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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也就是罢工第四天的清晨，一支由3000名士兵和警察组成的武装部队包围了纱厂——工人们已经封锁了工厂，并修好了防御工事。警察发起了进攻，工人躲在工事后面，从屋顶上投掷石块、家具、油桶和铁棍。在某一个时刻，他们甚至用一辆工厂的卡车堵住了装甲车进出的道路。后来经过确认，在当天带领工人与警察战斗的工人领袖中，有4个是共产党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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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电力公司。早在1925年，该公司就成立了党小组了。据说该公司的党支部是前面描述过的1946年1月工人罢工背后的主导力量。这次罢工后，党支部发展了15个新成员。在1947年9月的富通事件后，政府试图取缔电力公司工会。警察于9月19日晚突然搜查了富通印刷厂，声称该印刷厂是中共设在上海的宣传机构。在这次搜查中，15名店员和6名上海电力公司工会成员被捕，他们当时正在校对最新一期由工会文化部创办的工人杂志。[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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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以后，电力公司派出工人代表与政府协商，要求释放他们的同事，与此同时，来自电力公司3个主要部门的将近2000名工人聚集在上海社会局门口抗议，并在那里停留了8个小时。社会局随后命令工会停止所有活动并等候重组。此外，社会局还责令电力公司解雇上海警备司令部指名的29个工人，他们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市政府和警备区随后下令逮捕这29个工人，“以便一劳永逸地根除麻烦”[57]。针对政府的这些做法，法国电车公司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很快，英国电车公司、几家纺织厂和机器制造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全市民众都同情被捕的工人，209个工会的领袖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支持持续了数天的抗议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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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通印刷厂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宣传机构”。[58]富通事件后，许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从上海逃到了解放区。此外，电力公司工会的领袖和上海电力工人工会的主席王孝和被捕。随后，王被上海特别刑事法庭判处并执行死刑。[59]根据1949年后的公开资料，王孝和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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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公司是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1937年就建立了党支部。日本投降后，永安百货公司党支部与包括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在内的其他商店一起组建了三区百货业工会。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放针对工会成员子女的医疗贷款、紧急贷款以及教育贷款。此外，工会还建立了6个小型图书馆、1个戏剧小组、2个乐队、1个300人的合唱团，并经常举办讲座和讨论会。到（1947年）“二九事件”发生时，该联合工会已经拥有了超过100家商店的4500名成员，“二九事件”是这一时期工人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又一次冲突的著名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大群手持木棒和铁棍、不明身份的暴徒冲进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现场，对与会者进行了野蛮殴打。该筹备委员会是中国国货公司为了纪念公司成立14周年而创立的，并得到了三区百货业工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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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国货运动是由中央政府本身发起的。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中央政府在1946年11月宣布了进口产品的临时限制措施。政府还增加了新的工业生产贷款，宣布了旨在鼓励出口的专门措施。为配合这一政策，中国总商会发起了购买国货运动，各省的商业协会纷纷响应。在上海，市参议会发布公开声明，敦促人民购买国货，抵制国外产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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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下旬和1947年1月，北平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这一事件以及同时期的购买国货运动促使人们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这让致力于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国民党政府十分尴尬。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商人开始抗议国民政府的进口限制。一家亲政府的报纸报道，一些“有野心的政治家”试图把支持国货的合法活动变成反美的抵制活动。[62]不仅如此，据说郭沫若和经济学家马寅初在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做了发言，这两人都是知名的左派人士和国民党政权的最直率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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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星期六）早上，军警闯进了工人集会会场，袭击了与会的几百名工人。包括梁仁达在内的10人受了重伤，梁是永安百货公司皮鞋部的一名员工，不久因为颅骨损伤而死亡。人们普遍认为行凶者是秘密警察和政府雇佣的流氓打手。[63]毫不奇怪，这一暴行只能引发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这一次，工厂管理层站在了工人一边。上海几家最大的公司的代表公开声明支持购买国货运动以及公司员工集会自由的权利。[64]或许是考虑到梁仁达的死亡在民众中激起的普遍愤怒，政府又等了几个月才对百货公司工会采取最后行动。在9月30日，包括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施君在内的至少9个工会成员和领袖被捕。社会局下令工会暂停所有活动并等候重组，理由是“工会中相当一部分负责官员已经被匪党吸收并蓄意在城市中制造动乱”[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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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公开资料显示，陈施君当时三十来岁，他在中国国货公司广告部工作时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工会中其他行动活跃的党员包括丁胜雅以及韩武成，他们是永安公司陶瓷部的职员。[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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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确凿的证据表明，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其他许多指控其实是有根据的。另一个劳工案件是朱松茂的“悔过”，据称朱是南京—上海地区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负责人。1948年6月，朱在无锡火车站被捕。根据朱在政府主办的报纸上发表的声明，大约有800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开展各种反政府活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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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另一项指控是共产党在天津地区进行地下活动。从1947年12月3日到1948年2月18日，政府在天津逮捕了83名犯罪嫌疑人。其中40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剩下的43人被转移到天津警备司令部。这一时期，共产党天津地下工会组织的许多领导成员都被捕了，他们包括李万川和张毓川。被怀疑是天津地下组织领导人的余达生在12月逃到了解放区，但他的妻子留了下来并随后被捕。国民党政府对他们提出的指控包括：将物资运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天津煽动工人动乱、传播共产党的宣传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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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时期，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使得国民党政府始终无法有效地控制劳工骚乱。