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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28日，中央银行已经发行了3000万金圆券，以兑换民众的金银和外币。但政府并没有制订任何措施把所有闲置资金吸引（或驱使）到生产或至少非通胀的领域中。[83]当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点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公众对政府的新币从来都缺乏足够的信心，持续的通货膨胀让存钱失去了意义。[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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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革方案在全国其他各地区未能有效地执行对上海的改革造成了更为巨大的压力。蒋经国在上海的强硬手段的确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价格稳定下来并保持了大约六个星期。尽管如此，即使没有多少经济头脑的人也明白，如果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上海不可能长时间不受这些地区的影响。[85]但很显然，这种可能性却被南京的经济规划者忽视了。在全国其他地区——这些地方改革措施并没有严格执行——商品价格仍在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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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底，上海已经成了一座经济孤岛。商人们或者预期政府会取消价格控制，因此停止向上海供应商品，或者将商品卖往其他地区。运往上海的大米在城外被外地商人买走，他们愿意支付比上海市场更高的价格。粮食储备不断减少，原材料的补给日益困难，囤积货物被定为刑事犯罪。许多面粉厂被迫减少了产量。上海电力公司得到的煤炭只有每月额定量的一半左右，不得不向市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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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由于进口成本的上升，政府为成品制定的最高限价居然低于生产成本。例如，某一等级的棉花最高限价是每锭707金圆券。但由于纱线生产商无法以限定价格购买原棉，他们每制造一锭棉纱就要亏损70金圆券。[86]政府没有制定任何规定保证上海能够得到持续的物资供应，定量配给民众必需的商品和材料，或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比例维持在合理的水平。[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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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问题还不止这些，10月初人们又得知了一个更糟的消息，政府又增发了2.2亿金圆券以填补财政赤字。政府在8月宣布，金圆券发行的上限是20亿，现在发行量已经达到了这一限额的50%。所有人都知道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东北和山东日益恶化的军事局势——政府军队在9月下旬丢掉了山东省会济南——进一步动摇了民众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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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与上述问题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最终打破了上海表面的平静。10月1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包括烟草和红酒在内的7种商品的税率。上海所有的烟草商店停止了营业，要求政府允许他们的提高售价，以弥补税率增加造成的损失。政府同意了销售商的这一请求。10月3日，当烟草商店重新开业时，香烟的售价上涨了100%。[88]这样一来，没有任何人再相信政府有能力稳定物价了。上海立刻出现了抢购狂潮。为了尽量减小预期中的新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人们都急着将手里的现金换成商品。所有人都尽可能利用商品仍然维持限价这一段时间。由于担心亏本，店主们开始缩短营业时间，或停止销售商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干脆完全停业。与此同时，黑市重新繁荣起来，被称为“旅行者”的商人将大量货物运出城市。[89]普通人用自己的资金购买商品，那些更富裕和精明的人则逃往更安全的地方，例如台湾、广东、四川、香港。[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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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试图扭转进一步恶化的经济局势，但他已无能为力了。蒋经国领导的大上海青年服务团在9月中旬组织了30—40个“巡逻小组”，每个小组招募了数千名工人，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改革措施的实施。这些工人每天在城内巡逻，调查黑市活动。当地居民一旦发现了违反紧急经济方案的行为，可以随时向这些小组汇报。上海电影公司收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指令，禁止在任何影片中讽刺新货币，违反者将以破坏民众对金圆券信心的罪名接受处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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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监管权力扩大到了整个江苏省、浙江以及安徽。当时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可惜为时已晚。媒体开始公开批评蒋经国的工作。一位评论者写道：“蒋经国在上海孤立无助。他的打虎行动只是暂时缓解了普通民众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得到上海真正有权势阶层的支持和配合。他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更具体地说，蒋经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工商业和金融业缺乏基本的了解。无论蒋经国的政治信誉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在前往上海之前，他并没有对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做好充分准备。他没有调查城市的生产需求。10月初当企业家提交生产统计数据，向政府反映困难时，他也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行动。[92]到10月底，大米、食用油、燃料这样的基本商品已经发生了严重短缺。而药品、奶粉、棺材、卫生纸和棉花已经完全从上海本地市场消失了。[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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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行政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通过了经济改革方案的“补充措施”，事实上放弃了此前的最高限价政策。[94]11月1日，南京特别刑事法庭的庭长宣布，那些因涉嫌违反8月19日禁令而遭到拘捕的商人将免于起诉。那些已经被捕、审讯、并被判有罪的人可以交保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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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上海的商品价格已经涨到8月水平的10倍以上。[95]11月8日清晨，猪肉价格还是每斤6金圆券，到上午11点，已经涨到每斤12金圆券。在一天之内，餐馆将价格上调了2倍到3倍。人们在米店门口排起长队，但一粒米也买不到。上海周围的农民在上一年获得了丰收，但他们担心金圆券马上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拒绝出售自己的大米。到11月底，政府开始明目张胆地突破自己最初宣布的20亿元上限，印发金圆券的总量已经达到了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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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经济改革取得的唯一成果是政府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价值1.7亿美元的金银以及外币。[96]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究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民众多大比例的财产。据估计，至1948年9月底，上交给政府的金银以及外币的总额仅占民众实际持有资产的20%—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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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对政府表示最强烈愤慨的群体并不是因为经济混乱而一直遭受损失的“中产阶级”，而是商人和企业家。11月1日，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协会召开了一次由当地工商业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纷纷谴责政府政策对工商业造成的破坏，并强烈抗议众多企业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侮辱。一位发言者称政府为“庸医”，认为400万上海市民被政府当成了“实验样本”。其他人要求财政部长辞职，并惩罚那些对改革方案负责的人。[98]其他评论者多少显得冷静一些。一位评论者曾做出预测：“这次货币改革可能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政治系的学生提供的最后一次教训了。”[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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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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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我们很难确定通货膨胀和政府失去“中产”工薪阶层这一少数群体的支持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关联。