当时人人都知道这点——还在继续学习相关知识。国民党领导不信任学生运动有一定道理，但是错在原因。学生抗议活动与延安广播或共产党报纸口径常常一致，很显然更多的是因为共产党出于政治敏感表达了对学生反政府反内战活动的支持，而不是共产党影响了这些运动。另外，内战本身使得学生阶层内部对国共冲突的升级和共产党反对者的性质产生了好奇，信息的匮乏更增长了这种好奇。然而就是在这些较为公开的互动层面：对公认问题的共同关注，对（执政党）备选项共产党的好奇——共产党也许在此时对学生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国民党领导坚持声称——并且显然相信——一个小而具有战略意义的共产党骨干小组对学生的抗议负有责任，因此他们从来不严肃地试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学生参加了抗议。假如政府这样做了的话，它将能理解为什么它的青年工作者无法获得大众追随，无法让大众拥护战争和国民党。学生的不满特别聚焦在几个方面，抗议之激烈似乎都应该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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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阶层的高度政治性植根于中国学生的近期经验，除此以外，还源于学者不仅精于学，而且专于仕的传统角色。学生很明显相信他们能动员起民意，然后凭借这种方法给政府施压，使后者回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观点与上溯至1919年“五四运动”及之前的20世纪学生行动主义传统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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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较近一些的抗日战争经验为学生扮演反战抗议者这一新角色做了准备。当来自北大、清华、南开和其他学校的学生踏上了艰苦的去西南的旅程，他们是作为一群抗日爱国战争的先驱在跋涉。[66]他们离开了家，离开了在中国顶尖教育机构井然有序的安全生活，忍受了这种背井离乡和颠沛不定的流亡生活——包括食物、住房、教育设备的短缺以及教学质量的下降——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长期战争的艰苦。评论到学生怎样受到抗日战争的历练时，《京师日报》主编余才友写道：“昨天的学生主张‘民主’，主张‘科学’，反‘帝’，反‘封建’，这理想到今天还没有改变……不过，今天的学生的理想是通过了社会的磨炼的，他们的热情是通过了社会的冷压的。所以，今天的学生的言行是更结实，更坚定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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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内战期间学生运动最激进的势力不在平津地区——那里主要的学术机构已经随着政府迁到了西南部，而是在大量学校和学生原地不动的上海和南京。日本的占领为这些学生提供了一组不同的经历：学校中国民党影响的中断，国民党恢复管理以来的秩序混乱以及幻想破灭、政府从战时转到和平时期教育新政策的不公正。鉴于学生行动主义的传统，反战和与国民党政府敌对这两个互补的主题势必在内战时期主宰着学生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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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7年，围绕着具体问题：内战带来的生计艰难和政府采用压制措施对付抗议运动，这两个主题合而为一。具体问题之二随着教育系统由国家资助和之后政府对学术生活多方面的干涉而变本加厉。因为这些问题直接触及了学生的生活，使得年轻人倾向于接受并践行前辈知识分子的智慧论述——后者估量了国民党统治的性质以及全民族为维护它的统治所必须支付的代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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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作为政府注定要失败的改革措施的结果，南京—上海地区的经济困境到达了顶峰。[69]然而，学生的经济困难不仅包括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失策造成的直接损失，还涉及毕业后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合格的文科学生——中国大学产出最多的人才——可以期望有相当稳定的职业，比如教师或者官吏。到了战争末期，在1947年毫无疑问情况在持续恶化，这类工作的薪水已经降至糊口水平了。更重要的是，在生活成本攀升和共产党控制领域逐渐扩大的双重打击之下，可供职位的数目本身也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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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据估计北平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将有三分之二找不到工作——虽然工科学生比文科或法科学生状况要好一些。一年之后，交通大学800名工程技术类毕业生中，只有少数人仍对找到工作抱有希望。以前，国家资源委员会吸收了很多交大毕业生。随着共产党控制了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区域，委员会在1948年夏几乎没什么工作缺口。[70]直接由战争造成的生计艰难就这样变成了个人问题，这让贯穿于学生抗战运动始终的“反饥饿”主题具备了现实性。战争产生的经济动荡必定对学生的反战抗议有很大的助推力。[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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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政府试图控制学生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已经追溯了这些方法造成的学生的逐渐疏离。“学生被共产党操控”的设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拟定的政策，明显地与现实有出入，由此制造出来的问题令政府左支右绌。在这方面最事关重要的不是为了躲避逮捕而逃到共产党辖区的人，因为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政府把所有学生活跃分子都无差别地当成共产党嫌疑犯，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就像我们过后会见到的，这不一定会使得学生在总体上亲共，但是它激化了他们对政府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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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学生分辨不出他们中间的共产党特务，因为特务不敢表现得太出格，至多像一般学生活跃分子那样。但是不论是谁，都因为反映了学生阶层的普遍情绪，而被一律威胁、殴打和逮捕。政府喊“狼来了”次数太多被学生不齿，后者不时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领袖逃逸而不过问他们究竟是不是共党分子。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此政府在与学生打交道时犯下的致命错误之一是相信只要把他们当中的共产党煽动者除去，学生的抗议运动就能得到平息。[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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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平息”学生骚动的努力的失败是因为它拒不承认关于学生抗议运动的一些事实：学生抗议运动是自发的；让学生变得激进的是内战本身和政府的压制对策；在运动中最活跃的学生，与国民党的青年工作者不一样，是真正的学生领袖（他们的表率作用体现在行动主义和智能方面），代表了普遍的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国民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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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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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生和政府之间的鸿沟加深，除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学生并没有显示出对哪一个政党更为青睐。比如，从学生运动的措辞中就看不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这个被禁话题文献资料的缺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要试图估计共产党事实上在学生中拥有多少支持以及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政治上改投共产党的意愿，这个问题就变得至为重要。毛泽东毕竟在1947年5月示威的几个月后提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73]。这是相当准确的评价还是抑或毛不以为意地用了一点修辞？各类报告各执一词，表明这个问题甚至对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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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8年进行的两次的学生民意调查，呈现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两份调查中，一份于12月13日上海大学完成，参加调查的有约1000名学生和教师。没有材料表明这些受调查者是如何选出来的以及进行调查的是些什么人。调查结果发表在一份国民党报纸《东南日报》上。对于国共争端的问题，大家的反应是：15.9%的人赞成把反共战争进行到底，72%的人赞成成立联合政府，8.4%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分治，3.7%赞成共产党一党专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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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加系统的、对在美中国留学生实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了相似的结果。该调查由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发起，在1948年3月和4月进行。调查者向当时在美国不同大学的中国学生发出了2300份问卷，收回问卷714份。在寄回问卷的学生中，48%在1947年秋或以后来到美国，33%在1944到1947年间抵美。他们对问卷中8个问题中的5个的回答如下所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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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你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应该做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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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查者的百分比（%） 没有回答 2.4 耕作者所有 33.0 成立合作农场 46.5 成立集体农场 9.8 没有变化 6.6 其他 2.1 问题2：什么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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