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地下活动和学生运动起到的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在许多次罢工和劳动纠纷中，共产党的鼓动和组织可能是决定性的。但如果我们将范围扩大到数千次以及更多参加罢工的工人，似乎并没有证据显示共产党要为所有的工人骚乱负责。当然，工人和学生一样直率简单，易于听从他人的意见，以至于常常被政府的死敌利用。工人和学生另一点相似之处是，他们要么不相信自己被利用了，要么不在乎自己是否被利用了，但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表达自己的诉求。此外，政府倾向于接受工人的经济诉求，这显示即使国民党领导者也承认这些经济诉求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并且正是这些经济困难造成了工人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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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产党的活动只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工人运动一种表面形式，而非根本原因。共产党不需要制造问题和不满，它们早就存在了，并且随处都是，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利用它们。以下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公众的普遍不满和易于为反政府势力利用的社会环境：（1）日本人的占领有效地切断了国民党对劳工的控制；（2）“二战”即将结束时，工人们普遍期望胜利能为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3）猖獗的通货膨胀和工商业减产破坏了战后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日益独立的工人以各种方式违抗政府命令，拒绝支持政府与共产党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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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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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同样重要的是，通货膨胀削弱了公众对国民党执政能力的信心。这反过来妨碍了政府解决通胀压力的努力。政治通缩和改革无效的情况愈加恶化，恶化的程度与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形成反比。因此，只要政府继续将增印钞票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类似工资冻结、货币改革这样的措施最多只能作为暂时减轻通货膨胀危害的应急方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不仅如此，这些措施常常考虑不周，没有得到严格地执行。公众则对它们怀有疑虑，反应冷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改革措施成了新的“负债”——不仅没有完成政府声称要达到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加剧了它们原本想要改善的情况。记者和作家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的“反复试验法”表示质疑，社会各界公开表示他们对政府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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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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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因为成本上涨而遭受最严重损失的是那些依赖国外市场和不得不与突然涌入国内市场的国外产品竞争的行业。制药、造纸、水泥、烟草这样的行业首先受到了外国产品的冲击，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缫丝业和丝织业也遭受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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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底，政府调整了汇率，并采取了其他措施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但考虑到通货膨胀造成的整体严峻形势，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生产商面临的困难有：由实际购买力的普遍下降引起的需求减少、劳动力成本上涨、高利率、持续上升的燃料、水电以及运输成本、不断增加的贸易和生产税。[69]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不利条件最终导致1947年底工业产品的普遍减产以及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购买力的急遽下降。丝织、橡胶、水泥、烟草业是第一批被迫减产的行业。随后是内衣、化妆品、火柴、毛纺业，最后是棉纺业本身。[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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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政府不得不为几乎所有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承担大部分责任。这是因为：首先，政府制定了以增发货币解决财政收入的基本政策。其次，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混乱。例如，货币政策总在放宽信贷和紧缩信贷之间摇摆不定。背离市场的官方利率刺激了地下金融市场的繁荣，这些地下市场又为投机者提供了大量投机资金。政府在1946年向上海大米商人贷款，在一些官员的纵容下，这笔贷款被用作投机，导致大米价格的进一步上升。[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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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继续实行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对普通商品以及一般的商业活动征收名目繁多的高额税费，但对那些获取暴利的投机者的个人收入则不管不问。此外，政府的外贸政策导致贸易逆差，损害了国内生产者的利益。1946年11月的改革只是部分改善了这一状况。[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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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批评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明显地偏向于官僚资本主义[73]——在职或刚刚退职的政府高官控制的企业——和它们的合作者。这些人享有其他普通企业没有的优势，例如，他们可以利用与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弄到外汇，进口国外商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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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期望公众会支持政府的改革努力，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一旦政府推出一项措施，置身事外损失反而会较小。许多企业家变成了投机者，普通职员把积蓄换成黄金，而不是存在银行里，公众只会根据经济生活的现实做出相应的反应。因此，当政府1947年上半年推出债券时，许多资本家并不愿购买。在昆明，在被问到即将销售的政府新债券时，工商业和金融业人士表现得十分谨慎。基于这类债券过去带给人们的教训，他们表示，不经过“仔细考虑”就冒险购买新债券将是不明智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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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7年，已经有很明显的迹象显示，公众越来越不愿将他们的储蓄存到银行里了。更安全的方法是将手里的现钱换成金银，或汇到香港。政府规定，私人银行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央银行及其下属银行，这一规定遭到了人们公开的嘲笑和抵制。事实上，在几乎整个内战期间，官方利率和黑市利率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内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在遏制黑市银行或其他机构的活动上都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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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囤积居奇比工业生产更有利可图时，资本自然流入到这个领域。大量资金用于投机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抗日战争这已经是一个普遍问题了。内战期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加剧了人们投机的动机。通货膨胀不仅增加了生产的障碍，也为投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当时的投机活动主要包括：购买、销售、囤积商品；投机证券市场；以黑市利率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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