但毫无疑问，至少相对于其他阶层而言，工薪阶层承担了通货膨胀造成的大部分危害。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由此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当然，就绝对的贫困水平而言，许多低收入的工人和失业者和他们同样或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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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主要的工薪阶层包括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军官以及政府职员。在“二战”期间，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困苦不堪了，因为通胀降低，他们的实际收入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6%—12%。下降的平均水平因职业和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为不同的部门提供给员工的住房、大米、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并不是统一的。到1945年，工薪阶层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受压迫阶层”，并且在整个内战期间，都一直如此。[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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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至少可以向工人发放补助，以补偿生活成本的上涨，但政府发现，很难对自己的雇员进行同样的补偿。这些雇员包括大多数大学教授，他们与普通公务员薪金水平大致相当。[101]1946年5月，《大公报》的一名记者调查了上海主要行业的月平均工资，无论工人的不满有多么强烈，他们的薪资仍高于教师和政府雇员。当时，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别较大，例如，针织业女工的月工资是5万法币，木匠为18万，机械工达到了20万，总之，上海主要行业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为10万法币。[102]但到1946年2月底，上海高校教授的平均月工资大约只有5.2万至7.8万法币。[103]他们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理发师、裁缝和银行职员。1946年上半年，即便是政府银行办公室的勤杂工每月都能挣到11万法币。上海的三轮车夫每天可赚到2万法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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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昆明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发布了联合声明，要求政府增加工资。小学教师的月工资当时为8万法币，这样的收入据说无法维持城市里两到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105]上海大学教授协会用自怜的语气宣称：“教授的薪酬甚至比不上奶牛场里清除粪便的苦力、电车售票员或者政府银行的雇工。”他们或许并没有夸大事实。[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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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所有政府雇员的工资平均三个月上调一次。但这样的调整从来没有赶上过生活成本实际的上涨速度，教师和公务员仍然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中，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实际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107]1947年4月，天津一个低层政府职员的月收入是20万法币，这笔钱仅能支付他的伙食费和其他生活杂费，但不包括房租。[108]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10名教授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公立学校教师和公务员已经无法保持哪怕是最低生活标准了，他们的家庭每天都在饥寒中度日。教授们警告，过低和不公正的工资待遇产生了三大危害：效率降低、腐败蔓延、敷衍塞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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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48年初上海市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在接受调查的1942个公务员家庭中，大约69%的家庭要么存在债务问题，要么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110]1948年3月，一个公务员写信给《大公报》，讲述了自己的困难情况。作为“政府机构的一个低级职员”，他每月的薪水是310万法币。这笔钱无法买到他和他的父母每月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支付他们居住的小屋每月3斗米的房租。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一家三口人全部食物仅有大米、蔬菜以及每星期一磅猪肉。然而，在1月底，政府将他这个级别职员的大米配给由每月8斗减少到每月3斗。他在信中写道，人们现在甚至买不起能够维持一个月基本生活的玉米面了。“在过去10天里，我们能吃到的东西只有稀粥。每天8小时坐在办公桌边，我时常饿得头昏眼花。”[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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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由于经济困境导致的苦难，工薪阶层对社会主义至少已经毫不恐惧了。通货膨胀“吞噬”了他们所有的薪水和储蓄，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了。事实上，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因为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直怀有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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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知识界的贫困的确为学生反内战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主题，经济窘迫也使得教授们广泛支持学生的反内战运动。正如我们提到过的，教授们本身显然是赞成1947年学生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当时他们提出了许多要求，例如削减军费、增加教育支出——包括提高他们的工资。政府通过滥印钞票维持战争，使许多民众陷于贫困，这种做法受到反战人士的严厉批评，并由此失去了知识界的支持。但与工人运动不同的是，工人运动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混乱直接引发的，知识分子不支持政府的内战政策则是出于对政府更复杂的评估——知识界认为，放弃国民党政府是为保存整个国家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知识分子自身在最近遭受的贫困只是他们评估中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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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政府公务员并没有积极地参加反政府的抗议活动。除了写信给报社讲述他们的困境，或订阅《观察》杂志（假使他们买得起），公务员没有采取任何政治上有影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112]公务员和知识界一样，直到战场上的惨败最终决定国民党的命运之前，他们一直没有抛弃国民党政府。因此很难确定，他们的贫困除了导致腐败增加和工作效率降低，还对国民党政府造成其他什么不利的影响。但这些弊端造成的伤害或许已足够破坏政府在其他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了。但就公务员自身而言，他们对国民党和内战的态度与知识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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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璈对当时局势的总结似乎是最精当的，他认为，公务员和教师的窘迫境况“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因为他们本身就有左翼知识分子的倾向”。[113]这段话的含义是，内战时期严酷的经济现实加剧了这一阶层原本就危险的政治和思想倾向。如果这一观点属实，通货膨胀对政府造成的最主要政治伤害或许并不是政府由此失去了城市中靠薪水生活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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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下一个最后的结论，政府为经济管理不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印发钞票填补财政赤字只是政府诸多错误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对政府来说，这一决定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或许是，决策者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他们可以不付任何代价解决财政问题。大量印发钞票以及持续地依赖外国援助，[114]的确帮助政府度过了抗战时期，但这些措施也极大地削弱了本国经济。在抗战时期，通胀就已经开始了，要想遏制这一趋势，政府必须彻底和全面地改变自己的经济管理方式。因此，毫不奇怪，由于缺乏进行这样的改变以及做出相关决策所必需的经验，政府在对抗共产党的战争中采取了同样的经济管理方式。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加速其经济状况恶化之外的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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